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程實丨諾貝爾經濟學獎的貢獻與啓示：尊重事實、走出定式

三位經濟學家的學術追求均反映了批判性精神對學術創新的重要性。

202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最終分別授予了戴維·卡德（David Card）、吉多·W·因本斯（Guido W． Imbens）以及約書亞·安格里斯特（Josh Angrist）三位經濟學家，以表彰他們在勞動經濟學實證方法研究和因果分析方法論上作出的突出貢獻。

本文簡要總結了三位經濟學傢俱體的學術貢獻，並討論了其研究成果的意義和對我們的啓示。

研究貢獻

卡德的研究領域主要集中在勞動經濟學領域，具體研究興趣涉及最低工資、勞動收入、教育投入、教育回報、移民問題以及就業不平等性等課題。卡德曾多次在《美國經濟評論》（America Economic Review，AER）、《政治經濟學雜誌》（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ics， JPE）等國際頂尖學術期刊上發表具有突出實證及實踐價值的學術論文。在研究方法上，他經常通過運用雙重差分模型（DID）、自然實驗研究以及元分析等創新方法論的實證研究，來質疑主流經濟學的固有理論發現。此外，卡德在自然實驗的數據處理問題上同樣對經濟研究者產生了廣泛的參考價值。具體來說，他在實證研究中可以靈活應用統計分析來篩選大數據中可信度較高的關鍵數據，從而能夠提供比傳統計量模型更可靠的實證結果，這使得其研究具有更高的客觀性。

卡德最大的學術發現集中在最低工資的研究上。傳統經濟學認爲，提高最低工資會導致勞動市場上就業水平的降低。然而，卡德和克魯格在《最低工資與就業》（1993）一文中提出，若是在兩個勞動環境極爲相似的市場中出現最低工資差異，便可通過比較分析來發現兩個市場就業水平變化的差異，從而有效驗證最低工資對就業是否存在顯著影響。卡德最終通過一系列實證研究成功質疑了傳統經濟學最低工資與就業顯著負相關的結論。

卡德在教育投入與教育回報之間的相關性研究上同樣提供了大量有影響力的實證性分析。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大量研究發現學生的學習成績與學校投入沒有顯著關係，人們進一步認爲學習成績與個人收入提高長期不存在顯著相關。因此很多業界和政界領袖要求減少對教育資源的投入。卡德和他的學術“知己”克魯格通過分析不同種族居民部門的收入差距變化與教育投入變化之間的關係，最終證明了教育投入與教育回報存在顯著正相關性。這一結論不僅對學術界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同時影響了美國聯邦政府以及歐洲部分國家繼續保持對教育投入的高度支持。

卡德在移民問題上同樣有着不同於傳統經濟學的觀點。比如卡德2009年發表在AER上的《移民與不均等》（Immigration and inequality）一文中指出，移民對當地市場的工資水平沒有產生顯著的衝擊。真正能夠解決移民問題的是企業。企業能否通過調整管理模式和生產技術來吸收額外的低技能勞動力，是解決移民對勞動力影響的關鍵。

在統計上，卡德提出瞭如何重新定義和計量勞動收入。他認爲在計量勞動收入中需要關注勞動收入的比例不是穩定的。他強調除了關注勞動者工資收入以外，還要關注勞動者人力資本收入的變化。同時，卡德經常使用元分析來驗證不同時間序列模型的實證效果，從而檢驗不同模型擬合結果的可信度。

另外兩位分享一半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經濟學家是安格里斯特和因本斯，他們主要集中於計量經濟學與經驗微觀經濟學領域的研究，尤其在因果關係分析的實證創新上有廣泛影響力。他們同樣在《計量經濟學》（Econometrica）、《經濟學季刊》（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QJE）、AER等國際頂尖學術刊物上發表了許多具有深遠影響的文章。

三位經濟學家的貢獻本質都是運用了自然實驗的方法，對因果關係檢驗做出了巨大貢獻。

與卡德類似，安格里斯特通過運用自然實驗法和工具變量處理，在過去幾十年中提供了各種具有廣泛說服力的經驗性實證分析以幫助社會有效解決了各種複雜的問題。這些問題包括教育投入、醫療保險、移民問題、勞動投入、恐怖主義和計量統計等多個方面。尤其在教育領域，安格里斯特的多篇文章已經被奉爲經濟學經典。比如安格里斯特利用構造工具變量和兩階段最小二乘估計方法（Two-stage Least Squares Estimate， 2SLS）解決了教育時間與未來工資水平模型構造的內生性問題，從而有效證明了教育時間的延長可以顯著提高未來工資水平。因此，他反對美國《義務教育法》對學生經濟意義不大的觀點。

