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陳曉妍

編輯/張子睿

回家過完年，還要再回來嗎？

離春節不到2周，在一線城市的互聯網打工人又要面對這道選擇題。

尤其今年互聯網入冬，讓天平上“離開”的一端又多了些許砝碼。

2年前，沒有寒流，大廠們還在高歌猛進，90後女孩Kris辭去了北京一家互聯網大廠的產品經理，告別生活了十年的北京。

Kris說，從小要強的她向來崇尚在一線城市奮鬥的生活，但沒想到有一天會選擇安逸休閒的成都。告別一線大都市，最難過的是自己心裏那道坎兒——離開剛買下、裝修好的房子，拋開在北京的生活圈子和人脈資源，去到完全陌生的城市。

走的那天晚上，Kris給北京新家的每個角落都拍了照片，放在手機裏當留念，做好了長時間不回來的準備。老天很應景地下起了雨，跟她十年前來北京那天一樣。

放棄大廠，退出北京，會不會後悔、留下遺憾？當時的Kris也沒有答案。她唯一確定的是，圍城之外，總會有新的路可走。

城市的過客

離開一線城市的想法，通常源於生活裏出現的異常。

在上海工作的袁婧，就曾感受到身體給出的警告。26歲的她就職於一家互聯網公司，一次在家通宵趕完方案，她從電腦前起身，眼前突然黑了幾秒，心跳好像也漏掉幾拍。簡單洗漱後，她早上又準時出現在公司。下午開會，袁婧看人都有些重影，累得失去感知，聽不到其他同事說話。

在這家公司裏，熬夜加班是常事。袁婧想起來有些後怕，新聞上常見的“猝死”，也許離她並不遙遠。

互聯網廣告從業者劉藝則失去了對生活的掌控感。每天結束近12個小時的工作，她經常冒虛汗，擠進深圳的地鐵裏，有時覺得自己像一條沙丁魚，有時又像一具行屍走肉。

KPI的壓力懸掛在她頭頂。同事見她太過緊繃，勸她工作間隙玩會兒手機。劉藝拒絕，眼睛盯着當月的消費額單子。直到後來，老闆要求他們簽下協議，如果三個月完成不了績效，就會被辭退，這時的劉藝像一條繃得太緊的繩子被突然扯斷。“我不可能這輩子都這麼用力地去奔跑。”她說：“看不到盡頭，就覺得必須結束這種生活。”

2020年，疫情擾亂了人們的生活，讓劉藝開始提前考慮“穩定”的問題。深圳顯然無法提供答案。在劉藝看來，買房子，得到戶口，不過是一張城市的入場券。下一代能不能在這裏讀書、高考，纔是一個人紮根的標誌。劉藝的舅舅曾爲了成爲“廣州人”，花了將近20年的時間。想到這，她覺得無望。但這也讓劉藝下定決心，如果在大城市待不下來，一定要儘早掉頭。

林遠也沒能在大城市中獲得足夠的安全感。2015年，剛畢業的林遠來到北京，一開始做運營，後來應聘成爲一家互聯網大廠的程序員。林遠曾是個理想主義者，聽過北京的創業故事，相信自己就是下一個羅永浩和雷軍。工作了幾年，他才慢慢接受，自己跟大多數人一樣，只是最普通的一線打工人，靠着付出勞動獲取報酬。但每年都會有無數年輕人湧入這座城市，用更低廉的時間成本取代大齡員工。

林遠夠不着這座城市的准入門檻。初到北京時，“繁華的街道，便利的公共交通，感覺都是我的，很美好”。幾年過去，林遠發現自己還是這個城市的“過客”，北京再繁華，房價漲跌，都與自己無關。耗下去不是長遠之計，林遠決定在28歲這年離開北京。

與林遠不同，Kris在北京擁有一套房產，算是安了家，但房子不是萬能鑰匙。快到30歲，Kris和其他大廠員工面臨相似的問題：要麼往上走，要麼被淘汰。但中高層崗位少，僧多粥少，意味着失敗者總比成功者多。

