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長的生育假期，能提高年輕人生娃意願嗎？

原標題：延長的生育假期，能提高年輕人生娃意願嗎？

來源：21世紀經濟報道

“鼓勵生娃，國家是認真的。”

12月1日，廣東省十三屆人大常委會第三十七次會議表決通過了關於修改《廣東省人口與計劃生育條例》的決定。新增育兒假，規定在子女3週歲以內，父母每年各享受10日育兒假。根據條例，女方在國家規定的98日產假基礎上，再享受80日獎勵假，總計178日，男方享受15日的陪產假。另外，爲緩解獨生子女照護父母的壓力，條例明確，父母年滿60週歲以上的獨生子女，每年有5日護理假；父母患病住院治療的，其子女每年有累計不超過15日的護理假。

據不完全統計，今年以來，全國已有二十地通過了新修訂的《人口與計劃生育條例》，並明確延長相關生育假期，包括延長生育假、增設父母育兒假等。

這也引起了輿論的注意。有人覺得是好事，可以有更多時間陪娃了。也有人覺得作用不大，多放幾天也不能完全解決不了生娃、養娃面臨的各種現實難題。

說到底，生娃或不生娃、生幾個娃屬於個人在的主觀意願。但同時我們也應該看到，國家大力度的鼓勵生育，是因爲意識到人口問題的嚴峻性。

據中國統計年鑑（2021年），2020年中國人口自然增長率大幅回落至1.45‰，創下數十年來的新低。

部分省份的情況尤爲嚴峻。從此前已發佈的各省統計年鑑來看，受到疫情衝擊的湖北， 2020年的人口自然增長率從上一年的4.27‰下降到0.61‰；老齡化程度嚴重的江蘇，2020年人口自然增長率僅有0.17‰。

這意味着中國部分地區人口增長正逼近於零。

中國人口學會副會長、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陸傑華在接受媒體採訪時便稱，“之前是預估2027~2030年才進入負增長，現在如果（自然增長率）今年不增長，明年沒有回升的話，可能就這兩年的事了。”

人口是經濟增長最重要的基礎之一，人口水平的不斷下降將導致一系列嚴峻的經濟和社會問題。攜程執行董事局主席、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教授梁建章就曾表示：如果下一代人口的數量只有上一代的一半，能掀起的浪潮註定會小得多，進而影響到整個社會的活力。

那麼爲啥我國生育率會不斷走低？從其它國家經驗看，人口負增長還可以逆轉嗎？隨着三孩政策的全面放開，相關措施正逐步落地，年輕人的生娃意願是否會回升？帶着這些問題，本文試圖給讀者提供更理性的視角看待中國人口問題。

一、“人口零增長”

從人口自然增長率來看，我國近年來的下降幅度很快。

中國統計年鑑（2021年）顯示，在1997年以前，我國人口自然增長率（出生率-死亡率）長期在10‰以上，1998年爲9.14‰，2009年跌穿5‰。此後人口自然增長率有一定反彈，但長期下行的趨勢未變，2019年人口自然增長率爲3.32‰，2020年只有1.45‰。

各地人口形勢同樣不容樂觀。

根據湖北統計年鑑（2021），從2010年到2019年，湖北的人口自然增長率都在4‰以上，但2020年快速下滑到0.61%。

江蘇更已經逼近“人口零增長”。根據江蘇統計年鑑（2021），從2000年到2019年，江蘇的人口自然增長率一直保持在2‰-3‰，但2020年僅爲0.17‰。

江蘇省之所以在全國各個省份中，人口自然增長率先接近0，也與江蘇2020年60歲以上人口占比高達21.84%有關。

比如鎮江，其人口自然增長率其實已經跌破0。根據鎮江2021年統計年鑑，該市2020年戶籍人口自然增長率爲-1.98‰。不過，該市仍然保持了常住人口小幅增長，2020年爲321.1萬人，較2019年的320.35萬增長不足1萬人。

與此同時，在江蘇省內，鎮江市的老齡化程度排名中上水平，60歲及以上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爲23.56%，低於南通、泰州、鹽城和揚州，在江蘇省13個地級市中排名第五位。

