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直新聞

直新聞：美國上週三結束了40年以來最大規模環球軍演，而據報道，美軍在演習中悄悄刪除了有關“介入臺海”的部分。一時間島內輿論紛紛質疑，美國是否會“像拋棄阿富汗一樣拋棄臺灣”，對此您怎麼看？

特約評論員 張思南：這個問題是個僞命題。美國所謂“拋棄阿富汗”，是因爲美國過去20年裏在阿富汗有明確的軍事存在，也對阿富汗地區的安全和穩定負有某種不可推卸的責任。而拜登政府不顧一切，倉促間強行撤軍，導致阿富汗原政府土崩瓦解，這在我看來就叫“拋棄”。

但美國在臺灣既沒有，也不應該有任何的軍事存在，同時對於臺灣地區沒有任何明確的安全表態。是的，儘管美國“與臺灣關係法”授權總統和國會在“臺海生變”之際，採取恰當的措施予以回應，但具體落實到什麼是“恰當的措施”，則留下了一片空白。美國布魯金斯學會學者Richard Bush在2016年的一份報告中就指出，美國和臺灣之間所謂的“軍事合作”更多是政治性的，甚至就連“與臺灣關係法”本身對於美國政府而言是否具有完整的法律效力，也是值得商榷的。

這就像是一場一廂情願的單相思，如果美國從未對臺灣地區有過任何承諾，又何來的“拋棄”可言？說“拋棄”反而是“抬舉”島內當局了。我相信任何對於中美關係和冷戰史有基本瞭解的臺灣同胞都能理解這一點，只不過他們其中的部分不願意去面對罷了。

直新聞：我們看到，在阿富汗變局出現之前，“美國棄臺論”就會時不時地成爲島內熱議的話題。爲什麼島內一些人會這麼沒有安全感？

特約評論員 張思南：島內輿論對美國感到幻滅也是再自然不過的。過去很長一段時間裏，臺灣媒體始終在渲染所謂美國會介入兩岸的最終統一，而相關論述基本就是老三樣：一，臺灣是全球半導體產業的核心，美國出於經濟利益考量會進行干預；二，臺灣地區和美國有着某種社會制度相似性，美國出於意識形態考量會進行干預；三，臺灣是封鎖大陸的西太平洋島鏈關鍵節點，美國出於地緣安全考量也會進行干預。

這些論述看似邏輯自洽，但問題在於，它們是變量過於單一的理想假設，而且明顯是論點導向，即先有觀點，然後去尋找論據來自圓其說，並在這一過程中忽視所有不利的事實。於是你看到島內媒體很少會去講，美國是否還有足夠的經濟實力以武力介入臺海；很少會去講，美國的領導人是否有足夠的決心和意志，甚至是足夠的認知能力，去幹預臺灣問題；你更不會看到島內媒體去介紹美國在推出“與臺灣關係法”的同時，也推出了“模糊戰略”。什麼是“模糊戰略”？就是臺灣眼巴巴地問美國，如果王師東渡，你們幫不幫忙？然後美國說，也許、可能、我不知道。

自美國撤出阿富汗後，島內輿論出現越來越多像“美國不會爲臺灣而戰”“美國以自身國家利益爲優先考量”“將自己命運放在美國人手中是愚蠢的”這樣的觀點。諷刺的是，與此同時，我注意到臺灣社會開始出現針對這些觀點系統的攻擊與駁斥，並強調這是來自大陸的所謂“輿論攻擊”。

要我說，這還需要“輿論攻擊”嗎？這根本就是一種島內民衆再正常不過的反應。自1979年“美臺斷交”至今，美國共對臺軍售超過100次，43年間僅9年未有對臺軍售，這幾乎可以說是一種週期性的現象，臺灣就是在週期性地向美國繳納保護費，紙面支付金額按照今天的購買力換算超過1200億美元。

而這麼多年勤勤懇懇地交保護費，臺灣社會又得到了什麼呢？沒有任何實際的安全承諾，拜登政府至今維持着對臺模糊戰略，事實上，拜登本人就是模糊戰略最主要的推動人之一。就像我剛纔說的，數十年一廂情願的單相思，付出了真金白銀的代價，泥人都有三份土性，你現在要說臺灣民衆感到憋屈、感到憤怒都是“政治不正確”的，未免也有些過於喪心病狂了。

我在其中看到最讓我感到怒其不爭、哀其不幸的觀點莫過於：“當前的臺灣，除了依靠美國，還能依靠誰呢？”對此，我只想說，爲什麼，爲什麼島內的某些人一定要逼着兩岸的中華兒女去做這道親者痛、仇者快的單選題？如果島內當局能避開臺海陷於武裝衝突的導火索，我們是不是也就不需要再考慮這些問題了呢？

直新聞：美國總統氣候問題特使克里四個月二度訪華，先後與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韓正以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辦公室主任楊潔篪進行視頻會議。您如何看待克里的此次中國之行？

