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 法治日报《法人》全媒体记者李辽

上一次采访余明辉还是在2019年。当时，他行程很紧，第二天就要出发前往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因为筹备了5年的“中国城”将试运营。两年后的2021年7月，阿富汗局势动荡，“中国城”和阿富汗一起被中国国内媒体频繁提起，而“中国城”执行董事余明辉和他团队运营的微信公众号也俨然成为新晋“网红”。

2021年9月中旬，塔利班进入喀布尔一月有余，《法人》记者用微信视频电话连线余明辉，通过他的介绍，揭开了“中国城”的神秘面纱。

“中国城”是根据地

今年7月底，驻阿富汗美军撤离喀布尔，8月15日，塔利班进入喀布尔。一时间，位于喀布尔的“中国城”成为中国国内了解阿富汗最新动态的重要渠道。

因为还有一些未完成的合同和中国运抵阿富汗的集装箱需要清点，余明辉并未跟随中国撤侨专机回国。他向记者坦言，这段时间自己接受了多家国内媒体的采访，“后来找我了解情况的人越来越多，我索性建了一个媒体群，定期在群里发布最新动态。我们团队运营的微信公众号几乎每天都在更新。”

“中国城”坐落在喀布尔一个十字路口的东南角。和记者视频通话时，余明辉就站在自己办公室的阳台上。通过手机视频，记者可以看到余明辉身后的广场，和广场外的街道。余明辉说，“如今喀布尔的治安状况相对稳定，虽然偶尔也有枪声和爆炸声，但比之前少了很多。”

余明辉告诉记者，“中国城”的主楼共有11层，目前有11家合作企业入驻其中。“外国企业进驻阿富汗最大的难题是如何保证员工的安全，我们也不例外。这里已经成为中国企业在阿富汗的大本营和根据地。”

“中国城”于2015年立项，2019年建成并投入使用。“从2020年开始，我们享有20年的经营权。”余明辉说，目前，“中国城”的主要产品是浙江的注塑机、天津的电线电缆、河北的日用化工产品和江苏制造的鞋、服装、涂料等。

“大多数中国人对阿富汗这个国家是完全陌生的。有了‘中国城’这个平台，就省了中国企业在这里栽跟头、走弯路。”余明辉介绍，“中国城”与合作企业签订合约，中国企业提供商品，当地阿富汗人负责销售。

余明辉说，“中国城”现有30多名阿富汗籍员工，其中3名是女员工。“员工的平均月薪在200至300美元，在喀布尔属于中等收入水平。阿富汗大部分物资靠进口，受政权更迭影响，船运费用比去年翻了两番，进口商品价格涨了三成。”

按照规划，“中国城”将入驻21家中国企业，大中小规模的企业各招7家。但是，由于2020年初开始的新冠疫情，中国国内很多企业没法前来考察，所以现在企业没有招满。“目前入驻的企业都是疫情之前搭建的关系。”余明辉回忆，“当时要考察和入驻的企业不下60家。”撤侨时，大部分中国人都走了，现在喀布尔剩下的中国人不到30人。

阿富汗女性受教育程度低

从2002年3月第一次踏上这片土地开始，近20年来，余明辉扎根于此，最长时间连续停留了13个月，“这次我是2021年1月1日来的，现在9个月了。”

谈起与阿富汗的渊源，余明辉笑言，能聊出很多话题，每个话题都能写一本书。他是大家眼中的成功者，却自称探索者。

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深化外贸体制改革，在外贸局工作的他勇敢地成为“走出去”的一批人，在伊朗开辟了经贸窗口。此后，他一直想到邻国阿富汗去开发市场。2002年，阿富汗逐步开始自由贸易，流离失所的人们开始重建家园。2002年3月，经过几番曲折，余明辉终于坐上了开往阿富汗的飞机。

在飞机上鸟瞰，他发现，这片土地几乎看不到高耸的烟筒。“几十年的战争使当地环境残破，百姓生活贫困，工业基础异常薄弱，但因此隐藏着大量的消费需求。”

虽然有充分的心理准备，但现状却突破了余明辉的想象。“那时，在阿富汗的外国人除了记者就是欧美国家的间谍，几乎没有商人。所以不管你走在集市、街道还是乡下，当地人都瞪大眼睛看着你，目光中充满警惕。”

“曾任驻阿富汗特命全权大使的孙玉玺一看到我们，就赶紧从台阶上小跑下来，因为他很久没看到中国人了，觉得十分亲切。而当年社科院有几位专家在看到我之前，还以为他们自己是阿富汗战争以来第一拨来阿富汗的中国人。”对于初来阿富汗时的情景，余明辉记忆犹新。整个阿富汗，人民受教育程度非常低，“当年前苏联军队进入阿富汗，曾在当地普及教育，但那也是1989年以前的事情了。到2001年，12年过去了，男性受教育程度普遍不超过7年。而女性受教育程度的低下，直接导致了儿童知识的缺乏。”他说。