當時，Kris在公司的大多數時間，不是做好手裏的活，而是忙着處理人際關係，“做人”多於“做事”。這讓她能量耗盡，卻得不到成就感。如果想晉升，就必須在不喜歡的事情上注入更多精力。

kris身邊有在北京安家的朋友。打拼奮鬥了大半輩子，全家人掏空積蓄，在北京買下一套學區家，但生活卻過得並不寬裕，許多想做的事做不了，只能鍛鍊忍耐的能力。

危機感一直伴隨着Kris，她只好不停地尋找擺脫的出路，直到離開北京的念頭出現。

嚮往的生活

缺乏歸屬感、門檻高、生活成本高，這是年輕人離開一線城市的主要原因，但北京土著七七不在此列。

七七在上海復旦畢業後，留在深圳騰訊工作了八年。當程序員的日子，七七對自己的生活狀態並不滿意。她看重獨立和自主，不喜歡上下班打卡的形式，也不甘願在大廠裏成爲普通的螺絲釘。2013年，30歲的七七從騰訊離職，轉型做保險經紀人，又在2017年回到了北京的家。

家人無法理解她的決定，復旦畢業，又進入了騰訊這麼好的公司，一個女孩子，爲什麼要放棄光鮮穩定的工作，跑去賣保險？

但對七七來說，轉型賣保險，不僅成爲她事業轉折的開始，也讓她有了離開北上深的契機。在北京，七七自己有一套30多平方米的一居室。改行做保險經紀人的第二年，七七的年收入就超過了百萬。在外人看來，她完全沒有離開北京的理由。

但這些並沒有給她帶來生活上的滿足感。七七的北京同學，爲了能開上車，跟爸爸兩個人一起參加搖號，八年才搖到一輛燃油車。七七搖到的新能源車名額，也優先讓給了父母，自己出行依舊很不方便。

2020年初，疫情發生後，小區附近的按摩店、電影院、健身房等休閒場所全部暫停營業，唯一的娛樂，變成在樓下散步轉圈。

原本七七以爲，只要換一套更大的房子，就能解決幸福感的問題。但她出門看了一圈房子，帶回來的只有更深的失落感。除了老破小，其他環境好、配套好的房子，要麼偏遠，要麼在一千萬以上。

後來，七七在朋友圈看到別人曬出成都買的房子，讓她更加質疑自己的生活。七七開始有了離開北京的想法。作爲保險經紀人，她的獲客渠道大多在網上，並不受地域影響。

2020年，七七來到成都。南區的大多數小區都蓋在公園旁邊，打造“花園城市”的概念。河流、湖泊環繞，房子均價卻不到兩萬。這讓原本只是想來看看的七七動了心，決定留下。八月搬到成都，九月就買了車。在成都，七七實現了住大房子，出行自由的夢想。

互聯網公司公關陳超，也在2015年之後，逐步完成了“居住城市降級”。大學畢業後，他先在北京工作了三年，接着搬到南京，最後回到了溫州老家。

離開大城市，陳超也遇到過阻力。父母對他的選擇感到不解：“幹嘛回來？在大城市不挺好的？”在他們看來，兒子在大城市有着體面的工作，說出去，也覺得臉上有光。村裏還因此將陳超的照片貼在祠堂牆上，作爲“優秀年輕人事蹟”宣傳。

但光彩的另一面，是漂泊在外的艱辛。幾年前，北京空氣質量沒現在好，陳超患上咳嗽的毛病，喫過多少藥也不管用。陳超常常在半夜咳醒，躺在一張一米二的小牀上，房間侷促得只能多放下一張桌子。幾個月後，咳嗽拖成了慢性咽炎。

