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正義嗎”：蘇丹爲何面臨數十億美元9·11罰單
原標題：“這是正義嗎”：蘇丹爲何面臨數十億美元9·11罰單
9·11事件發生後，蘇丹因爲其政府在1991年到1996年間對本·拉登的接納，成爲唯一一個被認定支持9·11襲擊的主權國家。從1993年起，蘇丹就開始受到近30年經濟制裁，國家經濟長期處於崩潰邊緣。2019年，蘇丹人民通過革命推翻了曾爲本·拉登提供庇護的巴希爾政府，希望重新與國際社會建立友好關係。然而，由於9·11受害者家屬及倖存者團體在該國因制裁而被剝奪主權豁免權的時期對其提起了訴訟，20年後的今天蘇丹仍然面臨數十億美元的鉅額罰單。無論最後結果如何，對於尋求賠償的“9·11”受害者家庭和試圖從制裁包袱中掙扎出來的蘇丹人民來說，一方的正義都會讓另一方付出代價。
本文原刊於《衛報》，原文鏈接如下：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21/aug/26/sudan-911-families-survivors-united-justice-against-terrorism-lawsuit
2021年6月10日，蘇丹首都喀土穆，司機在加油站加油。蘇丹宣佈終止燃油補貼後汽油價格上漲。
“9·11”恐怖襲擊發生五個月後，羅恩·摩特利（Ron Motley）律師接到了來自蒂娜·伯內特（Deena Burnett）的電話，後者的丈夫在“9·11”襲擊中身亡。她解釋道，她的丈夫托馬斯·伯內特（Thomas Burnett）曾在被劫持的飛機上，所以想詢問摩特利是否願意幫助她找到一種方式，起訴那些應該爲這次襲擊負責的人。
兩週後，也就是2002年3月2日，摩特利和他的公司——摩特利· 賴斯公司的一行律師在伯內特加利福尼亞的家中待了一天。伯內特一家向他們描述了事情的經過：托馬斯·伯內特發現自己乘坐的飛機要進行自殺式襲擊之後，便帶頭進入93號航班的駕駛艙，他和跟着自己的乘客一起試圖讓飛機偏離原來的目標——白宮。駕駛艙的飛行記錄儀記錄下了在猛攻劫機者之前，他後來那著名的遺言——“我們要進來了！”沒多久，飛機就撞毀了，44名乘客死亡。伯內特當時38歲。
摩特利·賴斯公司的律師約迪·弗勞爾斯（Jodi Westbrook Flowers）回憶道：“會面非常感人。托馬斯·伯內特明顯是個特別酷的人。我們很感動，決定進行調查。”摩特利·賴斯公司的創始人羅恩·摩特利和喬·賴斯（Joe Rice）分別因1970年代起訴石棉產業和1990年代起訴大型菸草公司而成名，他們爲那些健康受損的人們贏得了幾十億美元的賠償金。他們這次也視“9·11”受害家庭的困境爲一次機會，爲上千的無辜受害者伸張正義，讓自己繼續成爲有行業影響力的機構。
2002年夏天，摩特利·賴斯公司代表伯內特家庭和其他500位“9·11”受害者家屬進行起訴。起訴的對象有國際銀行、8個伊斯蘭基金會、慈善機構和他們的下屬公司、被指控爲恐怖主義者提供資金支持的個人以及蘇丹政府。原告一開始稱自己爲“讓恐怖主義破產9·11受害者家屬聯盟”（ the 9/11 Families United to Bankrupt Terrorism），後來改爲“法律制裁恐怖主義9·11受害者家屬及倖存者聯盟”（ the 9/11 Families and Survivors United for Justice Against Terrorism，下文簡稱“受害者聯盟”）。他們要求的賠償金爲一萬億沒有，是史上與恐怖主義相關的最大民事案件。
