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拍攝過至今仍令影迷稱道的

諷喻電影《黑炮事件》

也拍攝過更廣爲人知的《建國大業》

對於這種轉變，他有自己的解釋

黃建新的轉身

本刊記者/仇廣宇

發於2021.10.4總第1015期《中國新聞週刊》

作爲《長津湖》的總監製，黃建新很在乎觀衆的觀感。幾場點映之後，他都會問問身邊看過的人：“你覺得電影裏的戰爭場面怎麼樣？會不會覺得太殘酷？”

《長津湖》由三位導演聯手執導，而黃建新算得上幕後的操盤手。他是導演出身，數十年的電影生涯中，他製作的電影風格經歷了巨大改變。從前衛、諷喻的“先鋒三部曲”，到描寫普通人面對社會環境時微妙狀態的“城市三部曲”，再到商業主旋律電影的金牌監製，黃建新所涉及的電影題材和拍攝手法，早就隨着中國電影的發展一變再變。他拍攝過至今仍令影迷稱道的《黑炮事件》，也拍攝過更廣爲人知的《建國大業》。對於這種轉變，他有自己的解釋。

《長津湖》總監製黃建新：如何製作中國影史上投資規模最大的電影

大製作電影裏穿針引線的人

最近這一年，黃建新的主要工作就是做《長津湖》的總監製。這部被總製片人於冬稱爲“中國電影史上投資規模、製作規模最大”的一部電影，講述抗美援朝戰爭中朝鮮戰場東線長津湖戰役的過程。黃建新希望通過逼真的大製作效果，直接還原戰爭的殘酷。

在他看來，2021年由他導演的另一部主旋律影片《1921》是尋求詩意化表達的電影，依靠着強烈的情感驅動來吸引觀衆。而《長津湖》是從一個普通士兵，一羣普通人的視角切入，通過宏大的背景和歷史性的表達以及普通人與歷史人物的相遇，將整個戰爭場景呈現出來。

黃建新。

《長津湖》的劇本在2019年已經寫好，這一年年底已經在遼寧丹東建組，但因爲疫情原因不得不撤回，拖到2020年10月才重啓拍攝。由陳凱歌、徐克、林超賢三位導演聯合執導。

這種“聯合拍攝”並非每人負責一個小故事或者某一個視角，而是由陳凱歌負責整體基調的把握，徐克負責高潮戲，林超賢負責打戲和動作戲，在這一基礎上，把所有的故事連綴起來成了黃建新本人最大的責任。他的方法，是通過劇本文學創作的方式將三個人負責的情節串聯起來。有一場戲，是易烊千璽飾演的伍萬里在全連戰士面前寫檢討，劇本就通過讓黃軒飾演的毛岸英在此時到連隊傳遞信息的方式，將一個人、一支隊伍在戰爭中的命運和角色，與歷史人物產生交集，從而融入整個的大歷史講述之中，也串聯起了單獨的故事和此後的動作場面。除此之外，還需要通過情感呼應引發觀衆的共情，比如，胡軍飾演的“雷公”在戰爭中的命運就與他的身世、他和同伴的關係前後串聯在了一起，也體現在他前後的臺詞之中。

近幾年來，黃建新最在意的，也是他最想推動的一件事就是中國電影的工業化規模。某種程度上說，《長津湖》算是讓他得以有機會實現自己的想法。《長津湖》幕後工作人員高達1.2萬人，光司機就有900多人，最多的時候需要考慮100多輛車的停放問題和7000多人的喫飯問題。拍攝過程中使用的技術公司有八十多家，包括美國、英國、印度、韓國的諸多公司。光一個“釜山登陸”的鏡頭製作時間就長達10個多月，幾乎貫穿電影拍攝時間的始終。最終呈現的電影效果讓黃建新覺得滿意。

也懷念“小”一點的電影

黃建新曾分析，他所屬的“第五代”導演和以往整個電影史裏的導演都不同，他們沒有受過系統教育，反而沒有受到制約，擁有了自由生長的思想。而他早期的經歷也恰好說明了這一切。

1977年開始，23歲的黃建新剛剛從軍隊復員，到西北大學新聞進修班學習，此前他在西安衛生教育宣傳館幹了一年的攝影師。進修結束後恰逢“文革”結束，黃建新如願考進了西安電影製片廠（簡稱“西影廠”），從編輯組的外稿編譯工作做起，利用業餘時間寫作劇本。此時導演艾水看中了會寫文章又會拍攝的黃建新，將他調去攝影組做場記。

黃建新在《長津湖》拍攝現場。

“西影廠”是20世紀80年代電影導演的搖籃，1983年，導演吳天明擔任廠長後，開始大量廠內提拔新人導演，同時也邀請屬於廣西電影製片廠的張藝謀、陳凱歌等人爲“西影廠”拍攝電影。從學徒、場記、副導演一步步做起的黃建新也在這個頗受矚目的“新人”之列。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黃建新根據張賢亮的小說，拍出了反映知識分子處境、頗具諷喻性的《黑炮事件》，斬獲多項電影大獎，也初步奠定了他在“第五代”導演中的風格和定位。而同一時期，“第五代”導演陳凱歌的《黃土地》，張藝謀的《紅高粱》等一大批中國電影也在國際上獲得了榮譽。