20年生意经：成功破除阿富汗魔咒

初到阿富汗，余明辉发现这里的一切都处于无序状态，很多政府部门的雇员甚至不知道自己负责的具体工作内容。“我们花了很多精力处理这些事，后来法律体系逐渐建立起来，相应的政府架构有了，但是人很快又换了，所以各种手续推进的速度非常慢。”

余明辉的一位阿富汗朋友，十分看好中国食品的加工工艺和设备，想将中国食品引进到阿富汗。前期，余明辉做了大量市场调研。进口食品大部分的成本都在海关和物流上，而此时阿富汗的经济是凋敝的，没有畅通的物流，需要自己搭建。“于是我一段一段考察物流航线，测算进口中国食品的成本，预估只有1%的阿富汗人能消费得起中国食品。但是没关系，作为试验田，我们可以从食品贸易开始。”之后，他在阿富汗注册了一家食品商贸有限公司。

中国的挂面、方便面和方便卤蛋，是最受阿富汗百姓喜欢的食品。由于阿富汗的电力建设十分落后，余明辉又引进了很多与电相关的日用品，如应急灯等，大获好评。

余明辉坦言，虽然食品公司并没有赚到钱，但却帮助他了解到了阿富汗百姓的消费习惯和民风民俗。“如果你在这里待的时间不长，你很难了解他们的语言和肢体语言所传达的准确信息。”

余明辉强调，“尽管贫瘠、弱小，但历史上阿富汗经历过多次大国和外族的入侵，这片土地也经常成为别国竞逐的舞台。这让他们获得了足够的经验。”

对阿富汗有了初步了解后，余明辉才敢在工业投资上冒出一些想法，“当时国内正在去产能，我就想，可以把一些工业企业平移到阿富汗。”2009年，余明辉把河北一家钢厂的设备装满12个集装箱，运到了阿富汗。“钢厂填补了当地的产业空白，生意自然就好。”随后，余明辉又把中国的造纸厂、纸尿裤厂平移了过去，“我们引进的3个企业在当地非常受欢迎。99%的阿富汗人对中国产品既热情又痴迷。阿富汗与中国有三十到四十年的工业落差，而中国工业化走过的路，对于阿富汗来说是必由之路。”

中国工厂的逐渐增多，不仅提升了阿富汗的制造业产能，也改善了当地百姓的生活品质。当地媒体纷纷报道“中国人是建设者”。人们普遍认为，中国的生产技术很先进，产品很可靠。

之后，余明辉开始准备钢厂的二期规划，但由于当地电力极度匮乏，余明辉跑电的相关手续就用了两年。尽管过程异常曲折，但最后终于说服了当地政府，为钢厂拉了一条电线，“到目前为止，这也是阿富汗唯一的电力专线，是为我们中国人拉的。”

2017年，余明辉与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联合发表了文章《如何破除阿富汗魔咒》，获评中央宣传部智库优秀文案。2018年在第四届跨喜马拉雅发展论坛上，余明辉用钢厂的口碑、信誉担保，与阿方成立了中阿经济共同体。“中阿经济共同体有126家阿富汗企业，他们需要中国的机械设备，我们就帮助他们采购安装，他们需要工程师，尽管难找，我们也帮到底。”

多家中国企业要来喀布尔考察

对于这个打了近20年交道的地方，余明辉有着非常清晰的商业思路，“阿富汗的商贸还处在线下销售模式，而中国商品运到阿富汗需要两个月时间，所以商城一定要做大量库存。”说起“中国城”目前最大的困难，他思忖了一会说，“产能转移还没有形成井井有条的方式，但是我觉得近了。”

一直以来，为产能互补和产业移迁，余明辉做了长久铺垫，从政策到海关，从财政到环境问题，甚至还建了一万平方米的大跨度车间做过渡孵化器，让初来乍到的中资企业在生产手续和人员安全方面不受刁难，并且获得各种方便。

“我们还将达成建设4000亩地的真正的中国工业园的协议。”余明辉觉得，恢复通航后这些都会顺利推进。

两个小时的视频采访，网络信号一直十分稳定，这很出乎记者意料。余明辉解释说，“现在治安有所改进，人们生活逐渐恢复正常。阿富汗正在撕掉悲情的面纱。”他还透露，不少中国企业的代表表示要来喀布尔考察，而最近多家央企和国企也找到他们，想来阿富汗“埋下一颗种子”，甚至想来“中国城”做乙方，“以前我们让国内的企业来给钢厂做产业链配套，大家的反应不是很积极，一是他们对阿富汗不了解，二是时局混乱，总在打仗。”

“只要中国人在外面能抱团，那中国产品在任何地方都有一席之地。”手机视频中，余明辉打开了一本厚厚的文件夹，把近20年来阿富汗客商在中国的采购记录展示给记者。他指着购买记录上阿富汗商人的照片说，“你瞧，他们的面相其实很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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