而老齡化程度最爲嚴重的南通市，早就在2002年就已經出現自然人口負增長，2019年人口自然增長率-2.76‰。

瀋陽則成爲了首個人口自然增長率跌破0的新一線城市。2020年，瀋陽人口出生率6.68‰，比上年降低1.67個千分點；人口死亡率10.02‰，提高1.71個千分點。人口自然增長率-3.34‰，較2019年的0.04‰，降低3.38個千分點。

對比之下，人口年齡結構相對年輕的廣東，人口自然增長率長期保持在5‰以上。一些城市比如廣州，根據最新的統計年鑑，2020年戶籍人口自然增長率仍然達8.95‰。

值得注意的是，儘管眼下各省市人口情況不一，但鎮江、瀋陽也只是“先行一步”進入自然人口“負增長時代”。

中國與全球化智庫特邀高級研究員、人口學者黃文政告訴21智庫，有不少大城市逐步進入自然人口負增長的階段，未來整個國家的自然人口也將會負增長，這個局面應該在幾年之後就會出現，而且會有加速的趨勢。

從全國來看，各省份人口持續“變老”的趨勢已不可遏制。

根據中國統計年鑑（2021），2020年，我國65歲以上人口已經接近2億人，老年撫養比達到19.7，即5個年輕人需要撫養1位老人。

在這種大背景下，想要阻止社會人口規模萎縮就要改善人口結構，繼而就需要提升未來人口的出生率。

二、育齡女性之困

2020年，中國人口自然增長率爲何會創下歷史新低？

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副研究員楊舸對21智庫表示，2020年，出生人口明顯下降，是導致自然增長率下降的最主要原因，因爲相對來說死亡水平是比較穩定的。

楊舸進一步稱，“出生人口下降受到一些短期因素，比如說疫情的影響，但從疫情暴發的時間來看，更多影響的是2020年懷孕的人數，對2020年出生人口的影響並不大。因此，總體上看，導致出生人口下降主要是長期趨勢，尤其是生育高峯年齡婦女的人數明顯下降。”

國際上，一般把15-49歲女性計算爲育齡婦女。根據全國2010年人口普查數字，當年的育齡婦女約3.8億人，2011年育齡婦女人數增加200萬，達到約3.82億人，隨後進入持續下降通道，平均每年減少500萬左右。國家統計局公佈的數據顯示， 2019年，15-49歲育齡婦女人數比2018年減少500多萬人，其中，20-29歲生育旺盛期育齡婦女人數減少600多萬人。

民生證券在研報中提到，建國以來我國共有三次生育斷崖期。第一次是 70 年代後期，新出生人口大幅下降主要是那一時期生育政策的收緊帶來的。第二次是 90 年代後期，由於 75 年的新出生人口數下降，育齡婦女人數減少，95 後的新出生人口數隨之減少。第三次發生在 2019 年之後，由於 95 後人口下滑，根據生育慣性，結合 95 後平均生育年齡比 75 後推遲了 5 年這一現實情況，作爲 95 後子女的 20 後人數也會明顯下滑。

與此同時，當代年輕人在婚姻、生育上的觀念轉變，同樣影響着出生人口的數量。

和歐美國家非婚生育的情況較爲普遍不同的是，中國人崇尚“結婚生子”，生育與婚姻密切相關。

然而據官方統計數據，2020年，官方統計的結婚登記人數共計814.33萬對，較2019年減少了113萬對。這也是自2013年達到1346.93萬對後，連續7年下降。

一方面，我國年輕人的晚婚趨勢已漸凸顯， 25-29歲接替20-24歲人羣成爲新的結婚“主力軍”，生育年齡也隨之延後。數據顯示，2005-2019年，20-24歲結婚登記人數（含再婚）佔比從47.0%降至19.7%，25-29歲從34.3%升至34.6%。

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教授陳衛告訴21智庫，城鎮化的快速推進與高等教育的普及是其中關鍵原因。