特里·斯特拉達（Terry Strada）是其中一名原告，她的丈夫在“9·11”中喪生。從那開始，她一直把追求對於所發生之事的“承認”放在第一位。“我的丈夫是被殺害的，我的孩子們沒有了父親。一個人撫養孩子實在太難了。”對於斯特拉達和其他家庭來說，那些支持“9·11”劫機者的組織、政府和個人犯下了謀殺罪卻逃脫了懲罰。
在被告名單中，蘇丹顯得格格不入。襲擊參與者中沒有一個蘇丹人，被告名單中大多都是沙特的機構和個人，而蘇丹是唯一一個被指責資助“9·11”襲擊的主權國家。蘇丹被要求負責是因爲其政府在1991年到1996年對本·拉登很殷勤。原告認爲如果本·拉登沒有得到來自蘇丹的支持，他就不可能成功召集襲擊美國的資源。
“受害者聯盟”的案件從開始啓動到現在已經快20年了，仍然沒有進入審判階段。但在這期間，蘇丹自身卻經歷了重大變化。2002年提起訴訟時，蘇丹已經非常貧困了。連續數任蘇丹政府的腐敗和好戰讓經濟非常脆弱，而美國多年的制裁使狀況進一步惡化。1993年，美國將蘇丹認定爲支持恐怖主義的國家（state sponsor of terror，縮寫爲SST），將其加入了一個流氓國家的短名單，這個名單上還有伊朗、伊拉克、古巴、利比亞、朝鮮和敘利亞。這個認定限制了諸如世界銀行等國際金融機構的經濟援助、投資、貿易和貸款。自1997年起，美國爲了懲罰蘇丹侵犯人權和支持恐怖主義，進一步對其經濟制裁。
彼時，蘇丹同外界的正式商業活動在很大程度上都被切斷了。包括從農業設備到藥品和醫學技術在內的所有東西都很難獲得。2008年，蘇丹國有航空公司因爲無法獲得零部件而未能通過安全檢查被停飛。蘇丹幾乎沒有什麼能夠出口——唯一的例外是用在軟飲料裏的阿拉伯樹膠，這是得益於大型軟飲生產商的成功遊說——本已非常脆弱的經濟基礎開始動搖。賺不到錢，政府就開始印錢，然後蘇丹的經濟進入了通貨膨脹的螺旋。當2011年南蘇丹脫離出去，蘇丹失去了大部分可出口的石油。“那個時候事情就開始脫離軌道了，我們今天仍然受通貨膨脹的影響”，蘇丹經濟學家約瑟夫·伊·馬赫迪說（Yousif El Mahdi）。
2020年12月14日，蘇丹首都喀土穆，一名蘇丹男子走過印有蘋果創始人、已故CEO史蒂夫·喬布斯頭像的塗鴉。
2017年10月美國解除了一些經濟制裁，但蘇丹仍被認爲是資助恐怖主義的國家，同此相關的制裁仍然保留。巴希爾領導的政府自從1989年政變後掌權，一直追求宗教極端主義形式，因此對於恐怖組織和本·拉登這樣的人，蘇丹成爲了一個友好的地方。只要巴希爾在位，美國就不可能把蘇丹從支持恐怖主義國家的名單上劃掉。只要還在名單上，蘇丹的經濟就不可能真正恢復。
2019年，巴希爾的政府被革命推翻，巴希爾被免職。過渡時期政府同華盛頓方面談判，2020年12月蘇丹最終從恐怖分子名單上被劃去。這個國家終於能夠還清債務並得到國際援助，看上去蘇丹新的未來要開始了。據參加了蘇丹首都喀土穆的反政府抗議的穆罕默德·哈桑（Mohamed Hasan）回憶，“那時候我們都在說，我們做到了！快來給我們開門，巴希爾終於下臺了”。
但有一處蹊蹺。蘇丹在恐怖分子名單上時，它在美國被剝奪了主權豁免權，這意味着蘇丹在美國因對美國公民的恐怖襲擊被起訴時，是不被保護的。當蘇丹被從那張名單上去掉時，重新獲得了豁免權，只有一個例外——“受害者聯盟”案件。瞭解美國政府和“9·11”受害者家屬之間的協商情況的有線人告訴美國廣播新聞，去年律師向蘇丹索賠40億美元。
