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蔡昉談中國的生產率悖論：資本勞動比提高造成勞動力內卷

2021年8月24日，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舉辦了第402期《金融論壇》。本期論壇邀請了中國社會科學院國家高端智庫首席專家、學部委員蔡昉研究員爲主講嘉賓，就《中國的生產率悖論》作專題報告。論壇由金融所所長張曉晶研究員主持。

首先，蔡昉老師回顧了中國勞動力人口和勞動生產率的變化趨勢，並提出

兩個事實。第一，中國勞動年齡人口在2010年達到了峯值，在此之後人口紅利逐漸消失。人口紅利消失不僅僅是勞動力短缺以及其所帶來的工資上漲，也帶來人力資本改善減慢、投資回報率下降和要素投入驅動型增長方式不可持續等問題，更使資源重新配置空間縮小（即生產率下降）。第二，中國勞動生產率增長進入了減速階段。

當前，中國經濟已不再由勞動力和資本要素來支撐，必須轉向生產率驅動，但勞動生產率遇到了技術趕超後發優勢減弱、全要素生產率（TFP）增長停滯、人力資本改善速度放慢等諸多問題。從勞均GDP和年實際GDP增長率的變化趨勢來看，中國勞動生產率（即勞動人均GDP）在不斷提高，但是提高速度（年實際GDP增長率）卻在劉易斯拐點（2004年）之後趨於下降。

傳統的依靠要素投入驅動的增長方式不可持續，同時生產率增速也放慢，就是一個需要破解的悖論。蔡老師系統闡述了以索洛命名的生產率悖論以及可以解釋索洛悖論的兩個因素。索洛悖論就是“處處感到身處計算機時代，惟獨在統計中見不到生產率提高”。可以解釋這個悖論的兩個因素：第一是部門內資源配置僵化。一般而言，企業之間生產率的提高並不意味着所有企業的生產率同步提高，只有將那些生產率差、達不到平均水平的企業淘汰掉，企業的整個生產率纔會提高。但中國的有些企業存在着各種尋租行爲，尋求地方政府的保護和補貼，這種情況下就會造成生產率低下的企業仍然存活，甚至還會產生一批殭屍企業。第二是部門間資源配置退化。目前，中國最大的產業分類就是一二三大產業。一般來講，如果勞動力從生產率低的一產向生產率高的二產或三產轉移，生產率就會提高，而如果勞動力從生產率高的二產向生產率低的三產或一產倒流，生產率就自然會下降。而事實上，中國已經出現了由此導致的生產率倒退現象

。

蔡昉老師從製造業比較優勢和比重、生產率和經濟增長等角度解釋當前要特別關注生產率問題的原因。世界銀行按照人口轉變階段特點將世界各國劃分爲前期人口紅利、早期人口紅利、晚期人口紅利和後人口紅利四個階段，人口紅利主要集中在早期和晚期兩個階段。從這個變化過程來看，

隨着人口紅利從無到有、再到消失，製造業比較優勢（比重）、生產率和經濟增長率均呈現倒U字軌跡。具體而言，製造業比重在人口紅利充足時期（即工業化加速推進時期）達到最高點，而在此之後開始下降（中國已經從2006年開始了製造業比重下降過程）；生產率在人口紅利充足時期提高最快，這是因爲在人口紅利得到充分發掘，就意味着勞動力大規模進入到非農產業，大量剩餘農村勞動力被工業化過程所吸納，形成疾風暴雨式的資源重新配置；GDP增長率和生產率增長率也表現出一致的勢頭。蔡老師隨即給出了一個判斷，中國很可能在尚未成爲高收入國家的時候，就已經超越了晚期人口紅利階段，進入到後人口紅利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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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昉老師系統梳理了

生產率悖論的分歧點和一致結論。第一，從“技術性質說”來看，戈登和科文認爲以1940年爲界，之前與之後的70年技術革命，在根本改變人們的日常生活以及生產率分享方面具有巨大差異。“新經濟”無法比擬以往的偉大發明，還伴隨着阻礙增長的不平等、教育、人口和財政等問題。當然，他們二者的觀點也略有不同。其中，戈登認爲1940年之前的技術進步具有革命性，而在此之後的技術進步並沒有那麼強的革命性，而科文認爲早期的技術進步更具有分享性，後來的技術進步更偏於資本收益。第二，“技術斷層範式”提出了三個觀點