安格里斯特還針對學校政策提供了其他具有廣泛影響力的實證分析。比如他研究了學校是否應該投入資源以採取各種激勵措施提高學生成績等具體問題。其中，安格里斯特和拉維（Angrist&Lavy， 1999）針對學校班級規模問題的研究被學術界大量引用。具體來說，安格里斯特使用自然實驗法和工具變量發現，對於大部分地區，較小的班級規模有利於提高學生成績；但在社會風氣較差的地區，這種關係並無顯著性。這強調了地區特點、教學資源與教學規模之間的聯繫。安格里斯特和克魯格合作提出了模糊不連續迴歸設計（Fuzzy Discontinuous Regression Design），該計量設計爲研究同伴效應的存在性提供了可靠的經驗性證據（同伴效應-Partner Effect，鄰近的平等個體之間在各種社會關係中產生相互作用時，其中某一個體的行爲及決策受到同一羣體中其他人行爲及決策的影響）。

安格里斯特還探索了家庭成員間的交互作用對勞動供給的影響。比如孩子數量對父母工作決策的影響。他的實證研究驗證瞭如果丈夫教育水平和收入水平較高，那麼妻子不會因爲孩子增多而減少勞動供給。

最後，不得不提的是安格里斯特和因本斯在推進非實驗性微觀計量方法上所取得的卓越成就。安格里斯特和因本斯最大的貢獻是在計量經濟學和流行病學領域給出了一系列應用處置效應的工具變量估計方法與注意事項，這有力幫助了大批經濟學者更加準確地分析經濟運行中的具體因果關係。

經濟學的新變化

實驗經濟學和實踐貢獻近年來愈發受到重視。近幾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均頒給了在實驗經濟學領域做出了巨大貢獻的經濟學家。一個主要原因是，實驗經濟學能夠通過更加可靠且實際的因果分析，針對廣泛的社會問題提供更加有效的政策建議。無論是卡德、安格里斯特還是因本斯，三位經濟學家都是通過將自然實驗法、雙重差分模型或改進後的非實驗性數據應用於微觀經濟學中的具體領域中（如就業、教育、醫療、反恐、政策效果以及移民研究），從而爲解決複雜的社會問題提供了更加可靠的因果分析與經驗證據。

經濟學更需要批判精神。三位經濟學家的學術追求均反映了批判性精神對學術創新的重要性。長期以來，在主流經濟學中，經驗微觀經濟學領域沒有受到足夠重視。三位新晉諾獎獲得者的學術貢獻幫助經驗微觀經濟學從傳統經濟學已有結論的束縛中解脫出來。在卡德、安格里斯特和因本斯的學術生涯中，他們一次次通過豐富的實證結果和嚴密的因果分析成功反擊了主流經濟學界的不同質疑。這反映了經濟學界需要更多具有批判性精神和創新精神的經濟學家，在質疑傳統經濟學的固有結論基礎上，新一代經濟學家需要通過大膽的實證創新和小心的因果求證引領經濟學邁向更加多元化的發展方向。

對中國的啓示

掙脫學術教條的束縛。作爲後發學術重地，中國經濟學研究很容易受到傳統經濟學既有框架的影響，這使得中國的經濟學者無論於宏觀還是微觀領域都在追求完美數學模型的假定空間裏越走越窄。如何掙脫教條主義的束縛，突破象牙塔的約束，從而結合中國實際情況創造性地發展中國的實驗經濟學，爲中國存在的廣泛性社會問題提供實證幫助，將是中國經濟學者的學術使命。

提高因果分析能力。對於市場中的經濟學者來說，研究結論首先需要具有客觀性。市場經濟學者可通過構建適合的實驗性研究法更加精準地描述經濟運行的狀況，從而爲具體的市場問題尋找具體的關鍵因素，提供具體的政策建議。

提高數據應用的科學性。數據分析需要考慮多種可能性。通過運用自然實驗法或者雙重差分模型可以幫助我們識別相關數據中哪些是有效的，哪些是無效的。而靈活設計工具變量可以提高迴歸分析中的因果關係，幫助經濟學者更客觀地發現經濟變量之間的具體聯繫。

重視微觀領域的具體研究問題。公平正義不僅僅是中國需要重視的問題，更是全世界日益關切的問題。不論是中國還是其他主要經濟體，都將面臨勞動市場結構老齡化、貧富差距加劇、個人可支配收入下降、教育及醫療資源不公平性上升等一系列關乎社會民生保障的問題。作爲經濟學者，應當更加關注公平正義下廣泛的微觀社會問題。

尊重事實，走出定式。當前現實世界的背景是百年未有之大變局，變化無時無刻不在發生，對傳統理論、經驗思維的衝擊廣泛存在並不斷增強。對於中國經濟的學術研究和政策制定而言，掌握數據、尊重事實、走出思維定式，纔是在亂局中開新局的最優選擇。

（程實系工銀國際首席經濟學家，張弘頊系工銀國際資深經濟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