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新發展理念下的中拉經貿合作模式分析與思考

隨着過去40多年改革開放政策的實施和不斷完善，中國經濟規模日益擴大，不僅自2010年開始成爲全球第二大經濟體，而且同第一經濟強國之間的距離也在不斷縮小。在此期間,尤其是加入世貿組織後，通過加速參與國際大循環的途徑，中國逐漸形成了市場和資源“兩頭在外”的“世界工廠”發展模式，對中國快速提升經濟實力、改善人民生活發揮了重要作用。在新的發展階段，有必要對中國前期對外合作所取得的成果做一總結，從而爲將來提供寶貴經驗。

在新世紀的20多年裏，中國已經成爲拉美地區特別是南美大多數國家的主要貿易伙伴。面對2020年突發的新冠肺炎疫情，雙邊貿易基本維持在2019年的水平，中國對拉美地區出口金額略有上升，從該地區進口下降了9%。拉美經委會在2021年10月份的一篇報告中指出，拉丁美洲及加勒比地區對華進出口在2021年將分別有望實現33%和35%的高速年增長率，進出口總額也極有可能達到4000億美元以上的歷史新水平。

同期，拉美地區也成爲中國資金流向的重要目的地之一，近年來基本佔到了這些國家外資接收總量的10%左右（圖1）。 

圖1 中國在拉美地區投資在當地接受總量中所佔比重（%）

資料來源：作者根據“Monitor de la OFDI china en América Latina y el Caribe 2021”資料整理。

此外，中國在拉美地區投資主要集中在巴西、阿根廷、智利、祕魯等南美國家，並且往往從事礦產採掘、農業、發電以及當地的基礎建設和基礎服務等行業。 

中拉經貿雙邊合作主要模式

拉美地區各國經濟既有資源依賴型，又有出口導向型；即使同屬於資源依賴型的南美國家，他們對外出口所依賴的產品往往也有所不同。其中，阿根廷、巴拉圭和烏拉圭屬於農產品出口依賴國家，淨出口指數位居該地區前列，都在40以上；智利、祕魯則在礦產資源和金屬產品出口方面表現突出；委內瑞拉、玻利維亞、哥倫比亞與厄瓜多爾則嚴重依賴原油出口貿易。墨西哥與不少中美洲國家的出口產品中，則以非自然資源加工業爲主。

正是這種國家之間的出口結構差別，使得中國在過去20多年同當地經濟體合作過程中，逐漸形成了多種合作模式，歸納起來基本爲三種：中墨產業鏈合作出口導向型、礦產資源獲取多途徑發展型、巴西農產品供應爲特色的食品保障鏈運營模式。 

1、中墨產業鏈合作出口導向型

墨西哥屬於拉美地區一個政治形勢相對穩定的國家，經濟政策也具有很強的連續性。墨西哥對外開放水平高，各類法規建設基本與國際接軌，共與世界上45個國家和地區簽署有自由貿易協定，各類經濟指標處於穩定狀況。需要指出的是，墨西哥經濟結構與拉美地區其他國家表現出明顯差異，第二產業尤其是加工業不僅在國內生產總值佔比最高，而且在其出口結構中也佔據優勢。

隨着北美自貿協定的實施，墨西哥對美出口進入了一個快速增長時期，特別在1994-2000年期間更是如此，同時對進口的依賴也越來越大。自2001年底中國成功加入世貿組織之後，不管在美國市場還是在墨西哥市場，中國產品的市場佔有率不斷上升。其中在墨西哥市場，中國產品大部分以中間品和資本品的身份出現。在這種情況下，有人甚至認爲，中國成爲北美自貿區一個不請自來的客人，並將墨西哥作爲通向美國的跳板和產品組裝地。由此促成了中墨美三國之間貿易的新局面：即在加大對美出口的同時，墨西哥在很多情況下往往需要來自中國的產品。根據測算，在1993-2020年期間，墨出口美國市場產品每增加一個百分點，則需要增加0.24個百分點的自華進口產品。

中國出口到墨西哥市場的產品中，機械設備、電子電器屬於兩個主要領域，它們每年在中國對墨貿易順差總額中所佔比重，基本維持在三分之二左右；2010年，更是高達76.2%。即使在新冠肺炎疫情蔓延的2020年，這兩個部門依然產生了總額432.4億美元的順差。

