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7日，國家統計局發佈最新的人口數據，2021年我國出生人口1062萬人，死亡人口1014萬人，我國人口年自然增長率逼近零增長時代。

中國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的一個研究團隊提出了一個零增長區間的概念。中國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主任賀丹解釋，出生人口和死亡人口相差100萬的時候，就處在人口零增長區間，“十四五”期間我國人口會進入零增長區間。

去年發佈的《中共中央 國務院關於優化生育政策促進人口長期均衡發展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提出實施一對夫妻可以生育三個子女政策，配套實施積極生育支持措施。

針對我國目前的低生育率情況，我們需要怎樣的配套生育支持措施？如何促進我國生育潛能釋放？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對話賀丹，對上述問題進行了解答。

中國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主任賀丹。 中國人民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官網 圖對話賀丹

澎湃新聞：去年中央做出決定實施三孩政策並配套實施積極生育支持措施。但從去年的生育率看，目前的政策對於提高生育率似乎並未發揮太大作用，你怎麼看？

賀丹：

以前我們在控制人口增長階段，生育政策對於抑制生育意願和生育行爲的作用較大。但實際上從“單獨”政策和全面兩孩政策以後，政策效應就釋放完了，政策對於生育水平的抑制作用基本上沒有了。

現在對生育水平能夠起作用的是經濟社會因素。現在的生育水平就是對外部經濟社會條件的合理的反映，例如對新冠疫情影響的反映，也是羣衆根據自身情況對生育計劃的自主選擇。

我們要全面系統地理解中央優化生育政策的決定，首先是取消限制措施，其次是對生育支持政策的構建。政策效果從影響人們的生育意願到最後生育行爲，有一個時間過程，不會政策發佈後立馬就在生育水平上體現出來。

目前我國生育率較低，有較大的提升空間。未來生育水平走勢，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我們政策支持的力度。

澎湃新聞：目前許多地方已經出臺了許多配套支持政策，比如延長產假，出臺育兒假等，這些措施會帶來哪些影響？有的人提出，延長產假會加劇女性在職場中的就業歧視，如何解決這個矛盾？

賀丹：

我們有調查發現，在全面兩孩之後，在有生育保險的人羣中，兩孩政策效應發揮了很大作用，基本上想生的都生了，但沒有生育保險的女性效果就一般。

目前我國的生育保險籌資渠道單一，都是用人單位繳費。而且目前生育保險覆蓋面比較低。

許多沒有生育保險的女性，如果懷孕了只能離職了。從2019年的數據來看，當時出生的人口有1400多萬，但真正享受生育津貼人只有400多萬。

從頂層設計來講，我們要抓緊生育保險制度研究，建立相容的生育保障政策體系。

我們面臨所有的生育支持政策制度重構的一個過程。從抑制生育到支持生育轉變，我們的制度構建任務緊迫，難度很大。

澎湃新聞：你覺得在我國讓育齡女性想生、敢生，還需要哪些支持？

賀丹：

生育主體、決策主體都是女性，積極構建生育支持政策體系須以促進社會性別平等爲主要內容。幫助年輕父母平衡職業發展和家庭責任的政策才能獲得預期的效果，那些讓女性回家的政策會適得其反。

在社會性別較平等的北歐國家，女性勞動參與率較高，生育水平接近更替水平。而南歐和東亞一些國家，男主外、女主內的傳統家庭模式佔據主流，女性的勞動參與率和生育率均相對較低，甚至長期陷入“低生育陷阱”。

現在在中國的語境裏面，我們很鼓勵男性參與育兒，我覺得中國的男性在這一方面挺好的，主動參與家務勞動、參與家庭育兒貢獻都在提升。

我們應該弘揚中華民族家庭美德，融合現代文明理念，鼓勵家庭育兒的祖輩支持和男性參與，倡導適齡婚育、代際和諧、性別平等、責任共擔的新型家庭文化。

澎湃新聞：你也提到我國生育水平還有上升空間，對促進我國生育潛能釋放你有哪些建議？

賀丹：

2019年我國育齡婦女理想子女數和打算生育子女數分別爲1.92個和1.73個，顯著高於當前生育水平，個體生育意願受外部約束未能完全實現，所以要綜合施策，更好地滿足羣衆生育意願，釋放生育潛能。

以促進職育平衡爲着力點，加大對托育服務體系建設的投入力度。參考幼兒園補貼標準，確保托育服務的普惠性，避免市場化帶來的高額托育價格；參考養老服務體系建設，對於托育機構“磚頭、牀頭、人頭”一起補，把普惠入托率作爲核心指標；以後建機制比建託位更重要，需要統籌調配學位、託位，提高資源配置效率。

積極構建以生育保險爲基礎的生育保障基本制度。鞏固生育保險制度在社會保障體系的支柱地位。依法全面落實產假政策，探索彈性休假制度，延長配偶陪產假和育兒假等假期，鼓勵家庭育兒的男性參與。促進性別平等、鼓勵女性經濟參與和社會參與。

最後，規範人類輔助生殖技術應用，擴大輔助生殖技術服務的可及性，降低服務成本，逐步將其納入醫療保險範圍，提高優生優育服務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