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丨王海平

倉廩實，天下安。不過，糧食領域頻發的反腐案件引發社會高度關注，“糧倉碩鼠”更成爲了中紀委公佈的2021年度十大反腐熱詞之一。

據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1月23日上午通報：中國儲備糧管理集團有限公司原黨組成員、副總經理徐寶義涉嫌嚴重違紀違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紀律審查和監察調查。

1天后的差不多時間，中紀委網站再次發佈消息，經中央紀委常委會會議研究並報中共中央批准，決定給予原國家糧食局黨組成員、副局長徐鳴開除黨籍處分。

時間稍向前，中儲糧集團公司成都分公司、遼寧分公司、湖南分公司亦各有1名高管共計3人被紀委調查。不難看出，自中紀委2021年8月在全國範圍內部署開展糧食購銷領域腐敗問題專項整治工作以來，各級紀委監委通報的糧食購銷領域腐敗案例中，糧食購銷公司、儲備公司、收儲公司等國有糧食企業“糧倉碩鼠”頻頻出現。

不僅僅是糧食企業，從地方上看，先後有黑龍江、江蘇、山東、陝西、河南等多個省級糧食行政主管部門的原負責人或班子原成員被調查。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檢索發現，省級向下延伸到地級市再到縣（區、市），被查處的“糧倉碩鼠”則更多。

值得關注的是，在由中紀委近期製作的《零容忍》專題片中，據儀徵市（江蘇省揚州市下轄縣級市）紀委監委第五審查調查室主任周建華介紹，該市15個基層糧站中有14名站長因違紀違法被查處（移送審查起訴5人），成爲了縣級糧食領域貪腐的集中典型。

洪範八政，食爲政首。糧食安全是國家安全的重要基礎。爲何“糧倉碩鼠”頻出？從各級紀委監委披露的大量案件看，諸多貪腐案件爲何高度集中在糧食購銷這一保障糧食安全的關鍵環節？

“根據我們的觀察和研究，主要是之前對糧食領域腐敗情況重視不足。”有從事農業生產領域數十年的人士對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表示，自改革開放後，由於以經濟發展也就是強調“無工不富”，可以觀察到的一個現象是：涉農部門的職能在市場經濟改革中逐漸弱化，比如，涉及城市重大項目的諸多開工儀式、各地產業強市和招商引資的重大會議中，罕見有來自糧食系統的官員參加。再如，江蘇省撤銷了省農業機械管理局，將其行政職能劃入省農委並對所屬事業單位職責任務進行了整合優化。

“糧倉碩鼠”種類繁多

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與有關糧食領域研究人士共同梳理了近幾年各地通報的“糧倉碩鼠”案件發現，這類反腐案件已不下百起，大多集中在國有糧食企業。

從糧食國有企業的運作環節看，涉糧腐敗主要集中在糧食的收購、儲存、銷售、輪換等基層糧庫運營關鍵環節；從紀委通報的涉及糧食行政主管部門的情況看，糧食流通設施、儲備基礎設施、各級投資項目建設等，也是腐敗易發多發點位；從涉案人員看，主要表現爲內外勾結、設租尋租、權錢交易、輸送利益等問題。

作爲經濟和農業交叉的大省，江蘇省組織11個省委巡視組、92個市縣黨委巡察組，聚焦涉糧領域深入開展政治監督。根據江蘇省委巡視辦深入分析近年來全國及江蘇省涉糧典型案件，歸納出“轉圈糧”、“空氣糧”、“升溢糧”、“損耗糧”、“價差糧”、“坑農糧”等六種“靠糧喫糧”腐敗類型。

從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的採訪看，突如其來的疫情是促使中紀委在全國範圍內部署開展糧食購銷領域腐敗問題專項整治工作的重要促動因素之一。

“疫情下，全國各地在中央的統一部署下調動諸多資源，尤其是向中高風險區調糧油時時就發現了一些問題。”有發改委系統人士對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回憶。

如，四川廣安市廣安區發改局要求四川新力糧油有限責任公司儲備160噸小包裝菜油，以備抗疫期間保障市場供應。但該公司原黨總支書記、董事長兼總經理蔡遠政私下與糧油商人曹某會面，泄漏信息讓曹某順利以最低價中標，並同意曹某將滯銷菜油混入採購菜油中交付入庫。蔡讓抗擊疫情而儲備的應急菜油成爲了斂財工具。

按照有關規定，糧站應定期輪換儲備糧，即賣出舊糧、購進新糧，舊糧市價低，新糧市價高，於是有貪腐人員就將舊糧以低價“賣出”，再將其整理、除雜、裝卸、過磅後，作爲新糧以高價“買回”，原地“轉圈”以騙取財政補貼收入。經查，2016年至2019年，儀徵市共有12個糧站參與“轉圈”20餘次。同樣，四川省青神縣國糧管理有限公司原總經理陶永鴻將1276噸陳糧賣出，再將其中896噸以新糧名義回購入庫，是爲典型的“轉圈糧”。

在《零容忍》披露的案件中，儀徵糧食購銷總公司陳集糧站原站長高時林，將二等糧以三等糧價格標準與農戶結算，從中套取差價，是爲典型的壓級壓價等問題。

據介紹，糧站收購的糧食一般分爲三個等次，對應收購價格遞減，就有部分基層糧站負責人利用虛報糧食質量定級的方式來謀取私利。即，有糧站通過僞造收購憑證、虛報糧食等級來非法佔有中間差價，如採取以三等糧（價格相對低）與農戶結算，以二等糧再與總公司結算的方式，套取其中差價。