也就是說，在將近三十年的制裁造成的經濟破壞之後，蘇丹還要面臨高達數十億美元的法律賠償。蘇丹換了新政府這一事實無足輕重。作爲“9·11”受害者家庭的代表，特里·斯特拉達說，“改換政權只是等式的一半。即使巴希爾被免職，這個國家依然要爲此前政權犯下的暴行負責任”。
因爲“9·11”受害者家庭依然在尋求賠償金，蘇丹人民希望的經濟好轉和國際支持遇到了障礙。對於那些希望把推翻巴希爾作爲與國際社會重塑良好關係開端的蘇丹人來說，“受害者聯盟”案件“不啻一種背叛”。
蘇丹的過去被與恐怖組織的瓜葛所玷污。“蘇丹在1993年被列入[恐怖主義贊助國家]名單是沒有問題的”，前任中情局分析師、前美國蘇丹問題特使參謀長卡梅隆·哈德森（Cameron Hudson）如是說。1991年，本·拉登帶着四個妻子和十四個孩子來到蘇丹。哈德森說，那個時候，蘇丹將自己宣揚爲各種恐怖組織的避難所，並鼓動“在整個中東地區的革命和恐怖主義行爲。”
儘管已經過去20年了，但蘇丹1990年代早期和中期同恐怖主義的聯繫在多大程度上對9·11襲擊負有責任，還是不太清楚。少數曾經見過本·拉登的記者之一彼得·伯根（Peter Bergen）認爲本·拉登在蘇丹的故事有兩個方面。本·拉登在蘇丹的公開身份是商人，“這在一定程度上實在真的”，伯根說。本·拉登在蘇丹的確擁有和開辦過一些項目，其中包括製革廠、麪包店、一百萬英畝的農場和道路建設工程。然後，就是“這個故事更爲複雜的部分”。
伯根說，本·拉登在蘇丹期間，基地組織“的確開始將力量聚焦在美國身上”。每週四晚上，本·拉登都會在他喀土穆的家中演講，他“越來越多談論要砍掉蛇頭”。本·拉登用蛇作爲比喻，指的是穆斯林所有恥辱的源頭都是美國。但就美國而言，對於本·拉登展示的威脅卻反應有些慢。本·拉登在蘇丹期間擔任美國蘇丹大使的唐納德·彼得森2001年接受《衛報》採訪時表示：“那時候存在他被標記爲危險人物的意識，但回想起來我們並沒有弄懂他。”
據基地組織前成員所述，在1990年代早期，本·拉登在蘇丹之外經營着一項業務，內容包括分銷武器、提供訓練、協調對東非恐怖主義目標的監視以及爲蘇丹國外的團體籌集資金。在本·拉登的行爲吸引下，外國激進分子來到喀土穆，這裏成爲吸引不同伊斯蘭組織的磁石。
我長大的房子距離本·拉登租用的一處房產不遠，在喀土穆一片幽靜的居民區。1994年我16歲，在某個星期五，來自一個埃及恐怖組織的四名成員向恩圖曼附近一座清真寺裏做禮拜的人開槍掃射。我們一家在昨晚星期五禮拜後開車經過，清真寺以往的平靜被打破了，我們看見一些人跑出來，呼喊救命，他們的白色長袍上沾着血。一個男人蹣跚至馬路上，頭髮蓬亂身前染血地呆立於車流中。射殺16個人之後，槍手們鑽進車裏，駛向本·拉登的住所準備刺殺他。他們最終失敗，但又有3個人被殺。
到1996年，本·拉登的生意給蘇丹帶來的經濟利益已經被他招來的麻煩超過了。那年五月，本·拉登被蘇丹驅逐，他的資產也被查封。但是蘇丹此時同他撇清關係已經爲時已晚。本·拉登在蘇丹的時候已經開始計劃併爲對美國進行重大襲擊籌集資金。
1998年8月7日，也就是本·拉登被驅逐出蘇丹兩年後，兩枚炸彈同時爆炸，一枚在肯尼亞首都內羅畢的美國大使館，另一枚在坦桑尼亞最大城市達累斯薩拉姆的美國大使館。215人——大多數是當地公民——死亡。本·拉登領導的位於阿富汗的基地組織承認對爆炸負責。後來的調查發現，在這次襲擊以及本·拉登被驅逐之前，蘇丹曾爲參與爆炸的激進分子提供護照和庇護。
阿里·蘇凡（Ali Soufan）在1997年到2005年任FBI監察特工，曾監督東非使館爆炸和“9·11”前後事件的複雜國際調查。當我和他談話時，他很堅定地認爲蘇丹和“9·11”之間沒有被證實的聯繫，但是承認蘇丹和本·拉登早年的聯繫以及對東非爆炸實施者的支持留下了長久的隱患。
