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医者丨黄受方病理学的中国梦

1954年，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不久，新中国首次以五大国之一的身份参加日内瓦会议。尽管美国多次阻挠，全世界仍看到了新中国那崭新的风貌。这次会议，冲破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新中国的封锁和禁运，实现了外交突破。而伴随着和平时期的到来，科技的分量也在不断加重，这一年，新中国招收了第一批病理专业的研究生，24岁的黄受方正在其中。

病理，又被称作疾病的道理。这项在西方现代医学基础上酝酿而出的医学分支，在最初进入中国时，肩负着一个极其重要的责任，那便是诊断。

60年代，我国医疗技术还较为落后，很多疑难病症，医生无法完成准确诊断，更多的，是凭借医生的经验，进行主观分析。病理检查，这项能够揭示疾病机理及性质的手段，成为了漫长黑夜中的那一点星光。

若想获得病理组织切片，一项重要途径便是尸检。便是尸检，为发展病理学，全国掀起尸检热潮。

尚在念书的黄受方，无法不感受到这股热潮的涌动。由于他所学习的病理学涉猎甚广，需要对浩如烟海的疾病均作出认识、诊断，这就使得医者必须学会，在庞杂的工作中尽快找到一个突破口。妇科病理，是黄受方的首选，而一个年轻学生的突围之策，也着实令人讶异。

“当时医院三分之一的病理都来自妇产科，因为妇产科病理容易取。但是，我们上大学的时候还没有妇科病理这个专业。妇产科病理学的中文书籍更是匮缺。面对大量的妇科病理，大家都没有经验，很多人不会看。那时候，我读研究生，决定翻译了一本美国医生编著的《妇产科病理学》，给大家作参考，那本书有600多页。可那时，许多专业词汇、专业术语还没有规范的中文解释。翻译，对于一个年轻的研究生来讲，是非常困难的。我一个暑假没回家，全力以赴，每天花十几小时翻译。一个暑假竟然翻译完了，我知道大家需要这本书。”——黄受方

《妇产科病理学》，这本出自一名病理科研究生之手翻译的书籍，一跃成为妇产科病理学的参考金标准，为中国似无本之木的病理学，增添了一块坚实的基石，提高了妇产科病理学的诊断水平。

时不我待

待到黄受方就业，此时的友谊医院，正大力朝着消化内科方向发起猛攻。这是中国消化内科起步的关键时期，也是中国消化内科病理学发展的重要起点，但其掣肘因素之多，令当年的黄受方，充满了无法跨越的未知与迷茫。

在那个年代，取病理，多是通过手术切除、内镜下钳夹来获得。但这也让黄受方看到，为了一份“最后诊断”，患者所付出的惨痛代价。他开始反思，医学的本源到底是什么？病理医生手里握的，难道只是冰冷的标本吗？黄受方也在思考，他该如何做，才能让这项大有前途的工作，发挥其应有的最大作用，在将来某个科技突破的瞬间，大为光芒绽放。

1978年，连接全球的大门豁然敞开，在时代脉搏中同频共振的中国，拥有着前所未有的活力。很快，世界卫生组织向我国提供了一个公费出国学习病理的名额。1981年，黄受方赴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医院进修妇科病理。当时的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医院，已经有了免疫组化技术，可应用于病理诊断。对于诊断肿瘤、肿瘤分类、判断预后有着巨大影响，从而进一步扩展了人们对于各种疾病及肿瘤形成过程的认识，并大举提高了病理诊断与研究水平。而当时的中国免疫组化技术还是一片空白，这给黄受方带来了极大的震撼。

“子宫内膜里面有雌激素，有孕激素。以前看不出来哪叫雌激素，哪叫孕激素。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院可以用抗原去检测它，以前发现不了的东西，我们发现了。国外70年代就有免疫组化技术，我去学的就是这个。而且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医院的病理科分得很细，有眼科病理、消化病理、妇科病理很多亚科。”——黄受方

1982年，回国后的黄受方注意到，20世纪30年代，随着电子显微镜的诞生和生物组织超薄切片技术的建立，西方病理学已跨入亚细胞阶段，更多未被认识的病变和发生机理，得到了阐明，但截至此时，临床病理诊断工作仍未得到巨大帮助。凭着敏锐的思路，黄受方决定将工作的重点放到建立“分专科病理诊断”上，并大力发展免疫组化，逐步迈向分子检测等新技术领域。同时他汲取了西方穿刺细胞学的做法，尝试用注射器为穿刺工具，在人体的乳腺、甲状腺、淋巴结、口腔、直肠、前列腺、四肢吸取细胞，在制成涂片染色后，通过显微镜观察方式，从而迅速、精确地做出诊断，此举大大减轻了患者的痛苦。使手术活检对病人造成的巨大创伤，竟因一根注射器迎刃而解。黄受方意识到，这样的细针穿刺技术非常适合在中国开展，他决定加速追赶，着力研究细针穿刺。

“我们病理科医生要解决实际问题，细针从头到脚都可以穿刺，患者不用开刀，减轻了很多不必要的痛苦，患者也容易接受。”——黄受方

在黄受方的指导下，北京友谊医院病理科，总结了细针穿刺的实践经验，在国内外首先提出了创新穿刺技术的相关理论。为了普及推广这项技术，黄受方领衔编写了《实用细针吸取细胞学》，该书也成为当时病理科、血液病科和临床细胞室的重要参考书。这一举动，将以往依赖组织病理学诊断的传统方法，引向细胞病理诊断的微创领域。

步履不停

2010年，黄受方退休了。自青年时代起，他便慷慨而又坦承地把自己献给了中国病理学，期间的落寞、热忱、怀疑、自信，都不曾影响他前行的脚步。到了晚年，他敏感地发现，科技的发展已引领着人类进入了更加精微的世界，分子病理学将有何作为？医者拭目以待。此时的中国，已拥有最好的自我突破机会，黄受方渴望看到全部转变，但现在，他太缺时间了，已经90岁的他，只能选择，昼夜兼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