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71人的特殊“冒險”

這個羣的人數還在不斷增加。

它成立於南京啓動第一輪全員核酸檢測期間。整座城像是突然被拋入緊急狀態，兩天時間要完成931萬市民的採樣，每個崗位都缺人手。7月21日晚，位於南京老城的鼓樓區江東街道，採樣點尚未搭建完成，門外排隊的羣衆已經拐彎。街道團工委書記張春陽粗略一算，秩序維護、信息錄入、物資後勤、掃樓掃街，急需大量志願者支援。於是，她在人來人往的現場臨時拉了個羣，取名爲“青愛的江將好”。“它的寓意是，擁有青年力量、被青年們愛着的江東街道，會越來越好。”截至目前的271名羣成員裏，有經常上電視的著名律師、收入不菲的金融投資專家，也有尚未成年的食堂配菜工和剛上大學的年輕女孩。但在羣裏，每個人被簡化成兩個符號：姓名+電話。這是張春陽定下的規矩，方便聯繫，也便於日後答謝。羣裏超過八成以上的志願者，張春陽直到現在也沒見過。但透過羣裏不斷傳回的現場照片，她能想像出那隱藏在頭像和備註後面，每一個掛滿汗珠、誠樸而熾熱的臉龐。

那是一座城市的人民在突遇磨難時，最本能而真實的反應。

“他們是來幫我的，不是欠我的”

連張春陽自己都說不清這個羣怎麼會廣爲人知，只知道越來越多的人通過掃碼和邀請進羣。最多的一天，100多人陸陸續續湧了進來。

廣東汕頭人劉燦立是最早的一批羣成員之一。他和張春陽在去年疫情防控期間做志願者時認識，在他眼中，這個剛滿30歲的女孩頭腦靈活，不被條條框框所限制，解決問題的思路總是不拘一格。

當時，街道有個小區出現疑似確診病例，朋友提醒“那邊危險，阿立你不要去”，他卻覺得去那裏幫忙是“給祖上積德”。但最後，連張春陽也沒有同意他去，而是把名額優先給了共產黨員。

這成了他的遺憾。小區卡口撤點後，兩人一年多沒有聯繫，再聊天時已是南京此次“一採”啓動前夕。聽說張春陽要招募志願者，他爽快地進了羣。

在劉燦立看來，這種時候像他這樣的人待在家裏是“愧對社會”。除了在採樣點上做志願者，他操心所有跟疫情相關的事情。得知南京血庫缺血，他把一張彙總全市所有獻血車點位的長圖，一股腦轉發到三四個400人的羣裏。“特殊時期，方便的話男人一起扛。”他在轉發時說了一句“重話”。第二天，這個自稱“糟老頭子”的52歲男人偷偷跑去獻了400cc血。

相比之下，周文的進羣是“誤打誤撞”。7月23日晚上，他喫完飯後躺在牀上休息，突然被一位朋友拉進羣裏。這個羣是誰建的，屬於什麼性質，他一概不知，只看到大家都在@一位叫“張老師”的人。

得知這個羣爲志願服務而建，周文立刻表示“我都可以，隨便你們安排”，隨後得到“張老師”的回覆，“根據你自身情況，自主選擇點位。”

這是張春陽爲志願者服務定下的原則，她討厭“分配”。“我一直認爲，必須先尊重志願者，讓他們擁有自主選擇的權力，而不是任務分派似的安排。他們是來幫我的，不是欠我的。”

她不止一次在羣裏提醒，凡是在點位上受委屈的志願者，都可以直接找她。“三採”的信息錄入必須用安卓系統的手機，她一個人頂着太陽跑去新街口，租了一箱二手手機抱回來。

她協調街道社區爲每位志願者提供有葷有素的盒飯。一位上大學的男孩第一次來時，靦腆地說自己去外面解決午飯，被張春陽拒絕，“你來幫我們，不可能讓你餓着”。

“四採”結束當天晚上，羣裏討論起各自點位上喫過的盒飯，一位女大學生說，自己做過那麼多志願服務，第一次喫到飯，許多人紛紛跟進，表示贊同。

十幾人同時編輯的文檔

要讓將近300人的志願者羣實現自主選擇，張春陽的方法是“在線文檔”。剛剛過去的河南暴雨中，這種在線編輯形式幫助3000多人得到救助，被人稱爲“救命文檔”。

在這個羣裏，文檔被丟進去時，已經列好採樣點位、服務時間和現場聯繫人，志願者們要做的，就是根據自身情況，把姓名和電話填在合適的一欄，隨後各自去往遍佈全街的12個採樣點（最多時）。

