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金融時報

本報記者 莫莉

在即將於12月份上演的美國政黨爭鬥“大劇”中，美國債務上限談判應當榜上有名。雖然新一季的美債上限之爭“肥皂劇”早已拉開帷幕，本季劇情延續了過往糾結矯情與跌宕起伏的特點，但最終結果如何仍然需要全球觀衆們觀看12月份的最後“幾集”。面對美國債務上限危機，美國總統拜登和財長耶倫均警告稱，如果不能提高債務上限，將破壞美國國債的安全，威脅到美元作爲世界貨幣的儲備地位，並可能引發金融危機和經濟衰退。拜登甚至警告稱，這一問題是“一顆將砸向美國經濟的流星”。

11月24日，接受《金融時報》記者採訪的東興證券海外宏觀分析師康明怡表示，美國債務上限問題仍取決於國會參議院兩黨能否達成一致共識；但從根本上來看，這是美國兩黨之爭下的政治“作秀”。相對於以往，今年美國疊加新冠疫情和通脹前景不確定性、美聯儲縮減購債計劃（Taper）將在12月落地等因素，當前的美債上限危機所蘊含的影響力與之前數次不同，可能會更復雜。不過，新冠疫情帶來的美債飆升橫跨了特朗普和拜登執政期間，所以，共和黨和民主黨對此都負有責任；從這個角度上看，兩黨本次談判的難度可能會小於之前。康明怡認爲，目前而言，本季美債上限談判“肥皂劇”的結局大概率仍將是有驚無險。

12月3日或是美債上限之爭時間“紅線”

債務上限是美國國會爲聯邦政府設定的爲履行已產生的支付義務而舉債的最高額度，觸及這條“紅線”，意味着美國財政部借款授權用盡。新冠疫情暴發以來，美國政府對於疫情的不重視導致美國疫情大規模氾濫，這不僅導致了美國經濟出現大幅下滑，也使得美國政府在財政刺激方面更趨激進，美國經濟陷入“刺激陷阱”。爲應對新冠疫情衝擊、刺激經濟復甦，美國削減赤字或增加稅收的空間大幅壓縮，美國解決債務問題的主要對策仍舊延續“老路”——政府債務貨幣化。數據顯示，截至2021年8月，美國聯邦債務已經高達28.4萬億美元。公衆持有的美國國債餘額在今年7月底達到約22.3萬億美元，較2019年底增加約5.2萬億美元，美債餘額相當於今年二季度美國年化名義國內生產總值（GDP）的130.1%，較2019年底上升了21.6個百分點。美國政府債務的急劇膨脹使得債務上限談判重要性愈發凸顯。

但兩黨卻遲遲未能達成一致，美國政客不得不通過“權宜之計”爭取更多的談判時間。8月1日，暫停兩年後的美國聯邦政府債務上限恢復生效。8月2日，美國財政部開始採取非常規措施以避免債務違約。10月7日晚間，美國參議院多數黨領袖舒默宣佈，立法者們已就提高短期債務上限達成協議，將債務上限延長至12月初——參議院以50票贊成、48票反對的結果通過了暫時將債務上限調高約4800億美元的法案，確保美國財政部可履行支付義務直至12月3日。因此，市場人士表示，12月3日可能是本季美債上限之爭的時間“紅線”，將是決定美國政府是否“關門”的最後時刻。根據美國國會通過的政府融資議案，短期撥款法案旨在幫助美國政府在12月3日之前運行。這意味着，美國國會需要在12月3日同一天解決債務上限和權宜支出法案到期這兩個問題。

不過，據外媒報道，11月17日，耶倫寫給美國國會民主、共和兩黨領袖的信中表示，美國政府債務違約的最後期限預計將從12月3日延長至12月15日，這讓國會有更多時間提高聯邦債務上限。但12月15日之後，如果不提高債務上限，財政部將面臨剩餘資金不足的問題。耶倫表示，延期的部分原因是拜登早些時候通過了一項1萬億美元的基礎設施計劃，這使得有1180億美元可以向公路信託基金轉移。但耶倫同時表示，儘管她對美財政部在下月中旬前保持美國的債務支付能力有“高度信心”，但在12月15日以後，財政部存在資金不足以履行政府支付義務的可能性。爲確保美國政府信用不受影響，國會急需儘快提高債務上限或暫停其生效。