數據顯示，在2020年，我國城鎮人口占比已達63.89%，較10年前提升了14.21個百分點。與此同時，每10萬人中擁有大學文化程度的人數也由2010年的8930人上升爲2020年的15467人，15歲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也由9.08年提高至9.91年。

具體到女性。中國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主任賀丹團隊發佈的研究結果顯示，全國範圍內的育齡婦女平均初婚年齡呈明顯上升趨勢，從2006年的23.6歲上升到2016年的26.3歲。

另一方面，很多年輕人乾脆選擇單身狀態。與老一代人對婚姻充滿美好期待不同的是，當代年輕人在擇偶這件事上愈加慎重。

今年8月，百合佳緣集團聯合艾瑞諮詢發佈的《2021年中國當代不婚主義白皮書》顯示，不婚人羣在單身羣體中的佔比約爲25%。換言之，每4個單身的人中就有1個可能是不婚者。

白皮書在總結原因時提到，從客觀角度看，適婚人口數量不斷下降，生活成本和壓力不斷上升，使得婚姻對當代年輕人來說成爲了“奢侈品”；從主觀角度而言，人們的思想觀念發生了變化，主張追求個人幸福，雖然不願意選擇將就，但也從未放棄追求自己理想的婚姻。

在選擇不婚的人羣中，女性並不少見。經濟發展和受教育水平提高給女性提供了更多就業機會。國家統計局曾披露一項數據，2018年，全國女性就業人員佔全社會就業人員的比重爲43.7%。而這些進入職場的女性往往在擇偶時偏好不低於自身條件的男性，繼而也加大了婚姻市場的匹配難度。

時代變了，即便那些步入婚姻的女性，在“在生還是不生，什麼時間生”等問題上也有了和前輩們不一樣的答案。

“丁克”是指主動選擇不生育的無孩家庭。這個概念起源於歐美國家，於上世紀80年代傳入中國，90年代開始逐漸被中國年輕人接受。

早在2002年，上海市婦聯一項針對全市家庭狀況所作的調查顯示，結了婚卻自願不育的丁克家庭已經佔到上海家庭總數的12.4 %。

彼時相關報道中，負責這項調查的復旦大學社會學系教師孫中欣介紹稱，調查選取了1200多個不同年齡階層的上海家庭作爲樣本， “如果只選取20歲至40歲年齡段的樣本，丁克家庭的比例會更高。”

此外，第七次人口普查數據顯示，平均每個家庭戶人口爲2.62，打破了以前的經典一家三口結構。這意味着在衆多的家庭中有些是隻有兩人的丁克家庭。

究其原因，有主動的因素，即有的夫婦本身不喜歡孩子或者不願意承擔養育責任。但更多的還是被動的因素，也就是對生育成本高企的顧慮。

在今年7月21日國新辦舉行的新聞發佈會上，國家發展改革委社會發展司司長歐曉理說，養育成本的快速提高是當下人口生育面臨的主要矛盾，經濟負擔、子女照料、女性對職業發展的擔憂等，都成爲“不願生”“不敢生”等制約生育的主要因素。

三、“低生育率陷阱”？

談及一個國家人口問題，除了人口自然增長率外，“總和生育率”（又稱總生育率）是另一個備受關注的指標。

總和生育率，即爲每個女性平均的生育子女數，是育齡生育婦女生育意願的代表。國際上通常認爲，總和生育率需要達到2.1，才能達到世代更替水平即能夠維持人口的不增不減，而1.5則是人口下滑的“高度敏感警戒線”，意味着有掉入“低生育率陷阱”的可能。

“低生育率陷阱”是由奧地利學者魯茨於2005年提出的。該理論認爲，一旦總和生育率低於1.5，生育率如同掉入陷阱，扭轉生育率下降趨勢將會變得很困難甚至不可能。

據第七次人口普查數據，2020年我國育齡婦女總和生育率爲1.3，遠低於世代更替水平，這是否意味着中國已跌入“低生育陷阱”？

國務院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領導小組辦公室負責人此前在接受採訪時表示，“低生育率陷阱”需要有兩個條件，一是總和生育率降至1.5以下，二是需要持續一段時間。據測算，本次普查結果是自2010年六人普以來，中國總和生育率首次低於1.5，是否會持續低於1.5還需要進一步觀察。”