周文在珠江路電子城工作13年，對“在線文檔”再熟悉不過。他沒想到這種廣泛用於商務場所的小程序，會出現在一個志願者服務羣裏。進羣當晚，一份“二採”表格被髮進來，本不屬於江東街道的周文，對上面的地址都很陌生。他打開手機地圖挨個搜，最終選出離自己最近的採樣點，做到晚上11點才走。

這個羣急速壯大時，不少新人表示加不上張春陽個人的微信。但很快有人發現這是多此一舉。“你只要在表格填好信息按時去，到了現場打聯繫人電話就行。”周文說。

只要手頭沒事，他都會在第一時間點進去，幾乎每次都能目睹表格從空白到被填滿的全過程。最多時，十幾個人同時編輯，右上方的作者頭像一欄常常裝不下，只能顯示出數字。在周文連續參加十多次志願服務後，張春陽終於注意到這位積極的“大叔”，並主動加了他的微信。

有人在表格上的位置是固定的。19歲的女大學生曹田甜，每次報名都選擇寧海中學分校的晚班。她住在與學校只有一街之隔的小區，卻屬於緊鄰江東街道的鳳凰街道。雖然放了暑假，但維護院系公衆號等一系列事務壓在她手上，只有晚上才能抽出整塊的時間。7月下旬以來，她習慣在喫過晚飯後出門，步行到寧海中學分校，從長長的隊伍旁走過，來到採樣臺前。

曹田甜沒想過自己會以這樣的形式回到母校。她在這裏度過3年時間，畢業後，遍佈校園的石楠花就一直藏在記憶深處。但今年夏天，管理嚴格的校園向所有市民敞開大門，位於一樓的四間教室被闢成採樣點，身穿防護服的登記和採樣人員坐在裏面，課桌上擺着棉籤、試管和消毒液。

她一度就在自己初一坐過的教室裏，給前來的市民做登記。她顧不上回憶過去。這個因爲地處街道邊緣、人員稀少的採樣點，突然間被人發現“不用排隊”，並口口相傳，反而火爆起來。透過眼鏡和麪罩，她不時會認出熟悉的所在小區的面孔。“二採”開始後，曹田甜幾乎每次都要忙到深夜12點半以後回家。

一天夜裏將近兩點，曹田甜在結束志願服務後發了條朋友圈，“怎麼處處都寧海人，志願也能偶遇寧海人”。那天，她在志願服務現場遇到兩位寧海中學校友。她是系學生會副主席，從班長羣裏收集學生資料時發現，全系每10個人裏，就有一位正活躍在南京各區的抗疫一線。

“去死吧，新冠！”

張春陽會提醒每一位新入羣的志願者，把自己的備註改成“姓名+電話”的格式，這是快速聯繫到一個人時所需的最核心信息。單位、職務，在這裏統統消失。她希望羣裏的每一次聊天，都是在討論志願服務本身。

但也有少數人“打破”這種規矩。38歲的冷星星，在自己的備註里加上“中共黨員”四個字。在這位入黨16年的老黨員看來，亮明這個身份能獲得更多的“優待”，能多領到一些特殊任務。

南京祿口國際機場疫情發生以來，冷星星一直在通過各種渠道尋找志願任務，她覺得自己“應該做點兒什麼”。但她剛進羣，就被從天而降的黃碼“按”在了家裏。等到申請轉綠時，南京已在開展第二輪核酸檢測。

羣裏發佈新一批志願服務招募需求，家在江北的冷星星一看到信息，第一時間帶着愛人開車趕過來。第一次做信息登記時，她一口氣在4個小時裏掃了51根管子。她在羣裏“炫耀”，一激動，把人數當成管數，說成了“510”根。

張春陽很確信，自己這個將近300人的羣裏，所有人都是真心想做志願服務。“沒人動員沒人勉強，沒有表彰，進羣全憑自願，只要抽出時間，大家都願意過來。”

17歲的劉昌廣總在羣裏自稱“猛男”，實際上體重只有108斤。“三採”收官，江東街道動用流動車輛爲剩下的居民測核酸，考慮到穿脫防護服不方便，又要跟隨車子在轄區內轉悠，張春陽把報名條件限定在“男熟練工”。劉昌廣看到消息，一口氣報了全天。