第一次的成功讓黃建新拿出了一個更加大膽、超前的想法——拍攝一部關於機器人和人類異化的科幻電影《錯位》，但由於太過前衛，電影上映後口碑並不太好。1990年前後，黃建新到澳大利亞短暫講學和交流，回國後，他發現“一切向錢看”成了社會思潮，曾經在文化上頗有優越感的知識分子、國家幹部因爲缺少金錢思維面臨尷尬的處境，想要通過電影研究這樣的社會現實，他將鄧剛的小說《左鄰右舍》改編成《站直囉，別趴下》，此後執導了同樣表現文化人窘境的《背靠背，臉對臉》和通過駕校空間反映城市生活的《紅燈停、綠燈行》，同樣受到輿論和觀衆的喜愛，形成了經典的“城市三部曲”。

如今說起這些，黃建新偶爾還是會懷念過去那些“小”一點的、反映知識分子和普通人生活的電影。時至今日還有不少網友在微博給他留言，提出對《背靠背，臉對臉》的喜愛，彷彿這不是一部30年前的老電影。“這樣的電影抓住了核心和本質，也許藝術形式沒有這麼新，但是它們有靈魂。”黃建新對《中國新聞週刊》說。

商業化時代的歷史選擇

但自由生長的時間沒有持續多久，20世紀90年代中期，觀衆和學界猛然發現，在上一個十年裏大放異彩的中國電影開始整體面臨思想性缺失、現實指涉不足的嚴重問題，並且普遍出現在“第五代”導演的作品當中。在北京電影學院教授王志敏的一篇名爲《試論華語電影的思想性危機》的學術論文中提到，在那一時期，何平的《炮打雙燈》，黃建新的《五魁》，陳凱歌的《風月》，都遭受過類似的批評。

在思想性遭遇危機的同時，商業化時代和外國大片的衝擊也來了。1995年，以《真實的謊言》爲代表的十部外國進口大片以分賬的形式進入中國上映，引發觀看熱潮，重創了中國本土的電影產業。在計劃經濟時代長大的黃建新對這種衝擊印象深刻，他記得，20世紀80年代末有一段時間電影院票房慘淡，很多電影院只能改成錄像廳和茶座，KTV、電視劇等新的娛樂形式的流行也讓電影行業雪上加霜。

《長津湖》劇照。

當他看到人們排隊觀看外國電影的時候，他感到首先得用商業和工業的方法把中國電影業養大，才談得上養活產業裏的所有人，談得上商業電影和藝術電影的雙軌發展。於是，在繼續嘗試拍攝“黃建新風格”電影的同時，另一方面也在逐步嘗試監製工作。某種程度上說，這樣的“應激反應”讓他開始從作者性電影轉型，開始研究起大製作的作品。

中國加入WTO之後，國際合作的增多讓黃建新和他的“第五代”同行們不約而同地開始了對國際化商業大片的探索。通過與海外電影人交流合作，黃建新開始學習國外先進的電影大製作經驗，2003年，黃建新爲昆汀的《殺死比爾2》擔了監製，和好萊塢的團隊一起工作，作爲中方監製幫助團隊拍攝中國戲份。後來他監製張之亮的《墨攻》，是他第一次實踐好萊塢模式的監製經驗，有一段時間他一年能監製五六部電影。

2009年，黃建新應邀和在北京電影學院一起進修過的老同學、中影集團董事長韓三平，共同執導了向新中國成立60週年獻禮的電影《建國大業》，通過數百位明星參演和個性化的歷史人物描繪，成爲主旋律影片中的“爆款”。此後《建黨大業》《建軍大業》在票房上延續了類似的成功，並創造出一個新的獻禮片形式，從此，黃建新在觀衆眼中正式成爲“商業大片”“獻禮大片”的金牌監製。

黃建新如今已經67歲，在他看來，自己經歷過的變化是時代的推動，也是自己的選擇，因爲很多問題他已經不想再用老的語境，舊的電影語言去重述。近些年，他發現技術的革新可以重新塑造電影語言，這讓他逐漸變成了一個技術迷。他剛剛研究了一臺100多英寸的液晶電視，想着如果把小衆的文藝片放在這樣私密、清晰的屏幕上去看，人們就可以在家裏安靜地欣賞文藝片。他欣賞詹姆斯·卡梅隆那樣可以駕馭各種題材和電影技術的大片導演，和諾蘭就《敦刻爾克》的戰爭拍攝有過交流，連年輕人喜歡的“劇本殺”和電影的關係，他也能談得津津有味。他把技術與電影語言的革新也運用在了《長津湖》裏，比如其中有一個美軍轟炸的場景，屏幕的顫抖和觀衆體驗到的恐懼感的結合就是類似的實驗。

黃建新從頭至尾都是一個樂觀的理想主義者。從他的視角來看，當今的時代，電影導演具有更多的商業機會。1987年，黃建新正在籌備其“先鋒三部曲”的第三部《輪迴》時，突然就接到“因經濟形勢不好”要求他立刻停止的通知，最後是導演謝飛到西影廠幫他求了情，第二年電影計劃才慢慢重啓。所以，黃建新說他不害怕電影製作過程中遇到等待和挫折，因爲這些在他拍攝《黑炮事件》《輪迴》的時代都經歷過。現在，有針對年輕導演的創投機會，也有讓成熟導演發揮的商業大片，他想做的或許就是在電影工業化之路上繼續下去，他着手的那些項目——主旋律與戰爭題材——或許是當下能讓他實現這一切的最合適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