綜合來看，債務上限問題最終時間“紅線”將是在12月，兩黨能否達成共識仍是關鍵。雖然債務上限問題被推遲至12月緩解了美國政府的燃眉之急，但問題只是被擱置，並未徹底解決。“對美國債務上限談判一波三折，需要從兩個方面來剖析。”康明怡表示，第一，這是兩黨之間的利益博弈，通常來說，是在野黨以此作爲籌碼與執政黨之間的利益談判。第二，這也是一種政治“作秀”。美國當局就是希望藉此向全美國甚至全世界傳達一個信號：美國聯邦政府的財政都是很理性的，每次都是迫不得已的寬限；但在每次寬限之前，他們都是經過認真考慮的，而不是隨意印鈔的。

美國政府曾多次“關門”

美國債務上限談判對於美國經濟來說十分重要。與針對新一財年預算的撥款法案不同，由於債務上限主要是用於償還過往已經發生的支出的持續責任，因此，如果不能得到及時解決（提高或暫時凍結），那麼意味着對現有債務無法及時償付，也就是債務違約。一旦美國發生債務違約，美國國債收益率將飆升，整個市場借貸成本將上升。對美國政府、企業以及個人來說，財務負擔將大大加重，經濟復甦必將中斷，甚至重新陷入衰退。債務違約的影響要遠大於僅僅是部分非職能部門（如國家公園、社會保障、醫保、經濟數據統計發佈等）暫時性的政府“關門”。

資料顯示，美國曾多次上演因爲兩黨爭鬥嚴重，從而導致美國政府“關門”現象頻繁發生。20世紀70年代以來，美國政府“關門”共發生20次，特朗普時期就出現過兩次因無法達成撥款協議而“關門”。但相比之下，美國政府違約卻鮮有發生。2011年8月，美國債務上限危機可能是距離技術性違約最近的一次，這次發生在奧巴馬任期期間，國會參衆兩院分別由民主與共和兩黨控制。2011年直到截止時間最後幾個小時才最終得以解決，雖然避免了違約，但也使得標普公司下調了美國主權評級，進而使得美股市場明顯回調，標普500指數兩週下跌16.7%。短端美債利率因市場擔心違約影響而被拋售，導致利率飆升，長端國債利率因爲避險則大幅回落。與此同時，避險情緒也推動黃金和美元走強。從歷史經驗看，美國兩黨雖然多次就債務上限展開博弈，但往往都能在最後關頭達成協議。

本次出現債務違約可能性不大

儘管當前美國兩黨仍未對債務上限達成共識，但兩黨一致認爲，美國不能出現違約或接近違約的情況。因此，大部分市場人士認爲，本次出現債務違約的可能性不大。畢竟債務上限問題太過重要，不能解決的風險是巨大的，最差情況下民主黨依然可以單獨上調。但兩黨爭鬥趨於激烈，或者會拖到最後一刻甚至在極端情形下真的出現短暫的技術性違約，發生類似2011年8月債務上限危機臨到跟前才解決，卻被標普公司下調了主權債務評級的情形，那對市場的衝擊可能將是巨大的，甚至不排除影響美聯儲Taper節奏。

“今年美債上限危機有個特殊情況。”康明怡表示，美國經濟當前處在經濟衰退後復甦的進程中，疫情和通脹前景都有不確定性，如果此時再疊加美國政府“關門”衝擊的話，這對美國社會穩定和金融市場等方面的影響將和以往不可同日而語。不過，當前美國債務的急劇膨脹，主要和新冠疫情期間美政府大量刺激舉措有關，但包括不少財政補助和刺激措施都橫跨了共和黨（特朗普）和民主黨（拜登）執政期間，兩黨均負有責任。從這個角度說，本次債務上限談判的政治阻力可能不會有以往那麼大。另外，與拜登決定鮑威爾連任美聯儲主席一脈相承的是，拜登政府在努力向共和黨釋放一種政治善意，這可能也有利於美國兩黨達成共識。目前來看，有驚無險仍將是本季美債上限危機的“大結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