“你這樣來回跑，不累嗎？”張春陽問。

“記住了，我是猛男。”劉昌廣說。

“不行，我不允許，只給報半天。”張春陽當着羣裏所有人的面，“強硬”了一次。

事實上，因爲年齡太小，張春陽當初差點拒絕接收這位未滿18歲的“小杆子”。但劉昌廣很倔強。他在疫情剛發生時直接跑到社區，問哪裏能做志願者，隨後在採樣現場遇到張春陽，被拉進羣。一開始，他從不在羣裏講話，遇到招募時卻第一時間直接私聊張春陽，“我就想讓她第一時間看到，儘早安排我”。

去年疫情期間，他在安徽阜陽老家憋了一個多月，每天只能睡覺、玩手機、打羽毛球。他在超市門口看到穿紅馬甲的人給市民噴酒精、量體溫，萌生了去做志願者的想法。但3月18日他回到南京時，疫情形勢已經向好，留給志願者的崗位不多了。

這次南京成爲“風暴眼”，劉昌廣幾乎是“報復性”地做志願。他在南京大學鼓樓校區的茶餐廳工作，每週有一天休息時間，可以自己支配。這半個月，他不斷向領班提前預支假期，卻從不透露自己去哪。

南京啓動“二採”當天晚上，他承擔起爲試管封箱搬運的任務。工作間隙，他對着一袋試管拍下照片，發了朋友圈。

“去死吧，新冠！”他這樣寫道。

“期待拍一張不戴口罩的大合影”

在寶地園社區主任顧陳梅眼中，張春陽和她的羣彷彿有股神祕力量，無論任何時候需要，她都能第一時間“搖”來自己需要的人。

“一採”是寶地園社區所有社工壓力最大的時候。6名社工要負責7000多戶籍人口核酸採樣，採樣點還沒佈置好，聞訊前來排隊的居民已有幾百號人。黃碼轉綠時，每天都有居民到社區抱怨，說着說着就變成了吵架。有人拉住社工掰扯兩個小時，還有人沒聊兩句，直接把顧陳梅的微信拉黑。

連續多日凌晨三四點回家，顧陳梅終於撐不下去了，她找張春陽“要人”，當天就有一位話不多的男大學生找上門來。簡單培訓後，顧陳梅把打電話排查信息的任務交給他。

幾個小時後，男生遞給她一張表格，上面密密麻麻寫滿每一位居民的排查信息，字跡清晰工整。顧陳梅把隔壁的同事叫來讓他們看，最後的核對顯示，這份表格的錯誤率比很多社工還低。

第三輪核酸檢測收官，冷星星和其他志願者負責起給居民打電話，覈查有無做過採樣。她原本做好心理準備，要接受話筒那端“狂轟濫炸”，誰知聽到的字眼一個比一個溫暖。

一位老人解釋自己有腳痛風，出門困難，冷星星告訴他可以安排人上門採樣時，老人連連拒絕：“那太麻煩你們了，我喫過藥，爭取自己走過去。”有的人已經做過，沒有被大數據捕捉到，但並未對這個“多餘”的電話表現出不耐煩：“沒有關係啊，你們辛苦了，我們會一直配合。”

劉昌廣成了大家口中“很棒的小劉”。學還沒上完，他就跑出來打工，輾轉多個飯館，每天悶在後廚裏，整日面對大鍋和竈臺。此次出來做志願服務，他沒想到自己能同時得到這麼多人的認可，在羣裏的發言逐漸活躍起來。張春陽專門爲他爭取一個社會青年推優入團名額，消息發在羣裏的時候，不少人衝他豎起“大拇指”，表示祝賀。

“二採”結束後，張春陽得知劉燦立沒有打新冠疫苗，說什麼都不讓他再參加了。劉燦立結束了自己短暫的志願服務，最後一天晚上，他忙完手頭的活兒，站在採樣臺前，讓其他人給自己拍了張照片，並把它換成自己的微信頭像。“人難免不考慮自己利益，只有做志願的那一刻不是爲自己而想。”

在鼓樓高新區一家科技公司擔任行政主管的李睿，每次帶着七八位同事，清一色二十五六歲的年輕人，去最近的採樣點服務。有時前線人手不夠，她剛把求助信息發到工作羣，領導就在下面發話：“手頭工作少的，立馬下樓去！”在聯創大廈做志願時，她經常看到像自己一樣的“領頭兒的”，帶着一隊人走過來，上前一打聽，都是高新區的鄰居企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