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國外匯投資研究院金融分析師 潘鏡宇

昨晚央行突然宣佈，自12月15日起上調金融機構外匯存款準備金率2個百分點，即外匯存款準備金率由現行的7%提高到9%，以加強金融機構外匯流動性管理。這即在意料之外，實際也在情理之中。尤其臨近年底央行降準在先，既有國際協調責任，也有試探市場創意，但這直接推進人民幣升值存在炒作情緒刺激。此時央行準確判斷，尤其堅持匯率“以我爲主”原則，及時配套外匯存準率上調，既體現出我國政策工具的協同，又利於市場安逸與穩定運行，這彰顯我國金融政策對實體經濟支持和穩定的作爲與支持。

首先，央行上調外匯存款準備金率是調節人民幣匯率的正常手段。實際上，我們日常所說的在岸或離岸人民幣匯率就是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的兩岸價格，並非CFETS、BIS、SDR三大指數不同側重的人民幣對多種貨幣組合參數。因此，按照貨幣正常運行關係，美元偏升時的人民幣應該貶值爲主，基本邏輯本應反關聯。然而，今年以來人民幣脫鉤或與美元同步升值的特殊行情已持續數月，尤其美指5月下旬至今整體上行趨勢明顯，但人民幣卻呈先升後貶隨後震盪再升值行情，兩者走勢同步性存在疑惑甚至操作對標事實。

尤其8月底以來美元指數由92.50點上至目前96點上方，升值幅度達到3.95%，最高爲11月24日的96.9358點，這也是去年7月13日以來最高水平。反觀人民幣匯率，在岸指標由8月底的6.48元升至最高6.34元，升值幅度2.21%，離岸同期也從6.48元一路升至最高6.32元，升值幅度2.53%。

雖然人民幣匯率正在逐漸形成以市場供求關係爲主的邏輯，且此輪人民幣升值助推環境主要是貿易數據刺激性，但實際企業效應並非如此同步，這與匯率關聯的不尋常邏輯因素值得警惕。看似表面宏觀數據的增長，實際微觀實體外貿企業並不掙錢甚至是損失巨大。

下半年以來，人民幣升值完全超脫外匯市場正常邏輯與運行節奏，並形成較長時間的非理性與非正常化趨勢，其中海外熱錢與投機資金湧入我國股市和債市聯動尋求利差或時差、價差的興風作浪是關鍵誘因。畢竟我國依然屬於新興市場國家，人民幣雖然具有兩岸市場，但人民幣仍屬於新興市場貨幣，我國外匯市場並未開放。在人民幣升值時，其它新興市場國家的貨幣普遍貶值，這正是外資熱錢轉場的擺佈局面與設計套路。

因此，此時央行再次上調外匯存款準備金率正是恰到好處節制了人民幣異常性與被動升值風險，更是我國匯率正常調節與監測選擇的理性和安全意識的體現。

其次，央行上調外匯存款準備金率凸顯政策威力。此次爲央行是今年以來第二次上調外匯存款準備金率，兩次調整均發生在下半年，最直觀的調節原因就是爲舒緩人民幣持續且快速升值。第一次是5月31日，央行宣佈6月15日起上調外匯存款準備金率2個百分點至7%。當時在岸人民幣是自3月30日的年內最低水平6.5793元持續升至5月31日最高6.3573元，2個月時間升值幅度3.49%，同期離岸人民幣也由年內最低點6.5876元一路升至最高6.3477元，升值幅度更達到3.78%。反觀美元指數同期由93.3592點貶至89.8142點，貶值幅度3.94%。相比較之下，人民幣升值幅度幾乎與美指貶值相差無幾，且有進一步單邊升值傾向，這將不利於我國企業半年度資金操作，且不利於人民幣匯率未來正常波動。由此觸發了央行時隔14年來首次上調外匯存款準備金率。

在此次央行宣佈上調之前，人民幣更是與美元形成同步升值的異常走勢，一是持續時間長達3個月，二是人民幣再次連續升值突破關鍵位置並面臨進一步升破6.34元關口的風險。在此期間，人民幣易升難貶是明顯特徵，即便美指最高已回到去年7月初水平，人民幣非但沒有參考美指回貶至去年7月同期的7元附近，反而同步升至更遠的2018年以來最高水平，且在美元升值時人民幣基本穩定，而美元貶值時人民幣卻加速升值。這種人民幣波動異常性是央行調節的必然環境。

此外，歲末年初通常是我國外貿企業資金集中結匯期，企業分紅、發放獎金獎品需要十分自然與正常，同時也是上市公司即將年終總結和製作財務報表關鍵期。此時人民幣升值完全不利於利潤或資金穩定財務計劃。畢竟我國無論出口還是進口，企業已經承受巨大壓力，大宗商品和原材料上漲、海運成本上漲和人民幣升值疊加壓力難以承受迫在眉睫。

因此，央行再次出手調控，這既有利於保障企業正常資金需求保障與保護，也及時提示與警告市場意圖炒作人民幣的投機行爲，人民幣市場化的管理與監督勢在必行。

從兩次央行鍼對匯率的政策調整動態看，6.34元及時出手顯示我國政策底線與維穩的明確意圖，央行適當調節是持人民幣匯率雙向波動的常態，也是以保障企業資金和外匯中性管理爲重。同時此前第八次自律機制會議提出市場偏離程度與糾偏力量的論證，這時央行再次上調外匯存款準備金率也與自律機制會議提出的新觀點比較吻合。

因此，央行此次上調外匯存款準備金率的政策調節無疑是人民幣匯率修復異常的一劑良藥和一場及時雨，政策調控將減輕我國出口企業年關前結匯壓力更是順應民意與國情。畢竟疫情以來我國出口貿易對經濟穩定具有幫助，也是我國經濟內外雙循環的重要環節，外貿企業努力的結果需要政府與政策扶持與支持。這次央行上調外匯存款準備金率是金融工具配套的政策組合拳，旨在支持我國實體企業的穩定發展。而從近期央行一系列會議和意向看，我國政策成長性或成熟度進一步加強，我國個性特色與需求的貨幣和金融政策調控需要符合國情，未來我國還需要運用更多工具箱防範或應對市場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