從整個拉美地區來看，儘管中墨兩國之間的貿易總額低於中國同巴西之間的貿易合作，但是與墨國所產生的貿易順差，則佔到中拉整體貿易順差總量的75%左右。

2、礦產資源多途徑合作發展型

如果說中墨之間的雙邊經貿合作，主要建立在擴大中國產品在當地市場佔有率基礎之上，那麼同委內瑞拉、智利和祕魯等礦產油氣資源豐富型國家，則往往是圍繞着爲獲得當地資源保障而進行的多途徑發展戰略，即屬於“兩頭在外” 發展理念中原材料在外的體現。儘管面臨着來自各個方面的挑戰，中國在委內瑞拉、智利和祕魯等多個經濟體投入了大量資金，通過購置與合資等多種方式開發資源。根據統計資料顯示，來自中國的資金已經控制了祕魯20%的礦產開採，對華出口也一躍成爲當地該類產品對外貿易的主要業務。 

首鋼祕鐵案例

首鋼集團在1992年底，成功收購了當時的祕魯國有鐵礦公司，成爲最早跨出國門的公司之一。該礦區位於祕魯首都利馬南部530公里處的馬爾科納城（Marcona），佔地150平方公里。作爲生活區的聖胡安鎮，共有包括礦區職工和家屬在內的16000人。在過去的30年中，首鋼祕鐵不僅投資建設當地的基礎設施，譬如修建公路以及房屋等等，從而極大地方便了當地居民和其職工生活，而且還積極資助社會福利項目。其中，2006年12月，與當地其他礦產企業共同合作，同祕魯政府簽署了一項旨在幫助當地居民的自願捐贈協議。這些活動，對於首鋼祕鐵來講，儘管是企業的一種額外支出，但從長遠來講，更是一種投資活動。 

祕魯班巴斯銅礦案例

2014年底，由中國五礦集團爲主的三家企業投資70億美元，獲得了班巴斯銅礦的經營權。到目前爲止，該項目投入超過100億美元，佔中國在祕魯總投資額的三分之一，約爲該國所接收外資總量的9%。

儘管該礦區在促進祕魯經濟發展過程中發揮着重要作用，但是從開始招標那天起，礦區周圍社羣就一直存在着反對的聲音。自2015年以來，騷亂和抗議活動不斷升級，由此也爲礦區正常生產經營活動帶來了嚴重的干擾。這些衝突的主要原因，來自於因運輸礦粉造成的環境粉塵污染，因此公司頻頻遭遇提出賠償損失的訴求。另外一個原因，則是當地居民在向政府銷售其土地過程中，居民與當地政府一直就價格問題沒有達成統一意見。

最近的一次衝突發生在2021年12月18日，在談判無果而終的情況下，企業宣佈停產。2021年12月30日，祕魯國家礦產委員會主任米爾塔·瓦斯奎茲（Mirtha Vásquez）宣稱，由於社區成員封鎖連接礦區至港口運輸道路的行動，對企業、國家以及當地居民都造成了巨大經濟損失，最後祕魯政府與參加談判的當地社區達成暫時解封協議，礦區的生產也由此得以重新迴歸正常。

同首鋼情況相比，班巴斯銅礦產區出現的問題，可能會使人認爲五礦在處理與當地社區關係方面，有需要改善的地方。這可能只是問題的一個方面，另一方面的情況是，拉美地區土地制度的複雜性和社區不斷提出的各種不同聲音，往往與當地經濟發展存在着較爲尖銳的矛盾。這些紛爭不僅在祕魯會發生，而且在拉美其他國家同樣也會出現。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土地和社區問題具有較強的普遍性，不單單屬於中企困境。實際上，即便是當地政府自身的建設開發項目，也往往不乏其例，最終在社區和居民的反對聲中陷入絕境而不得不最終放棄。譬如墨西哥福克斯執政期間的機場項目就是最爲突出的案例。此外，該國連接首都墨城與墨西哥州首府之間的城際快軌項目，工程修建不斷延期，到目前爲止已經建設接近10年。其中主要原因，正是圍繞着沿線的土地使用問題，政府與當地社區遲遲無法達成一致意見。

