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聞特約撰稿 吳孟克

9月27日，印度農民呼籲自當天早上6時至下午4時舉行全國範圍的罷工，以紀念印度農民自去年9月以來爲抵制中央政府通過的三部農業法案而發起的抗議。

如果從去年9月25日旁遮普邦農民率先發起抗議算，印度農民抗議至今已持續了一年有餘。抗議農民驚人的韌性和耐久性超乎很多觀察者意料。截至當下，農民抗議依然動力強勁：9月5日，抗議農民在北方邦穆扎法納格爾（Muzaffarnagar）召集大潘查亞特集會，約30萬到40萬名農民參加，集會猛烈抨擊印度總理莫迪所在的印度人民黨（印人黨），並誓言要把在北方邦執政的印人黨政府拉下臺。

很顯然，這場印度農民抗議不可能在短時間內消停，而引爆它的最根源性因素則是印度的“土地貴族”問題，這是當下困擾印度政治經濟結構的最嚴重病竈之一。

當地時間2021年9月17日，印度，當地民衆抗議新農業法改革，引發大規模交通擁堵。 人民視覺 圖

農民抗議的三個階段

2020年9月17日與20日，莫迪政府分別在印度人民院（下議院）與聯邦院（上議院）快速通過了三份爭議性農業改革法案：《農產品貿易和商業法案（增強與促進）》《農民價格保障與農業服務法案》《必需品（修正）法案》。輿論普遍認爲，改革意在農業部門引入更多市場化機制，以增強這個部門的經濟效率。但農民羣體則認爲市場化會削弱自身議價能力，尤其會使農業被資本方所控制。特別是印度北部許多農民收入受惠於最低保證價格（MSP）機制，即國有企業會以 “兜底”價格收購部分種類農產品。而輿論分析本次改革意在調整MSP機制，讓許多農民不能接受。

“旁遮普階段”（2020年9月25日—11月25日）。2020年9月25日，旁遮普邦農民發起抗議，這被認爲是農民抗議的開始。當時許多媒體分析文章指出，印人黨選擇在9月中旬印度主糧產區秋收糧（Kharif）收割和春收糧（Rabi）播種時期搞“突然襲擊”，不經議會辯論、不走正常程序快速通過法案，就是要打農民羣體一個措手不及。旁遮普農民開始抗議之後，印人黨政府又認爲可以憑藉簡單粗暴的手段將之限制在有限地理範圍內，最終使其“自行消失”。不過旁遮普邦農民頂住了重重壓力堅持了下來，爲抗議活動日後升級奠定了基礎。

“德里階段”（2020年11月25日—2021年1月28日）。其時，印度北方的農忙已經基本結束，來自旁遮普邦、哈里亞納邦與北方邦西部的抗議農民發起了“到德里去”（Dehli chalo）活動，最高峯時圍攻德里的人數超過十萬。印度農民抗議也自該階段起引起全球輿論矚目。2021年1月26日，印度“共和國日”當天，發生了“德里紅堡事件”：抗議農民內一些極端團體攻佔了作爲印度國家象徵的德里紅堡，摘下了紅堡上懸掛的印度三色國旗，升起了錫克教（旁遮普邦主要宗教信仰，而印度主流信仰爲印度教）宗教旗幟。該事件一度嚴重削弱了農民抗議的政治地位，使之陷入低潮。

“僵持階段”（2021年1月28日至今）。然而，在不久後的1月28日，農民抗議就因“提卡特演說事件”而峯迴路轉。德里紅堡事件後，印人黨執政的中央政府和哈里亞納邦、北方邦等政府開始組織強力鎮壓活動，並針對許多抗議領導人發起法律訴訟。1月28日晚，面對抓捕威脅，北方邦西部農民領導人提卡特（Rakesh Tikait）發表了充滿感情的演說，表示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爲了國家的利益，並將不惜一切代價把抗議活動堅持下去。演說視頻在社交媒體瘋傳，再度激起了農民團體的抗議熱情。自“提卡特演說事件”之後，農民抗議的影響力也開始向更廣闊的印度內陸腹地擴散。

