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國醫者丨梁承瑋吾將吾愛安放此處

盡心

第一次採訪，94歲的梁爺爺便哽咽了。

他回憶起一個故事，那時他還是小梁大夫，一個只有幾十天大的孩子得了敗血症，小梁大夫很着急，“爲什麼反反覆覆就是好不了呢？”可是想一想，也毫無他法。

在用盡一切治療方法之後，孩子還是沒了。小梁大夫很內疚，但是孩子的媽媽卻說，“我天天在這裏陪牀，親眼看見你們不分晝夜地爲我的孩子治療，累得站着眼皮都耷拉下來，你和大家都盡力了，是我們自己沒有福氣。

時至今日，再回憶患兒媽媽這番話，梁承瑋依舊清晰記得當時的感受。“一方面感恩她的態度，知情。另一方面，感覺我們無能爲力，本事太小。”

50年代的中國，孩子們飽受麻疹、小兒麻痹症、中毒性痢疾、結核性腦膜炎、血吸蟲病等聳人聽聞的疾病困擾。病種之多、之複雜，使得年輕的梁承瑋，必須迅速成長爲一個兒科的全科醫生，於困境之中，竭盡全力，找到辦法。

梁承瑋出身於書香世家，兒時爲念書，在炮火中輾轉流離。他懷着憂國憂民的心，憤然求學，用行動去描繪他心中的家國理想。之後，他一舉考入湘雅醫學院，開始接受系統的醫學培訓。湘雅的風範，梁承瑋不曾忘卻，求真求確，必邃必專，強調臨牀，強調觀察能力，以及提出問題的能力。這樣的科學精神完全投射到了他日後的醫學工作上。

拾微

1978年，梁承瑋被調入天壇醫院，參與重建小兒科。在此之前，他婉拒了兒科泰斗諸福棠關於同位素研究的邀請而選擇了臨牀。他決定陪在患兒的牀邊。

梁承瑋與小兒科的同仁們在找辦法，新中國，也在找辦法。“預防爲主”，就是誕生於全國衛生工作會議上最重要的一個辦法。之後，我國先後成立了寄生蟲病、地方病、血吸蟲病等專病防治所，同時大力推進改造城鄉基本衛生設施、實施大規模免疫接種活動。大約20年的時間，建國前威脅人民健康的各類疾病均呈現大幅下降趨勢。

在“預防爲主”政策的實施下，病理種類隨之發生了變化。梁承瑋敏銳地發現，神經系統疾病的患兒陸續多了起來，加之天壇醫院神經外科的硬件設備在當時的北京可謂首屈一指，他立刻決定，將主要方向轉向小兒神經內科疾病。

當時，北京醫科大學婦兒醫院兒科分化出了小兒神經病學組，北京兒童醫院成立了小兒神經內科，除此之外，再無更多。梁承瑋只能先派出3名醫生到小兒神經病學泰斗左啓華教授的門下學習，剩下的醫生則由自己帶領，從小兒神經系統中最常見的疾病——癲癇開始看起，用最樸素的辦法去認識最陌生的頑疾。

而那最樸素的辦法莫過於，把國外買不起的書複印過來，一個字一個字地學，站在患兒的牀邊，一分鐘一分鐘地熬，珍惜看過的病例，一個人一個人地積累。

但要做到如此，必要付出成倍精力。梁承瑋住在不足50平米的宿舍，距離兒科只有短短几分鐘的路程，一住便是30餘年。他對自己的苛刻，換來了更多時間去研究疾病。曾有一名輾轉幾家醫院，犯病30多次的患兒最終得到了救治，這就得益於梁承瑋的較真。“一個病人的生死、殘廢乃至一生幸福都掌握在你手裏。你只有如履薄冰、踏踏實實、兢兢業業地花時間、花精力下苦功動腦子，才能真正解決他們的問題。”

用去近十年的時間，天壇兒科成爲北京繼北京醫科大學婦兒醫院、北京兒童醫院之後又一個擁有神內疾病組的綜合兒科。1994年，梁承瑋出版了國內第一本關於小兒癲癇的專著。

鴻爪

梁承瑋可能比自己想象的更喜歡孩子，他說，“韋編新梓弘殘志，一樂平生稚子謀。”又說，“做了一輩子兒科醫生，日夜和孩子打交道，我愛他們，愛着我操持了近20年的北京天壇醫院兒科。”這份慈愛或許來自母親的影響，“母親是30幾年的小腳，但教導孩子，人要存良心。”又或許，他在以自己的方式去實現他的家國理想，“我們國家受得委屈太多了，老百姓受得委屈也太多了。”他對自己的孩子同樣極爲苛刻，認爲“做到物盡其用，人盡其才，國家纔會越來越好。”複雜的情感，就這樣伴隨着這位兒科醫生勤懇地走過了一生。1994年，梁承瑋退休了，他選擇繼續留在醫院，又用去20餘年的時間，參與查房與教學，發揮餘熱。

梁承瑋一生救治的患兒無數，很多患兒的家長爲感謝他，甚至給孩子取名“念梁”。而他自己，也收穫了很多與患兒之間的真實情感。他爲自己寫下一首《平常放歌》，“平常人幹平常務，平常心寫平常句。平常做到不平常，不平常做平常悟。”又說，“我不覺得累，因爲我認準一條，人一輩子總要做一件事。我是醫生，就把醫生當到底。”

時間匆匆走過，如今的中國兒科，早已天翻地覆。時代翻湧的背後，是衆多如梁承瑋一般的仁心醫者，他們看似平凡，卻又做着不平凡的事。他們勇於將畢生所愛永遠安放在醫學的世界，不去追問意義，卻永遠出盡心力，尋遍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