對於拉美地區的另外一個礦產資源豐富國家智利來講，儘管對中國的出口商品也以資源爲主，其中包括以銅礦爲主的礦產資源。2020年，對華出口金額佔到了總出口額的55.1%，但是，中國在當地的投資並沒有採取與在祕魯同樣的做法，而是主要選擇直接向該國礦產商購買其產品。

因此，從這個角度來看，爲了保障原材料供應，礦產資源合作應包含多種發展模式。其中，直接投資開發當地礦產資源無疑是保障原材料供應的一個簡便途徑，並且在許多情況下具有表面的價格優勢。但是，企業在考慮開採過程中產生的直接成本外，其它方面的社會成本、環境成本等等隱形費用，可能需要引起重視，統籌覈算之後，再決定直接投資開發還是購買當地產品。 

3、巴西農產品供應爲特色的食品保障鏈運營模式

中國與巴西之間的經貿領域雙邊合作，涉及到了全方位多領域，不僅雙邊貿易額在拉美地區佔據首位，而且當地所接收到的中國投資也名列前茅，佔到中國在拉美地區投資總額的一半左右。2018年，巴西不僅成爲拉美地區首個與華雙邊貿易額超過千億美元的經濟體，而且還一直保持着順差地位。2019年和2020年，巴西對華貿易順差，都在300億美元以上。在衆多輸往中國市場的產品中，大豆無疑佔據着重要位置，該產品在保障中國食品供應鏈中發揮的作用不可忽視。

中國每年從國際市場上進口大豆的數量極爲可觀，如何保障供應來源多元，逐漸成爲我們所面臨的緊迫任務之一。巴西是拉美地區國土面積最大的國家，並且具有適於大豆種植的豐富耕地資源，其產量和出口量在近幾年已經超過美國，位居世界第一，成爲中國進口的主要來源國。

圍繞着大豆的供應保障，中國在巴西也曾經嘗試在當地購置土地種植該作物，試圖建設自己的大豆種植基地，但物流問題很難解決。經過多年努力，巴西產大豆逐漸成爲中國食品供應鏈上的重要一環。2019-2020年度，在全球範圍的大豆出口總量中，巴西供應了其中的56%，而銷售到中國市場的部分，則佔到了該國出口到國際市場上大豆的73%。

從上述分析可以看到，中國與拉美國家之間的經濟合作，並沒有一個固定的模式，同時，也不應當存在統一標準來衡量中國與拉美各經濟體之間合作的緊密程度，而是需要根據各國特點，因地制宜。此外，各種合作模式，還需要隨着中國經濟發展進入新時期不斷磨合與完善，從而進一步加強雙邊和多邊合作，達到共贏目的。

首先，中國的新發展理念觀，包括從外向型模式向雙循環模式轉變，逐漸以滿足國內市場爲主的發展模式邁進；從資源消耗密集型向資源集約型轉變；從高環境成本發展向低耗高效轉化，以期早日實現碳中和目的。

其次，不管是墨西哥模式，還是資源保障型的委內瑞拉、智利和祕魯模式，或者是促進中國養殖業食品鏈發展的巴西模式，它們之間往往存在着相互滲透和包含的關係，而不是相互排斥的關係。在任何具體的國家和地區，往往是以具體的某種合作模式爲主，其它各種模式相呼應，所以，不僅僅存在一種合作模式，更多的可能是各種模式並存互動。

再次，儘管中國資金進入拉美地區開發和加工當地資源，屬於一種正常的商業行爲，其目的則是在全球範圍內統籌安排資金，從而贏得最大利潤。但是，企業的運營也離不開周邊環境以及共同生活的當地社區，履行社會義務並由此融入當地社區生活的方方面面，也已經成爲企業責任與覈算成本的一部分。

最後需要指出的是，上述所討論的三種中拉經貿合作模式，肯定無法全面覆蓋整體上千變萬化的情況，特別是那些高度依賴旅遊業以及旅遊業相關活動的加勒比經濟體來講，更需要探討雙邊合作的具體途徑。同時，可能還需要立足於中國當前發展階段出現的新特點，利用新發展觀鞏固和改善現有模式，進一步嘗試更多的共同雙贏機制，構建中拉經濟合作發展新格局。

（作者程弋洋系復旦大學西班牙語系系主任，劉學東系墨西哥國立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