中國人口學會會長、中國人民大學人口學教授翟振武在談及這個問題時也給出了自己的判斷：中國人口現在一個低生育水平上下波動，但這並不代表就是一個陷阱，我們仍然有空間、有能力、有可能將生育水平提升回來。

從世界範圍內來看，低生育率已經成了很多國家面對的困境，學術界則認爲人口出生率的下降是經濟社會發展的必然。據世界銀行的數據，從上世紀60年代開始，全球平均出生率在不斷降低，從30‰以上降至2019年的18‰，降幅近一半，其中位居出生率最低的十國絕大多數時候爲高收入國家。

但縱觀這些國家的經驗，生育水平下降的大趨勢雖不可逆，積極有效的生育政策卻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延緩作用，甚至在特定階段帶動總和生育率的回升。

比如德國。相關數據顯示，德國的總和生育率在 1970 年跌破了自然更替水平2.1，但在 1994 年觸底達到 1.24 後開啓了緩慢爬升的趨勢，最高在 2016 年升至 1.6，至今處在 1.5 左右的水平。

韓國的人口形勢相當嚴峻。聯合國人口基金會統計的數據顯示，2018年，韓國的總和生育率僅爲0.98，成爲全球唯一一個總和生育率跌破1的國家。英國牛津大學人口學教授大衛·科爾曼更曾對韓國的人口問題作出預警，稱韓國或將成爲“全球第一個消失的國家”。

但事實上，韓國在 2005 年成立“總統直屬低生育及老齡化社會委員會”後，國內生育率下降的情況曾短期得到過改善，止跌狀態大致持續了十年。數據顯示，1992-2005 年韓國總生育率自 1.76 降至 1.09，但2006 年生育率小幅反彈至，前期的下降趨勢得到改善，2006-2015 年韓國生育率保持在 1.1-1.3 區間內波動。而 2015 年後情況再次惡化，並於2018年正式跌至1以下。

因“低慾望社會”備受關注的日本同樣較能說明問題。數據顯示，上世紀70年代，日本總生育率開始長期下滑，逐步降至 2005 年的 1.26 後小幅回升，於 2015 年最高升至 1.45，並在 1.3-1.5 區間內徘徊至今。

那麼它們都採取了哪些人口支持政策呢？

事實上，爲了提振民衆生育意願，面臨低生育率的國家均出臺了一系列涵蓋了妊娠、育兒等階段的生育政策。

這些政策主要包括四方面：1）財政補貼生育；2）優化育兒假期，包括產假、生育假、育兒假等；3）承擔兒童托育責任；4）放寬移民政策。

以日本爲例。1994年，日本政府設置了一次性生育補貼，根據當時的國立醫院的平均生育費用，該補貼爲30萬日元，此後數次上調，據相關報道，2020年12月27日，日本自民黨的“推進減輕生育費用等負擔的議員聯盟”在會議上確定了要求政府增加“出產育兒一時金（一次性生育補貼）”的建議，即從目前的42萬日元提高至50萬日元左右，這一金額相當於日本生育費用（生孩子時的花費）的全國平均水平。

日本還規定每個符合年收條件的家庭，0-3歲兒童補助1.5萬日元，3歲以上每月補助1萬日元，一直到初中畢業。第三個孩子起，每人每月1.5萬日元直到初中畢業。

優化育兒假期方面。2019年，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發布了一份有關育兒援助措施的報告，報告選取了41國截至2016年的數據，據計算，日本男性能夠獲得相當於帶薪30.4周的假期，排名第一，韓國和葡萄牙以17.2周和12.5周緊隨其後。

今年6月3日，日本衆議院全體會議通過《育兒護理休假法》修正案，以法律形式正式確認男性陪產假制度。依據修正案規定，日本男性可在孩子出生8周內申請休至多4周的陪產假，只要在休假2周前向公司提出申請即可。