蘇凡指出有兩個團體爲基地組織提供庇護：“一個是非國家的塔利班，另一個是蘇丹。所以他們肯定會找蘇丹問責。”在蘇丹看來，沙特阿拉伯同“9·11”的關係比蘇丹緊密，“十五位劫機者都來自沙特，有很多問題需要沙特回答”。
蘇丹同東非爆炸脫不開的干係持續製造法律上的麻煩，並且讓蘇丹上了負面的頭條新聞。但更糟糕的頭條還在後面。
2003年2月，蘇丹西部爆發了種族和部落衝突。2007年，時任美國總統布什對蘇丹實行了更嚴格的制裁。一年多之後，國際刑事法院起訴巴希爾。
“蘇丹在美國成了每一項自由主義價值的惡魔”，前中情局分析師哈德森告訴我，“無論是宗教自由、童兵、奴隸制，隨便舉一個，蘇丹都在最惡劣的罪犯名單的頂部，巴希爾和他的人民是世界上最糟糕的罪惡和人權侵犯的化身。”
因爲列入SST名單而被剝奪主權豁免權之後，蘇丹也面臨一系列訴訟。2001年，內羅畢美國大使館爆炸案的一名倖存者詹姆斯·歐文斯（James Owens）在華盛頓聯邦法院對伊朗和蘇丹提起民事訴訟，主張這兩個國家都在襲擊發生前向爆炸實施者提供了支持。其他受害人及其家屬加入了這項法律行動。國際法律公司Crowell&Moring的資深合夥人斯圖爾特·紐博格（Stuart H Newberger）代理了所有在內羅畢美國大使館爆炸案中喪生的美國人。“案件進展緩慢”，他告訴我，“因爲現在不清楚中情局和聯邦調查局多大程度上能把蘇丹和基地組織聯繫起來。這花了很長時間。”他的委託人中包括蘇·巴特利（Sue Bartley），她的丈夫朱利安和兒子小朱利安都死於內羅畢襲擊。朱利安·巴特利生前是美國大使館的總領事，美國外交體系中位階最高的非裔美國人之一。
蘇丹無視了這起案件。2003年3月，在該國未能根據傳喚派出任何法律代表進行辯護的情況下，哥倫比亞地區法庭作出了有利於原告的裁決。蘇丹這才僱用了法律顧問試圖撤銷這起對其不利的案件，將訴訟程序拉長了數年之久。
2002年8月，摩特利·賴斯公司代表“9·11”受害者家庭提起訴訟之後，蘇丹又一次沒有回應。據弗勞爾斯所說，律師事務所並沒有再去催促，因爲即使他們勝訴，也沒有可能真正獲得補償。因爲蘇丹不作回應，美國對其也沒有任何辦法。“9·11”受害者家庭轉而聚集力量爭取起訴沙特阿拉伯的權利。
弗勞爾斯告訴我，負責9·11案件的律師找過三四個聯邦法官，在巡回法庭來來回回，直至最高法院。他們同時也對政界代表施壓。這項努力最終促成了《法律制裁恐怖主義贊助者法案》（Jasta）。此法案2009年被提交至美國國會，旨在使受害者可以在美國民事法庭上，讓外國政府爲發生在美國本土的恐怖襲擊負責。2016年9月，奧巴馬否決了這一法案，結果是他的否決被推翻。摩特利·賴斯的高級律師多恩·米格里奧裏（Don Migliori）講述了一個關於“9·11”受害者家屬在奧巴馬否決該法案前夕與他會見的驚人故事。他說，“他很憤怒”，當奧巴馬被問及他爲何反對該法案時，他回答說：“你們可以起訴的其他人足夠多了。”但在2016年9月，奧巴馬的否決被國會推翻，《法律制裁恐怖主義贊助者法案》最終通過，原告們贏得了起訴沙特阿拉伯要求賠償的權利。
沙特阿拉伯的境遇當然更適合支付賠償金。在這一階段，蘇丹已經在恐怖主義名單上呆了23年，在被制裁的第三個十年中，處於安全和經濟危機的邊緣。
