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医者丨梁承玮吾将吾爱安放此处

尽心

第一次采访，94岁的梁爷爷便哽咽了。

他回忆起一个故事，那时他还是小梁大夫，一个只有几十天大的孩子得了败血症，小梁大夫很着急，“为什么反反复复就是好不了呢？”可是想一想，也毫无他法。

在用尽一切治疗方法之后，孩子还是没了。小梁大夫很内疚，但是孩子的妈妈却说，“我天天在这里陪床，亲眼看见你们不分昼夜地为我的孩子治疗，累得站着眼皮都耷拉下来，你和大家都尽力了，是我们自己没有福气。

时至今日，再回忆患儿妈妈这番话，梁承玮依旧清晰记得当时的感受。“一方面感恩她的态度，知情。另一方面，感觉我们无能为力，本事太小。”

50年代的中国，孩子们饱受麻疹、小儿麻痹症、中毒性痢疾、结核性脑膜炎、血吸虫病等耸人听闻的疾病困扰。病种之多、之复杂，使得年轻的梁承玮，必须迅速成长为一个儿科的全科医生，于困境之中，竭尽全力，找到办法。

梁承玮出身于书香世家，儿时为念书，在炮火中辗转流离。他怀着忧国忧民的心，愤然求学，用行动去描绘他心中的家国理想。之后，他一举考入湘雅医学院，开始接受系统的医学培训。湘雅的风范，梁承玮不曾忘却，求真求确，必邃必专，强调临床，强调观察能力，以及提出问题的能力。这样的科学精神完全投射到了他日后的医学工作上。

拾微

1978年，梁承玮被调入天坛医院，参与重建小儿科。在此之前，他婉拒了儿科泰斗诸福棠关于同位素研究的邀请而选择了临床。他决定陪在患儿的床边。

梁承玮与小儿科的同仁们在找办法，新中国，也在找办法。“预防为主”，就是诞生于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最重要的一个办法。之后，我国先后成立了寄生虫病、地方病、血吸虫病等专病防治所，同时大力推进改造城乡基本卫生设施、实施大规模免疫接种活动。大约20年的时间，建国前威胁人民健康的各类疾病均呈现大幅下降趋势。

在“预防为主”政策的实施下，病理种类随之发生了变化。梁承玮敏锐地发现，神经系统疾病的患儿陆续多了起来，加之天坛医院神经外科的硬件设备在当时的北京可谓首屈一指，他立刻决定，将主要方向转向小儿神经内科疾病。

当时，北京医科大学妇儿医院儿科分化出了小儿神经病学组，北京儿童医院成立了小儿神经内科，除此之外，再无更多。梁承玮只能先派出3名医生到小儿神经病学泰斗左启华教授的门下学习，剩下的医生则由自己带领，从小儿神经系统中最常见的疾病——癫痫开始看起，用最朴素的办法去认识最陌生的顽疾。

而那最朴素的办法莫过于，把国外买不起的书复印过来，一个字一个字地学，站在患儿的床边，一分钟一分钟地熬，珍惜看过的病例，一个人一个人地积累。

但要做到如此，必要付出成倍精力。梁承玮住在不足50平米的宿舍，距离儿科只有短短几分钟的路程，一住便是30余年。他对自己的苛刻，换来了更多时间去研究疾病。曾有一名辗转几家医院，犯病30多次的患儿最终得到了救治，这就得益于梁承玮的较真。“一个病人的生死、残废乃至一生幸福都掌握在你手里。你只有如履薄冰、踏踏实实、兢兢业业地花时间、花精力下苦功动脑子，才能真正解决他们的问题。”

用去近十年的时间，天坛儿科成为北京继北京医科大学妇儿医院、北京儿童医院之后又一个拥有神内疾病组的综合儿科。1994年，梁承玮出版了国内第一本关于小儿癫痫的专著。

鸿爪

梁承玮可能比自己想象的更喜欢孩子，他说，“韦编新梓弘残志，一乐平生稚子谋。”又说，“做了一辈子儿科医生，日夜和孩子打交道，我爱他们，爱着我操持了近20年的北京天坛医院儿科。”这份慈爱或许来自母亲的影响，“母亲是30几年的小脚，但教导孩子，人要存良心。”又或许，他在以自己的方式去实现他的家国理想，“我们国家受得委屈太多了，老百姓受得委屈也太多了。”他对自己的孩子同样极为苛刻，认为“做到物尽其用，人尽其才，国家才会越来越好。”复杂的情感，就这样伴随着这位儿科医生勤恳地走过了一生。1994年，梁承玮退休了，他选择继续留在医院，又用去20余年的时间，参与查房与教学，发挥余热。

梁承玮一生救治的患儿无数，很多患儿的家长为感谢他，甚至给孩子取名“念梁”。而他自己，也收获了很多与患儿之间的真实情感。他为自己写下一首《平常放歌》，“平常人干平常务，平常心写平常句。平常做到不平常，不平常做平常悟。”又说，“我不觉得累，因为我认准一条，人一辈子总要做一件事。我是医生，就把医生当到底。”

时间匆匆走过，如今的中国儿科，早已天翻地覆。时代翻涌的背后，是众多如梁承玮一般的仁心医者，他们看似平凡，却又做着不平凡的事。他们勇于将毕生所爱永远安放在医学的世界，不去追问意义，却永远出尽心力，寻遍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