自1月28日進入“僵持階段”以來，抗議農民採取了多種手段給印人黨政府製造麻煩：堅持在德里前線的抗議，保持約3~4萬人的規模，並不時在其他地方發起抗議活動；不時向印度國會等國家機構發起請願，要求撤回三份農業改革法案；在一系列地方選舉中呼籲當地選民不要給印人黨投票等等。

農民抗議爲何久拖不決？

農民抗議久拖不決，主要是由兩方面因素造成的。

（一）印人黨政府的錯誤應對和傲慢心態。印人黨當初選擇在農忙時節通過改革法案，原本是爲了打農民羣體一個措手不及，但這種雞賊的政治小算盤反而使農民羣體覺得三份法案肯定有鬼，通過農業法案而不諮詢農民團體，原本是要確保快速通過，卻也使農民深感冒犯。這些都極大削弱了農民羣體對莫迪政府的信任。農民抗議最初在旁遮普爆發後，印人黨政府又態度傲慢——最初甚至都不願意與抗議農民團體坐下來談。直到2020年11月25日抗議農民包圍首都德里，印人黨政府才匆忙開始組織與農民的商談，並表示將接受除撤回法案外幾乎任何對法案的修正。作爲政治姿態，莫迪還在2020年12月19日親自拜謁錫克教第六任師尊得格·巴哈杜爾（Guru Tegh Bahadur）陵並雙膝下跪。然而這些都爲時已晚，2020年11月底抗議升級後，抗議農民的要求只有一個，那就是徹底撤回三份農業法案。這也導致2020年12月3日至2021年1月22日印人黨政府與抗議農民的十一輪談判無果而終。

各級印人黨政府粗暴的鎮壓措施，反而使農民抗議活動一次又一次升級。例如德里紅堡事件後，印人黨執政的北方邦政府調集警察力量試圖使用暴力清場，直接導致了“提卡特演說事件”發生，整個農民抗議活動峯迴路轉。

（二）作爲抗議農民主力的錫克-賈特農民本身特性使其成爲印人黨政府難纏的對手。抗議農民毗鄰首都重地定居的地緣特性，使其得以輕易威脅到印人黨政府的心臟地帶，進而產生全國影響。縱觀印度歷史，錫克-賈特人（居住在印度北部的民族集團，主要包括錫克教徒和印度教賈特種姓）也有着針對德里“造反”的悠久歷史傳統。17世紀末，今日北方邦西部的賈特人甚至以私設碉堡爲據點劫掠莫臥兒帝國的運輸隊，還成功洗劫了莫臥兒皇帝阿克巴的陵墓。上世紀70年代，賈特農民領導的政治運動也風起雲湧，甚至誕生了一位賈特人印度總理查蘭·辛格。

相對於抗議農民，印人黨政府很難佔據道義制高點。在農民抗議的“旁遮普階段”，印人黨曾利用錫克教羣體的少數宗教特性，試圖將其描繪爲致力於分裂印度國家的破壞分子。然而1月28日“提卡特演說事件”後，農民抗議最大的變化之一就是產生了提卡特這樣一位信奉印度教的公認運動領袖。這使得印人黨很難再將農民抗議描繪爲“少數宗教破壞活動”。除此之外，錫克-賈特人傳統上是印度軍隊中的重要組成部分，使得抗議農民可以理直氣壯地聲稱自己是真正的“愛國者”。

就最初發起抗議的旁遮普邦錫克教農民來說，其還是近代以來印度向海外移民最積極，同時也是最成功的羣體之一。海外錫克人團體在加拿大和英國等國都有着可觀的政治經濟影響力，除了擴大農民抗議的國際影響之外，海外錫克人還貢獻了源源不斷的僑匯，成爲農民抗議得以堅持進行的重要支撐。