當與恐怖主義有關的訴訟在美國法庭曲折進行着，蘇丹人繼續承受着制裁之重。制裁涉及面既深且廣，幾乎影響到了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讓原本就生活在腐敗無情政府統治下的蘇丹人多了更多苦難。例如麪包這樣的基本食物都變得異常昂貴，醫療健康方面受到的打擊最爲沉重。2010年國際刑事法院頒發了巴希爾的逮捕令，不安情緒開始增長，不僅是在蘇丹的邊緣地區，也包括巴希爾的大本營喀土穆及周邊城市。2011年到2013年，受“阿拉伯之春”相關事件觸發，在對通貨膨脹和生活水準的下降的持續憤怒下，抗議此起彼伏並被暴力鎮壓。
抗議者往往被拘留、拷打甚至槍殺。蘇丹叛亂區域——西部地區和努巴山區受到的待遇最糟糕。反對派激進主義分子法裏德（Amjed Farid）都記不清自己在巴希爾政權的最後10年被逮捕過多少次，“我們被毒打、虐待，但還是沒有那些種族主義武裝力量盯上的人慘”。幾乎每家每戶都認識一個某時被關在巴希爾“鬼屋”中的人，同政府產生衝突就會被關在這裏，備受折磨甚至被消失。
2017年，在確認巴希爾政府降低了戰爭強度並且同美國有更多打擊北非恐怖主義團伙的合作後，美國解除了對蘇丹的一部分經濟制裁，蘇丹獲准在國際上以美元交易，允許其進口航空零部件、農用和醫用設備。但那時蘇丹的經濟危機已經非常嚴重，政府開始限制人們的銀行取現數額。2018年初，人羣在銀行外面聚集，客戶在那裏抗議，還經常爲了取現金和銀行職員大打出手。
“與其說美國用制裁來威懾，不如說是“表示不高興”，曾於2008年到2018年在美國負責判定哪些國家、組織和個人爲恐怖分子的官員傑森·布拉扎基斯（Jason Blazakis）說，制裁是一個“笨拙的工具”，製造了一種讓普通人受苦受難的環境。在他看來，“恐怖主義資助國家”的認定作爲工具往往事與願違，旨在削弱的對象反而因此更強大了。
2015年5月26日，蘇丹蘇丹港，世界糧食計劃署向蘇丹戰區難民提供4.75萬公噸高粱援助。
當禁止外國援助的制裁讓蘇丹普通民衆的生活極度艱難，卻並沒有削弱巴希爾的地位。2017年彭博社獲取的文件顯示，蘇丹政府關聯的團體找到了規避禁令的方法，以人道主義豁免的幌子獲取進口醫療設備的准許證，最後配備給收費昂貴的私立醫院。這不僅嚴重削弱了公共醫療系統，還把錢裝進了政府官員的口袋。
制裁的遺產之一是蘇丹醫療體系中的人對衆多病人死於輕症已經聽天由命了。對於蘇丹人來說，因爲輕微病症住進醫院後再沒能回家已司空見慣。產科服務尤其受到了惡劣影響，蘇丹是嬰兒死亡率最高的國家之一，每1000個新生兒中就有40個死亡，早產兒幾乎沒有存活的可能性。
賽斐丁（Eshraqa Seifaldeen）是在制裁中長大的一名年輕醫生。她在喀土穆的一家醫院工作，那裏沒有氧氣，沒有鹽水點滴，沒有靜脈注射，沒有呼吸機，也沒有心率監控。賽斐丁接受的是產科醫生的訓練，但她嘗試在人手短缺的醫院中填補不同專業間的空隙。今年早些時候她告訴我，“醫院裏什麼也沒有，系統運作的方式是，每次有病人來，我們就讓家屬去採購基礎的救命藥品。如果他們沒有錢，我們只能讓他們試試別家醫院。”
賽斐丁被一個病例困擾。一位女性爲了生孩子用了15年時間，最終懷上了一對雙胞胎。2019年，她在懷孕34周時早產時去了賽斐丁所在的醫院，結果被告知早產兒的重症監護室已經不能用了，只能去其他醫院看看有沒有免費的恆溫箱。還在產程中的她被所有其他醫院拒絕，最後還是回來要求住院，她對醫生說，“能活就活，死了也沒辦法”。
經過複雜的生產過程，兩個孩子都生出來了，但只有一個活下來。賽斐丁說：“我忘不掉這件事。她爲了要孩子等了這麼長時間，即使失去了一個本不該失去的孩子——34周並不算太早，應該可以活下來——她還是爲沒有兩個孩子全都失去而高興。”
