原標題：拜登“抄作業”將會抄出危機

現在，拜登宣誓就職美國總統也不過只有大約半年時間，但是他已經完成了必要的經濟政策機制轉換，而具有諷刺意義的是，完成這轉換前半段的不是別人，正是他在大選當中擊敗的前任特朗普。紐約大學著名經濟學家、“末日博士”魯比尼（Nouriel Roubini）撰文指出，雖然拜登政府在諸多問題的處理上都比前任高出一籌，但是他們所選定的，繼承自前任的大方向本身就決定了這條道路充滿風險。以下即魯比尼的評論文章全文。

現在，拜登政府已經走馬上任半年有餘了，大家也有了充足的證據，可以將新政府的經濟主張與特朗普政府，以及再之前的各屆民主黨和共和黨政府做一番比較了。

結果就是，人們會得出一個奇特的結論：所謂“拜登主義”與其說是拜登曾經擔任副總統的奧巴馬政府主張的延續，倒不如說是特朗普政府政策的翻版。在特朗普任內興起的新民粹主義經濟政策，到了拜登這裏更是被髮揚光大，這就使得拜登政府迥然不同於奉行新自由主義的克林頓至奧巴馬的歷屆政府。

在選舉當中，特朗普高度強調被拋下的白人藍領勞動者的關懷，以民粹主義的姿態脫穎而出，而真正當上總統之後，他所執行的其實更像是一種財閥統治——降低企業稅，進一步削弱勞動者與資本抗衡的能力。不過即便如此，他的政策日程當中還是包含了一些真正的民粹主義元素，這一點與之前幾十年時間當中共和黨政府傾向於大企業的政策取向對比，顯得尤其明顯。

雖然克林頓、小布什和奧巴馬政府的政策各自都有其獨特之處，但是整體而言，他們的在關鍵性經濟問題上的基礎定位都是一樣的。比如，他們都提倡貿易自由化，都喜歡強勢美元，將其視爲降低進口價格，支撐工薪階層購買力的手段，也希望藉此可以緩解收入和財富不均的問題。

這些前任政府都高度尊重美國聯儲的獨立性，支持聯儲爲了履行確保價格穩定使命所做的工作。這些政府在財政政策上也都懂強調適度，能夠儘量儲存財政盈餘（而不會因爲盈餘就訴諸減稅或者增加支出），作爲應對未來經濟低迷的本錢。最後，克林頓、小布什和奧巴馬政府對大科技公司、大企業和華爾街的態度都相對溫和。他們都在商品和服務領域奉行減輕監管的導向，爲今天企業、科技和金融領域寡頭權力集中局面的形成奠定了基礎。

這些政府具有相對連續性的政策，再加上貿易自由化和科技進步，以及勞動者在總收入份額當中佔比的不斷下滑，就造成了貧富不均的日益嚴重。雖然因爲監管放鬆，企業的利潤會變得更加豐厚，消費者也可以因爲低價格和低通貨膨脹的緣故獲得一定的好處，但是那些都只是副產品而已。

總而言之，從克林頓到小布什再到奧巴馬，他們的經濟政策主張本質上都是新自由主義，體現了他們內心深處對所謂涓滴經濟學的虔信。不過，到了特朗普時代，經濟政策就開始向着新民粹主義、民族主義方向轉變，而到了拜登時代，這些轉向終於徹底成型。

雖然說起來，特朗普在貿易保護主義方面的極端立場和行爲廣爲人知，但事實就是，拜登也在推行類似的民族主義的、內部導向型的貿易政策。他保留了特朗普政府針對許多其他貿易伙伴設立的關稅政策，而且還推出了更加嚴格的“購買美國貨”的採購政策，以及讓製造業重歸本土的經濟政策等。

同理，雖然拜登並沒有像特朗普那樣公然表達對弱勢美元的強烈要求，也沒有像特朗普那樣恫嚇聯儲，要後者爲自己政策創造出的鉅額預算赤字埋單，但是新政府所貫徹實施的種種政策同樣需要獲得聯儲更加密切的合作。事實就是，美國即便法理層面還沒有，但是至少在實質層面，已經進入了一種永久性債務貨幣化階段，而這一階段正是由特朗普和聯儲主席鮑威爾最初啓動的。