特約評論員 張思南：我注意到有觀點認爲，克里此次訪華，是在美國大肆破壞中美關係整體走向之際，試圖以“氣候問題”來縫合兩國之間的裂痕，是將“氣候問題”作爲裂痕之上的吊橋，至於吊橋什麼時候放下，又什麼時候拉起，則完全掌握在美國人手中，體現的是美國人的控制慾。

我認爲這一觀點非常邏輯自洽，至於能在多大程度上反應美方的真實意圖，以及對於中美關係有着多大程度的借鑑意義，則值得商榷。

第一，中美兩國在事務性問題的對接上可能存在方法論的不同。有一位學者講過，中國對於美國而言，是難以理解的，以至於到了近乎於恐懼的變態地步。他具體談了三個表徵：一是中國的發展超出了美國曆史上遇到過的，包括英、德、日、蘇在內的所有競爭者；二是中國的發展模式完全打碎了美國對於自身就是“歷史的終結”這種迷之自信；三是中美之間實力的此消彼長爲美國帶來了切實的存在主義危機。

基於這三點，這位學者認爲中美之間的矛盾是結構性的，競爭將是中美關係的核心，就連其中的合作也是爲了競爭而服務的。這一論述當前被國人廣爲接受，就像我剛纔引述的那個觀點認爲，克里和中國談氣候問題也是在美國打壓中國的這個大框架之下，反映的是美國的某種“控制慾”。

但如果你對美國社會有着更爲直觀的瞭解，又或者不用這麼麻煩，你只要學過“新概念英語四”，你就會知道，這裏可能存在某種誤解。上世紀90年代，美國在全面打壓歐洲商貿的同時，也試圖在一些具體的領域和歐洲達成合作，引起歐洲國家的不滿和困惑。後來他們發現，這並非是美國人的某種“控制慾”或是“二皮臉”，而是美國人傾向於先在小的問題上達成協議，然後延伸出不同領域的協議，換言之就是局部帶動整體；歐洲人則希望首先就普遍原則達成一致，然後適用於具體的不同領域，換言之也就是整體帶動局部。

中國作爲一個大陸國家，明顯和歐洲有着共通性。就像王毅和克里講到，氣候問題之於中美關係，就像沙漠中的綠洲，如果沙漠得不到有效控制，綠洲遲早會被侵蝕掉。但另一方面這不代表我們對於美國在解決問題路徑上的不同就無法理解，或者是要對這種不同本身做過於負面的解讀。

直新聞：所以您認爲，中美應該在氣候問題上展開合作對嗎？

特約評論員 張思南：是的。我認爲克里來中國和我們談氣候問題並不是某些人臆想中的“沒話找話”或是尋找“國際道義制高點”。中方一直在強調中美合作是雙贏的，而目前來看，氣候合作的確是目前最有可能實現的，某種意義上也是最具經濟效益的領域之一。

有意思的是，氣候問題在中國多少出於一種尷尬的地位。一方面，氣候問題比如說碳排放、碳中和，早已是一種政治正確；另一方面2010年丁仲禮院士讓全國人民模模糊糊有了個概念，那就是發達國家希望通過碳排放權來限制中國的發展權，而中國要發展，不要被限制碳排放。中國作爲新興的工業發展國家，和美國這種老牌的早已完成工業積累的發達國家，在氣候問題上是“天然的敵人”。

沒錯，限制碳排放，的確會爲基於傳統能源的工業發展套上枷鎖，但反過來，對於基於新能源的工業發展而言，則無異於開了掛。以風能發電爲例，2008年，中國總量全球第五，略高於英國，低於印度，僅爲美國的不到四分之一；而到2016年，中國一舉超越美國，此後一直處於全球第一的位置。2018年，中美兩國風能發電量加起來比全球所有其他國家總和還要高出個25%。中美當前雖然在人均碳排放問題上還存在某種分歧，但相對於其他任何國家而言，在搞減排發展新能源上已經可以說是處於絕對的利益同盟。

回想20世紀，美國人一直自誇地強調，中國是國際秩序最大的受益者，那是因爲美國是中國融入國際秩序這一過程中最大的受益者。而在21世紀，如果我們要向美國人去強調，去證明中美之間依然合作是主旋律，那光靠喊話也許是不夠的，我們需要着眼於更切實的領域。也許氣候問題、碳排放以及發展新能源產業，將是自傳統的經貿壓艙石之後，解決當前中美結構性困境的一把鑰匙，正如國務院副總理韓正和克里講道，“應對氣候變化是中美合作的重要組成部分”。

然而這一切，也不是沒有條件的、不能以美國人的意志爲轉移，而是要以信任爲前提。美國人可以有自己做事的方法，我們也理解這其中的價值，但他們首先拿出足夠的誠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