上萬人在喀土穆的蘇丹軍事總部靜坐抗議，如果巴希爾不下臺他們就不走。2019年4月11日，革命最終推翻了巴希爾，他被免職了。那天喀土穆街市上的氣氛是，人們醒來感受到了長久以來未曾感受到的東西——希望。由平民、軍方和準軍事力量組成的過渡期政府準備讓蘇丹重新進入國際社會，但只要蘇丹還在恐怖主義支持國家名單上，這就是不可能的。
蘇丹同美國的談判從2020年早些時候就開始了。這個時機不錯，特朗普正在籌備再次競選總統，他認爲這是一個機會。特朗普政府同意考慮蘇丹的請求，但他們需要回報——要求蘇丹承認以色列並且賠償1998年東非恐怖襲擊受害者的損失。2020年5月，美國最高法院做出最後的判決：蘇丹在大使館爆炸案中扮演的角色已經被證實，需要支付賠償金和罰金共102億美元，大約是蘇丹那年GDP的30%。特朗普政府也堅持蘇丹應該對20年前“9·11”受害者家庭的起訴有所回應。
這最後的要求讓蘇丹的談判者覺得意外。2020年9月，蘇丹駐美大使努雷丁·薩蒂（Nureldin Satti）說，如果這樣的起訴不能免除，蘇丹的經濟永遠不可能恢復。
在後革命時代的蘇丹，9·11受害者家屬的律師們面對的是一個渴望展示一個告別了殘忍好戰的巴希爾政權的、更願意進行國際合作的新政府。在開始法律行動將近20年後，2020年11月，9·11受害人家屬終於在紐約南區聯邦地區法院提出了陪審團審判的要求，對“2001年9月11日恐怖分子襲擊美國造成的錯誤死亡、個人傷害、財產損毀和經濟損失”要求賠償。
2020年10月，蘇丹和東非爆炸案中的受害者簽訂協議，賠付了3.35億美元，僅僅是美國最高法院設定的102億的零頭。該國的恐怖主義國家認定被移除，“法院大門”對未來訴訟關閉。但是9·11相關的幾十億美元賠償金問題還沒有解決。
對於羽翼未豐官司纏身的蘇丹政府而言，被從恐怖主義名單上移除的收益來得不夠快。它的腳下有好幾簇火苗，每一簇都有將之吞沒的潛力。排隊加油的隊伍蜿蜒通過所有街區。停電美圖都在發生。在2021年的第一個季度，通脹率達到了341%的新紀錄，僅次於津巴布韋和委內瑞拉。抗議再次爆發。革命的紅利已經越來越難被相信。
更大的問題在於，新政府並不是它所號稱的那樣同過去完全撇清了干係。軍方和準軍事力量還是由過去服務巴希爾政府的人組成，他們自己就被指控曾在戰爭中犯罪。被以危害人權罪通緝的巴希爾被“軟禁”在蘇丹的一處改造機構，僅僅以腐敗定罪。
蘇丹的經濟危機可能會引發新的軍事政變，重新回到獨裁統治或者更糟糕的無政府和失控國家狀態。一名希望匿名的政府顧問最近告訴我這個國家正在走向“災難”。
“9·11”受害者家庭現在正同時起訴蘇丹和沙特阿拉伯。目前案件在取證階段，法官最後會宣判是否有足夠證據進入下一步審判從而確定賠償數量。弗勞爾斯律師表示，很多家屬，她稱他們爲“先驅”，那些最初對蘇丹提起訴訟的人仍然決意向前推進，即使是在經歷了漫長無果的追尋之後。她說律所經常收到來自家屬的表達感激的信件，“至少還有人沒有忘記我們”。隨着9·11二十週年紀念日臨近，家屬的故事和他們的案件將得到新的關注。蘇丹政府也採取了防禦姿態，以證據不足爲由申請取消案件。
無論最後結果如何，對於尋求賠償的“9·11”受害者家庭和試圖從制裁包袱中掙扎出來的蘇丹人民來說，一方的正義都會讓另一方付出代價。反對派激進分子法裏德說，“蘇丹人民爲巴希爾的獨裁統治付出了兩次代價——我們以血的代價用人民革命推翻了支持恐怖主義的暴君，現在我們又要爲暴君的行爲做出賠償，儘管我們是他最早的受害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