在這種新的安排之下，如果通貨膨脹只是小幅上揚，則聯儲就將選擇所謂“善意忽略”的立場，因爲不然的話，他們就必須選擇收緊貨幣政策來對抗通貨膨脹，而後者必然導致市場崩盤和嚴峻的衰退。這一看似微妙的改變，其實也標誌着美國聯儲當前的政策立場已經與1991年至2016年間迥然不同，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

還有，考慮到美國正經歷着巨大的雙赤字——財政預算赤字加上經常賬赤字，拜登政府其實已經放棄了對強勢美元政策的尋求。雖然他們沒有像特朗普那樣公開鼓吹弱勢美元的“好處”，但是他們其實非常樂於看到美元貶值的一幕，因爲這可以幫助重塑美國的競爭力，以及降低不斷猛增的貿易赤字。

爲了扭轉收入和財富不均問題日益嚴重的勢頭，拜登選擇了進行財富大規模直接轉移的政策，減輕了諸如勞動者、失業者、半失業者和其他低收入羣體的稅務負擔。需要再度明確的是，這一政策轉向其實同樣開始於特朗普的時代，比如2020年3月的2萬億美元的《新冠病毒援助、救濟和經濟安全法案》，以及12月的9000億美元刺激法案，都是特朗普簽署生效的。在拜登任內，美國又通過了1.9萬億美元的刺激計劃，而且新政府目前還在醞釀各種新的大規模之處計劃，其總規模可能達到4萬億美元。

雖然拜登在稅務政策方面表現得要比特朗普激進得多，但是，新政府想要真正增稅，其能力其實是頗受限制的。因此，拜登任內大概率會像特朗普任內一樣，龐大的財政赤字將再次主要由舉債來支撐，而後者又將由聯儲被迫訴諸長期的貨幣化操作來解決。

在引導公衆對大企業和大科技公司的情緒反彈這方面，拜登也是延續了特朗普的方針。現在，拜登政府已經開始採取了一系列的步驟，覆蓋了反壟斷行動、監管方針調整，以及最終的立法層面，去控制企業的權力。在所有的具體行動當中，他們的終極目標都是國民收入的再分配，將以前歸屬於資本和利潤的部分拿出一些來重新劃撥給勞動者和薪資。

總之，迄今爲止，拜登的經濟政策日程都帶有濃厚的新民粹主義色彩，這些政策與其說是他所曾經輔佐的奧巴馬的延續，還不如說是他在選舉中擊敗的特朗普的翻版。只是，這一經濟主張大方向的改變，其實並不值得喫驚。歷史已經證明，每當貧富差距變大時，無論是左翼還是右翼的政治家，幾乎都會變得更加富有民粹主義色彩，因爲如果他們無所動作，則日益強化的貧富不均問題最後就會變成社會不安的源頭。

從這個角度來說，美國經濟政策的鐘擺從新自由主義擺向新民粹主義的方向，其實是不可避免的事情。只不過，這種轉變雖然在爲政者的立場看是必要的，但是也有其自身特定的風險。大規模的私營部門和公共部門債務就意味着聯儲將墜入債務陷阱。還有，去全球化、社會老齡化、移民限制、壓制企業部門、網絡攻擊、氣候變化，以及新冠病毒疫情等等因素都會對供應鏈造成嚴重衝擊，這就意味着美國經濟的處境將變得非常脆弱。

寬鬆的財政和貨幣政策也許可以幫助提升勞動者當下在全民收入當中所佔據的份額，但是長期角度看來，這一因素卻可能導致高通貨膨脹，甚至是停滯膨脹（如果供應面遭到重大的打擊）。如果旨在減輕貧富不均的政策，最終導致了私營和公共部門債務不可持續的增長，那就將爲我在今年夏季警告過的停滯膨脹債務危機埋下伏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