。第一個觀點認爲索洛悖論已經得到解決，並改寫了索洛悖論：即生產率統計中處處有計算機（作用）；第二個觀點認爲計算機賦能的機器、機器人等自動化設備日益替代傳統的勞動力，導致勞動者面臨着各種壁壘，工資議價能力有所下降，就業減少，勞動者地位降低；第三個觀點認爲美國生產率增長與平均工資增長日益脫鉤。第三，從最近的阿西莫格魯的研究來看，他們並沒有確定索洛悖論是否存在，但他們肯定的是生產率提高由就業萎縮所導致（近乎“資源配置退化”解釋）。也就是說，在生產率提高的那些行業中就業會減少，而就業機會的減少會使更多的工人回到生產率低的行業中，因此生產率在總體上其實是退步的。

基於以上分歧點和一致結論，

蔡昉老師提出阻礙進入和退出必然會抑制生產率的觀點。第一，從資源配置僵化來看，當年日本殭屍企業的盛行就是資源配置僵化的典型案例。第二，從資源配置退化來看，美國的企業具有典型的資源配置退化特徵。根據研究，美國等發達經濟體生產率的提高主要來自於一個行業內部企業之間的進入和退出機制，這種進入和退出以及生存與死亡即優勝劣汰，對美國生產率提高做出了1/3到1/2的貢獻。但是，越是贏者通喫，超大科技企業越具有壟斷性，越容易產生阻礙競爭和創造性破壞的現象。進一步來看，美國企業的資源配置退化至少是索洛悖論的原因之一

。雖然美國的服務業勞動生產率要高於工業（含生產率低的建築業），但是受教育程度低的勞動力卻不一定能找到高生產率的服務業崗位。從另一種分類來看，美國的“貿易部門”的勞動生產率既高且增長，“非貿易部門”的勞動生產率較低並停滯，而新增崗位皆來自“非貿易部門”。日本企業也存在資源配置退化現象，表現爲日本在製造業比重下降以及勞動力從工業流向服務業的同時，工業與服務業的勞動生產率增長分道揚鑣，前者上升，後者停滯乃至下降。這種勞動力流向與生產率提高的背道而馳，自然意味着資源配置退化。

蔡昉老師指出，

一些應對經濟增長減速時出臺的保護和刺激政策，具有降低生產率增長速度的後果。第一，增長減速後政策的刺激傾向會導致貨幣寬鬆。當前，M2增長速度快於GDP增長速度的現象，表明經濟增長減速之後宏觀政策的刺激傾向會使貨幣處於寬鬆狀態。當企業和投資主體面臨寬鬆和寬容的貨幣環境時，低效率的企業不可避免地獲得注資，難以退出市場，處於僵而不死狀態。第二，比較優勢弱化中的資本深化。在寬鬆的貨幣政策和寬容的產業政策影響下，企業還會主動尋求政府的救助和保護，並試圖通過重生乃至脫胎爲戰略性新興產業，這導致提高資本勞動比的過度提高（即資本深化）。第三，資本深化以就業減少爲代價。在就業減少的同時，資本深化會通過增加投入資本來增加製造業產出，可能也會提高勞動生產率，但肯定不會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從今後的經濟增長因素來看，就業是負貢獻，資本深化不可持續，人力資本改善需假以時日，唯一需要依靠且可持續的增長源泉，就是全要素生產率。如果TFP得不到提高，製造業的比較優勢、競爭力和分享性就會削弱。第四，資源配置僵化和退化的表現。資源配置僵化表現爲企業退出和進入受阻，同一部門企業間的勞動生產率不能趨於均等；資源配置退化表現爲勞動力從高生產率部門倒流到低生產率部門，部門間生產率差異擴大。如果做一個簡單衡量的話，一方面，企業間的勞動生產率變異係數的提高趨勢表明殭屍企業難以退出、比較優勢企業無法勝出的情形；另一方面，二產和三產在就業增長和勞動生產率提高之間的明顯分化趨勢，或者說就業擴大與勞動生產率提高方向相互背離的現象，說明生產率的提高是更多資本投入和較少勞動投入共同作用的結果。第五，生產率與工資存在相互背離趨勢