托育支持方面。日本以不斷升級的“天使計劃”爲核心，增加保育所數量、延長保育所開放時間、增加保育服務人員待遇，緩解婦女養育孩子的壓力。2019年2月，日本政府在內閣會議上正式通過了幼兒教育無償化相關的支持性修正法案，當年10月起，日本0-5歲的日本兒童上幼兒園將免費。

移民政策方面。1989年，日本頒佈的新移民法中將允許移民的類型由最初的18類增至31類；2018年，日本新設特定技能簽證，放寬造船業等勞動力嚴重短缺行業外國勞動力限制。

值得注意的是，相似的鼓勵生育政策在不同國別背景下具體實施時可能存在效果差異。典型如韓國，其亦推出了上述方向的相關支持政策，但對生育率的刺激作用相對偏弱。究其原因，中達證券指出，教育及工作壓力等深層次原因存在弱化政策效果的可能。早在2011年，韓媒就在報道中提出了“3拋世代”的概念，其是指面對高房價、高物價、就業難、低工資等社會問題，部分韓國年輕人逐漸拋棄或無限期推遲戀愛、結婚與生子。

但反過來，這樣的差異絕不是國家對生育率下行趨勢放之任之、不干預的理由。正如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所說的“生不生孩子是他們自己的選擇，我們要做的就是爲想生孩子的人創造良好的社會環境。”

四、延長的生育假期，能否提高生育意願？

回過頭看，中國亦在積極鼓勵生育。

2011 年，中國各地全面實施雙獨二孩政策；2013 年二孩政策又進一步向單獨家庭開放，2016 年全面二孩政策正式實施；2021年，三孩政策開啓。

相關的配套措施也在不斷跟進。

近日，全國多地發佈了新的《人口與計劃生育條例》，並宣佈延長生育假期。

生育假期的進一步延長，無疑是很好的福利政策，是國家發出的鼓勵生育又一信號，但這也引發了輿論的熱議。

不少人在擔心很難完全享受得到假期，即使能享受到，育齡女性在就業市場上的“歧視”可能會加劇，而這又將進一步降低職業女性的生育意願。

某製造業企業主就向21智庫表示，育齡女性如果只生一個孩子，公司完全可以接受，但如果短短几年內再生二孩、三孩，給公司帶來的影響就比較大了。比如，在女性職工比較集中的財務部門，一旦出現扎堆生育的情況，整個部門將難以運轉。

“所以我們會控制育齡女性員工的人數比例。”這位企業主坦言。

一位在懷二孩期間離職的媽媽則稱，她從懷二孩開始請假次數就明顯增加，到懷孕後期因爲身體負擔的緣故主動辭了職，雖然看似給公司減少了麻煩，但另一方面，的確是因爲生育造成了崗位的不穩定。“所以從公司的角度看，減少招聘育齡女性可能真的是最優解。”

公衆關心的另一個重點是誰來承擔增設育兒假所帶來的額外成本。

生育假期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廣東省人口發展研究院院長董玉整就指出三孩生育政策的有效落實主要與三方面有關，一是時間保障，二是緩解經濟壓力，三是解決女性生育和事業發展之間的關係題，這三個方面都與假期有關聯。

多地也規定，職工在規定的產假、護理假、育兒假期間，享受其在職在崗的工資、獎金、福利待遇。

問題是由企業完全承擔增設育兒假所帶來的額外成本，是不現實的。

上海財經大學經濟學院副教授王學博在接受採訪時就指出，“從根本上來說，企業的目標是追求利潤，在優勝劣汰的市場競爭機制下，企業面臨巨大的生存壓力，他們沒有激勵和動力去承擔這些成本。”

在這塊國家其實已有所考慮。今年7月，《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優化生育政策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的決定》指出，支持有條件的地方開展父母育兒假試點，健全假期用工成本分擔機制。

但鑑於目前具體機制依舊不明晰，效果並不理想。某金融行業負責招聘工作的HR人士就坦言稱，有的公司甚至根本不招聘育齡女性。雖然政策鼓勵生育，很多成本卻實際上仍是企業在承擔。