在南京時，陳超的收入有所改善，可公司的氛圍越來越差。有時候，公司副總就當着200多人的面，對某個員工破口大罵。有一次，大年三十，領導拉着陳超加班，晚上八點多都沒法離開。

陳超知道，這不是他想要的生活。他告訴不理解他的父母：“日子要活給自己看。”

心安即是歸處

退一步海闊天空。

從北京搬到天津，林遠稱之爲轉換“賽道”。在北京，就是與無數家庭背景、學歷能力優異的人競爭，“主賽道拼殺下去，實在難以出頭了”。

林遠過年回到老家，發現老家的同齡人過着與他截然不同的生活：工作穩定、有房有車。反觀自己，如果繼續留在北京，作爲一名基層的程序員，未來可能面臨35歲的職場危機，如果在北京成立家庭，也沒把握爲孩子爭取到好學區讀書。等到父母年邁，也很難在他們身邊盡孝。

於是，在2019年下半年，林遠拒絕了幾家北京大廠的面試邀請，到天津的一家公司入職。在北京待過後，林遠也不願意再回到家鄉那個偏遠的“山溝”。而天津距離北京只有30分鐘車程。入職後，林遠驚訝地發現，許多天津同事都是曾經的北漂，領導也是百度的前架構師。

留不下的北上廣深，回不去的家鄉。在兩難境況之下，居於中間的新一線城市、二線城市成爲性價比最高的選擇。

事實上，很多二線城市的基礎設施、娛樂場所並不比一線城市遜色。kris到了成都後發現，這裏已不再只是“大碗麪”“寬窄巷子”的休閒旅遊之地。城南地區的基礎設施已經與一線城市無異。有的互聯網公司也會加班到晚上十一二點，她有時候會恍然覺得還身處北京。

在天津定居後，林遠從點外賣，變成準時回家喫飯，那些苟且的日子，回想起來像夢境一樣。

在上海時，袁婧下了班，往回走時，總能看見小區裏萬家燈火，但沒有一盞燈是爲自己亮着的。她身邊許多30歲的同事，也還是獨自一人在上海漂着，像極了她的未來。在她的工作圈子裏，很少有男性，脫單也成了一個難題。

回老家幾個月，袁婧就在朋友的介紹下，認識了現在的男友。一下班，她可以和男友約會，也能和朋友們聚餐喝酒，週末還能回家陪伴父母。

對陳超來說，回溫州老家的動力，也是一種年齡帶來的心理變化。年輕時總想着遠走，等到父母年事漸高，就開始貪戀在他們身邊的日子。

陳超在溫州結婚安家，找的對象是本地女孩。下班回家，開車只需10分鐘，這是以前北京通勤兩小時的他不敢想象的。晚上沒時間做飯，他們兩口子就一起到父母家蹭飯。

二線城市的安逸，也緩解了北上廣深遺留下來的焦慮與慾望。北京土著七七就是如此。在北京，物質慾望似乎沒有上限，遠超她的能力範圍。即使年入百萬，但收入比她高的大有人在，比上不足，帶來了更多的焦慮感。

但在成都，無論收入高低，很多人都對生活的滿足感更高。想做什麼就及時去做，這是她在成都最大的收穫。原本，她的精力全都耗費在工作上。現在，學油畫、棒球、架子鼓等，那些原來覺得“無用”的課程，都被滿滿當當地排進日程表。

kris也有類似的經歷。在北京十年，她見慣了路上行人忙碌而麻木的神色，在地鐵裏，每個人盯着手機看，臉上寫滿了疲憊。

“與追逐慾望，疲於奔命的北京不同。在成都，哪怕是一位捏腳小哥，也很容易對生活感到滿足。”這是她到一家足療店按摩時發現的。

足療師傅告訴Kris，等捏完腳，自己還約了朋友們喫宵夜、打麻將。對方臉上流露出的愉悅神情，讓Kris看到了另一種生活態度，一種無關乎金錢、地位，不內卷，活好自己的態度。（來源：豹變）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均爲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