“改革開放後的10年左右，當時還是農業經濟爲主的時代，百姓賺錢以賣糧爲主，因此就有人在向糧站賣糧時摻雜質（或少量的水等）以增加重量，因此糧站就有了扣雜一說的慣例，即計重雖然100斤但以低於100斤計價。後來國家考慮到這個情況，就讓糧站收糧時分等級，其中一等最好，價格也最高。”上述從事農業生產領域數十年的人士對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解釋。

故此，有地方糧站在執行時，向上報告的收糧預算就以二等爲主，向下收糧以三等爲主，這一多一少就有了尋租空間。當然，在執行中，甚至還有通過操作磅秤等來壓低賬面數字，這樣變相多收的糧食便可賣出撈錢，如陳集糧站原站長高時林就通過這種方式14次貪污糧款共計112.22萬元。

《零容忍》披露，儀徵的案件中的貪腐手法並不複雜，能夠一再得逞的原因在於部分糧站內部管理混亂，尤其是在糧食收購、儲存、銷售等環節的自主性較大，特別是稱取糧食數量、區分新舊糧、鑑別糧食等級等主要靠人工操作，實際上是“一把手”說了算，而上級部門對儲備糧數量和質量、人事財務等方面的監督管理流於形式。

“百姓賣糧食給糧站，什麼等級、哪個等級多少量，一般都是收糧的人用手下去一撈攤在掌心上看，然後靠着所謂的經驗隨口一說。”上述從事農業生產領域數十年的人士表示。

另有查處的涉案官員的問題則體現在涉農的基建等問題上。如四川糧油批發中心原黨委委員、直屬儲備庫原主任範盛良，在成品糧應急低溫庫等項目招投標等方面爲承建商提供“幫助和關照”，共收受數百萬元“關照費”。如，江蘇興糧糧食集團有限公司原副總經理彭劍濤，在擔任興化市糧食購銷總公司總經理期間，違規出借公款，造成國家財產重大損失。高郵市第一糧庫原主任陳糧，被通報利用職務便利，採取私自出售單位公糧收入不入賬、虛列電費支出等手段，套取國有資金。漣水縣餘圩糧管所原法定代表人劉嶽雙，被通報以虛構賣糧戶等方式，將糧食收購政策性貸款，用於歸還其私人企業的商業貸款，涉嫌違紀違法。

糧食與經濟的“交叉考驗”

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發現，江蘇在查處糧食領域的腐敗案件力度領先全國，提供了諸多典型案例，介紹了多種調查手段。如江蘇省糧食局原副局長曹衛東等。

從全國範圍看，江蘇和山東是交叉的工業大省、農業大省，但是，江蘇的人均土地面積少於山東。當前，江蘇人均耕地面積在0.81畝左右，已接近了聯合國糧農組織劃定的“耕地警戒線”（0.8畝）。

在2022年江蘇省“兩會”上，江蘇省政協委員施振旦表示，近幾年，因爲多種原因，曾經獲得農業生產總值第一的江蘇省，其糧食總產量已下滑到全國第8位。當前，江蘇糧食生產正受到種糧成本高企收益偏低、農民種糧積極性下降等制約和隱憂。施委員還指出，“糧食價格天花板難以提升，降低了種糧經濟收入，種糧的市場風險較高，種糧農田的全年收益才700-800元。”

江蘇省政協委員張家炯也表示，江蘇省雖然是全國十三個糧食主產省之一，但當前只能基本保障實現口糧自給自足，在玉米、大豆等品種的供應上仍無法滿足省內飼料用糧和工業用糧的需求，近幾年來每年仍需從省外調入玉米不低於600萬噸，大豆不低於1500萬噸。

江蘇省政協委員葛笑天更是直接指出，江蘇糧食產需總體呈緊平衡態勢，存在着區域不平衡，蘇南經濟發達、糧食自給率低，蘇北經濟相對滯後、糧食產量高。

以蘇南某市爲例，2020年全市糧食產量11.77億斤，全省最低；消費量39.13億斤，全省第8；自給率25.99%，全省倒數第2，產需差額主要依靠從域外購入解決。因此，對江蘇來說，糧食產量被其他省份超越又疊加了如何把糧食買進來以及區域內糧食產銷不均衡的三重難題。

而在流通和存儲領域，江蘇省政協委員夏春勝指出，江蘇1999年以前建設的國有糧食倉容量達132億斤，佔總倉容26.6%，其中上世紀五十、六十年代建設的國有糧食倉容量達11.9億斤，倉容量0.2億斤以下庫點佔比超過50%，與全省糧食總產量、糧食流通量、應急保障能力等還不完全匹配。

據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瞭解，爲解決省內平衡，2021年9月，江蘇省政府辦公廳印發《江蘇省“十四五”糧食流通和物資儲備發展規劃》，提出“建立健全省內糧食產銷合作機制，推進產區和銷區加快發展訂單基地、異地儲備等合作模式，提升省內糧食協同保障效率。”即，蘇南從蘇北購買糧食，買回後轉爲儲備糧，解決了糧食銷路，也拓寬了主銷區採購優質糧源途徑。

江蘇省政協委員張家炯建議，鑑於黑龍江省是中國第一產糧大省，應當優化國家“北糧南運”運輸大通道，開通黑龍江—長三角地區的散糧運輸專列，以保障糧食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