。其一，製造業資本深化的加劇是更多的資本替代了勞動，造成就業崗位萎縮；其二，製造業工資較高，但很多勞動者人力資本不匹配；其三，探討鮑莫爾成本病的隱含意思，意味着社會整體生產率的提高，不僅要在社會層面分享（社會福利體系），還應該也可以在產業、行業之間分享，也是新的經濟增長點。

基於以上分析，蔡老師認爲

解釋中國的生產率悖論主要從以下六個方面着眼，也可以從中提煉政策含義。一是低效、殭屍企業不能退出和死亡；二是資本勞動比提高造成勞動力內卷；三是人力資本回報下降的教育負激勵；四是基礎設施建設和信息產業基礎安裝閒置，過度投資造成資本利用率和投資效率下降；五是不同發展階段的地區發展相同的高精尖產業，使用效率必然大相徑庭；六是經濟發展過程中過度重視流量增長（即GDP增速），忽視了財富和人力資本積累

。

最後，蔡昉老師圍繞生產率提高模式轉換提出四個觀點。

第一，資源重新配置效率是帕累託改進。以二元經濟發展和收穫人口紅利爲宏觀背景，勞動者追尋更高收入的轉移同時是資源重新配置過程，故具有帕累託改進性質。第二，更高發展階段上的生產率提高需依靠創造性破壞。創造性破壞要求優勝劣汰，故不再是帕累託改進。市場主體會以GDP、就業、稅收等爲藉口尋求保護，希冀免於市場競爭，成爲“僵化”和“退化”的根源。第三，社會保護託底才能利用創造性破壞機制。OECD國家的經驗表明，勞均GDP與社會支出佔GDP比重正相關，因此從建設社會福利角度促進生產率提高是可行的。所以，中國應從社會層面對人進行普惠性保護，消除從微觀層面保護低效率企業、過剩產能、落後產業甚至過時崗位的顧慮，把所有企業推向充分競爭，實現公平與效率的有機統一。第四，提高生產率與共同富裕並行不悖

。GDP總量與人均水平的提高意味着社會蛋糕會不斷做大，而在當前共同富裕的背景下，提高生產率對分好蛋糕提出更高要求，福利社會建設是中國發展的終極路徑，也是現代化不可迴避的重要任務。

在互動環節，金融所書記胡濱研究員首先拋轉引玉，認爲蔡老師的演講給了我們一個特別的學習體會：如何從國際化視角和經濟學理論來解釋中國經濟增長問題，講好中國故事；並強調在當前黨史教育學習重要時期，全所人員應以此次講座爲契機，深入學習蔡老師嚴謹的治學理念和治學精神，努力將理論研究、應用研究和政策研究相結合，做好中國研究，講好中國故事。接下來，蔡昉老師就數字經濟和人工智能的發展是否會因資源配置僵化或退化產生新的生產率悖論、解決地方債和人口老齡化等社會問題的錢從哪裏來、如何改善生產率較低的國有企業、第三次分配以及中國進入福利社會後關注的焦點是什麼等問題與金融所研究人員展開了深入討論。特別是蔡昉老師提到“北歐國家第二次分配做得最好，但第三次分配做得比較差；美國第二次分配做得不夠好，但第三次分配可能是做得最好的”，令人印象深刻。

張曉晶所長最後對本次論壇做了簡單總結。他認爲蔡老師的演講深入淺出，非常透徹；講的不僅僅是中國生產率悖論這個當前問題，更是中國發展的未來。他以《蔡昉學術自傳》中的最後一段話作爲結束語，號召大家不僅要學習蔡老師的爲學，更要學習蔡老師的爲人：

古代羅馬著名學者加圖（又稱老加圖），是更爲著名的政治家小加圖的祖父，還算得上是經濟學這門學科在萌芽時期的代表性人物。當時羅馬盛行給名人建造塑像，卻不見有老加圖的。有人爲之打抱不平，認爲他比許多其他人都更應該享有塑像金身的榮譽。而老加圖本人卻不以爲然，也不情願自己的雕像佇立街頭或廣場。他的道理是：我寧願人們詫異“爲什麼沒有他”，而不希望有人疑惑“怎麼會有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