足見，延長生育假期能否成爲推動年輕人生娃的“助推劑”之一，還在於政策具體實施時有沒有權衡好個人、用人單位等各方的利益。

中國人民大學人口學系主任楊凡建議稱，“在試點範圍內，可以通過將生育保險基金盈餘的部分劃撥給育兒假補貼。但在更長遠的未來，需要另行開闢一條專門針對育兒假的參保通道，使育兒假期間的經濟保障由企業和個人共同繳納的基金來承擔，政府予以補貼。”

當然，延長生育假期只是積極生育支持措施的一部分。要提升出生率，首先就要提升年輕人的結婚生育意願，這涉及到包括多方面因素考量，因而也需要全方位的、系統完善的政策體系支撐。

參考國際經驗，在延長生育假期的同時，政策在財政補貼、托育支持等方面也可以有所建樹。

任澤平在相關研報中給出了不少具體的政策建議：財政補貼方面，探索建立從懷孕保健到孕期分娩再到18歲或學歷教育結束的全面鼓勵生育體系，包括孕期保健補助、住院分娩補助、托育津貼、教育津貼、家庭個稅抵扣、以及對不符合交個稅標準的低收入人羣實行直接經濟補貼等；優化育兒假期方面，一方面，妥善解決延長生育假、男性陪產假等的待遇保障，對損害女性就業權益的單位進行經濟或行政處罰。另一方面，根據單位女員工規模及年度生育情況，實行一定程度的稅收優惠以降低企業承擔的生育成本。托育支持方面，將九年義務教育延伸至十二年，同時推進教育改革，切實根除“家庭作業變成家長作業”現象。大力鼓勵和支持用人單位和社會力量，興辦嬰幼兒托育服務機構。

至於移民政策，華興資本首席經濟學家李宗光在相關文章中提到放寬移民門檻，是解決人口問題的另一“核武器”。他建議：1）應該放開部分周邊文化相近國家的勞工移民；2）放開海外華人華僑歸國創業；3）加大吸引國際學生和高端人才力度。

此外在很多人看來，高房價也是阻礙年輕人結婚生育的一大“攔路虎”。一位人口專家向21智庫提及建設生育友好的社會環境時就表示，要抑制房價，讓年輕人在一二線城市能夠買得起、住得起房子，安居才能樂業。

總的來說，年輕人的生娃意願，是個人選擇問題，更是複雜的社會問題。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可以僅憑几項政策的出臺，就能輕鬆扭轉人口下滑的趨勢。正如董玉整的總結，“激發生養意願是一個需要全社會理解並參與的系統工程，要啃下教育、住房、醫療等“硬骨頭”，切實減輕生育多孩家庭負擔。如此，提振生育率纔可能會取得一定的積極效果。”

參考資料：

1、人口自然增長率不足1‰：江蘇等省份率先逼近“人口零增長”，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陳潔

2、疫情影響還是長期趨勢？2020年人口出生率跌破10‰，多地出臺鼓勵生育措施，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王帆

3、部分大城市人口自然增長開始下跌，瀋陽、無錫等8城進入“負增長時代”，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陳潔，實習生劉蘊儀

4、鼓勵生育失效：美國生育率創1979年來新低，日韓攜手“人口負增長”，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陳潔，實習生劉蘊儀

5、21深度丨中國人口懸念：2020年總和生育率1.3，生育水平下行趨勢恐難逆轉，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陳潔

6、京滬浙渝鄂相繼延長生育假期，夫妻“分擔”產假迎破題，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王帆

7、放開三胎對生育率的影響，民生證券，作者：李鋒，研究助理顧洋愷

8、發達經濟體如何鼓勵生育，中泰證券，作者：楊暢

9、生育政策的國際經驗與中國特色，中達證券，作者：蔡鴻飛，諸葛蓮昕

10、中國婚姻報告2021：爲什麼年輕人不結婚了，微信公衆號澤平宏觀，作者：任澤平團隊

11、總人口連續12年負增長，這個國家陷入“失去的30年”，微信公衆號澤平宏觀，作者：任澤平團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