根源性因素：印度的“土地貴族”問題

本次農民運動以當下的形式展現，還存在其他許多因素。但筆者認爲，本輪抗議之所以爆發的最根本性因素，在於印度當下政治經濟結構存在的“土地貴族”問題。

所謂“土地貴族”，可以被定義爲控制土地權利，且其控制權得到印度國家認可的政治經濟集團。這一階層在印度教宗教階序中並不一定處於高種姓再生族（婆羅門、剎帝利和吠舍）之列。很難說到底是特定社會集團先佔有了土地權利，再得到近代印度國家的認可，還是說近代印度國家推動形成了一個佔有土地權利的社會集團。實際上，這可以被視爲兩個相互的進程。在印度社會文化背景下，特定政治經濟社會集團往往會開始追求共同的宗教階序，即最終形成一個種姓。這些佔據了土地權利的種姓也被人類學家斯里尼瓦斯（M． N． Srinivas）命名爲“主導種姓”（dominant caste），即本文從政治學視角出發所指的“土地貴族”。

在印度，土地貴族往往發展出了強大的種姓、氏族或教權組織，使其得以控制鄉村社會。例如，本輪農民抗議的主角賈特人就可以依託父系家族的氏族和部落組織，其最主要的動員工具即爲賈特氏族（Khap），每一個賈特氏族包括約84個村落的地理範圍。在印度的政治經濟體系中，土地貴族在傳統上扮演了溝通市場、印度國家與鄉村社會至關重要的“中間人”角色。

長期以來，土地貴族無疑是印度統治聯盟的重要組成部分。然而，這個階層正面臨着“階級滑落”的風險。第一，這個階層的落後性日益凸顯，特別是一些土地貴族集團強大的種姓、氏族和教權組織成爲了落後社會制度的維護者，嚴重束縛了勞動力和土地等生產要素的流動。例如，賈特氏族的一大功能是維護賈特人對達利特人（即所謂“不可接觸者”“賤民”）的壓迫。賈特氏族還經常決議進行“榮譽謀殺”，要求婦女“不要穿牛仔褲”“不要用手機”等。第二，農業部門的經濟地位越來越不利，導致土地貴族從佔有土地權利中獲得的利益不斷縮水。就算在土地貴族推動下，農業補貼已經成爲印度國家財政的最大負擔，也無力扭轉這種勢頭。第三，近代以來印度國家權力擴張與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特別是資本主義發展帶來的貧富分化，已經嚴重侵蝕了土地貴族種姓、氏族和教權組織的動員能力。

然而，與上述事實相矛盾的是，印度的土地貴族依然掌握着可觀、且越來越多的政治權力。首先，如同在本輪農民抗議所體現出來的，一些土地貴族集團的種姓、氏族和教權組織仍然有着非凡的組織動員力。這使得許多弱小的社會集團選擇依附於土地貴族集團，讓其代表自身與國家談判，達成集體行動，爭奪公共政策制定權。印度孱弱的國家能力以及資本主義經濟發展帶來的社會原子化效應，使得土地貴族集團代表弱勢羣體、提供公共服務的功能更加凸顯。第二，許多土地貴族集團還成功地借自己在傳統印度教階序之中較低的地位（許多被劃爲首陀羅）給自己打上“落後”標籤，使許多傳統上享有特權的土地貴族集團被劃入了約佔全印52%的“其他落後種姓”（OBC），成爲了“大多數人”，佔據了道義制高點。第三，就像錫克-賈特人一樣，許多土地貴族集團都被英國殖民者劃爲“尚武種族”，是軍隊和警察等強力部門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成爲印度國家榮譽的重要享有者。

一個落後性日益凸顯、經濟地位不斷被削弱、自身組織性不斷遭到侵蝕的社會集團，卻佔據着道義和國家榮譽的制高點，承擔着代表弱勢羣體、協調社會矛盾的不可或缺職能，並掌握着越來越多的政治權力。這些矛盾，在印度土地貴族上形成了鮮明對比。

隨着印度政治經濟社會的不斷發展，又該把土地貴族放到一個什麼樣的位置上？不僅僅是莫迪政府，這也將是所有印度執政者不得不思考的難題。

（吳孟克，復旦大學國際關係與公共事務學院博士研究生。特別感謝雲南財經大學楊怡爽老師對本文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