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目前已導致數百萬人死亡，除了這一直接影響外，它還減緩、暫停、甚至逆轉了全球健康和發展領域來之不易的進展。”比爾及梅琳達·蓋茨基金會CEO馬克·蘇斯曼在1月26日晚發佈的2022年年信中寫道。

比爾及梅琳達·蓋茨基金會CEO馬克·蘇斯曼

作爲全球最大的私人基金會，蓋茨基金會通常將相當一大部分資源用於減少傳染病造成的死亡。比爾·蓋茨曾呼籲，全球應當對大規模流行病做好準備，特別是應該加大對疫苗研發的投入和幫助貧困國家和地區建立更加完善的公共衛生體系。

自2009年全職擔任蓋茨基金會聯席主席以來，比爾·蓋茨每年年初都會發布一封公開信，同爲基金會聯席主席的梅琳達2014年開始也加入了年度公開信的寫作。而2022年，蘇斯曼作爲CEO發表了蓋茨基金會的首份年度公開信。

蘇斯曼成長於種族隔離時期的南非，來自於一個顯赫的政治家族。“我的家族積極地與針對有色人種的法律犯罪進行鬥爭，但同時，我也享受了一個白人家庭以及我作爲白人男性能夠獲得的舒適生活和機會。”他自述道，“從孩提時代起，我就意識到那些根本的不公平，因此也深切希望能夠利用我所獲得的優勢幫助解決不公正和不平等的問題。”

蘇斯曼的職業生涯始於新聞工作，曾在英國《金融時報》擔任過記者。2000年，他開始在聯合國任職，並在時任祕書長安南的領導下幫助推出了千年發展目標。2007年，蘇斯曼加入了蓋茨基金會。在成爲CEO之前，他曾任全球政策和宣傳總裁、首席戰略官等職。在這些角色中，他建立並監督了基金會在中國、印度、非洲和歐洲辦事處的發展，這也幫助他進一步認識了中國等發展中國家在全球健康與發展領域中的角色。

他在近日接受包括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在內的多家媒體採訪時表示，近幾年，蓋茨基金會日益聚焦在如何與中國合作，助力中國在農業發展、全球健康領域等其在解決發展問題歷程中積累的專長與經驗和世界上更多國家分享。“特別是我們學到的一個經驗——就是確保基金會在我們工作的那些發展中國家成爲更有力、更有效的發展夥伴。”

新冠時代的“另一種希望”

新冠大流行已經進入第三個年頭，全球的經濟、社會乃至政治的方方面面都受到這場疫情不同程度的衝擊。

“比爾和梅琳達在疫情初期就意識到，基金會在所有領域的工作，無論是健康、教育，還是發展、農業等等，都受到了新冠疫情的嚴重影響。”蘇斯曼表示，“因此，他們沒有減少對艾滋病或瘧疾防控等方面的投入，而是對新冠疫情投入了額外的資源。”

過去兩年裏，蓋茨基金會向新冠疫情防控承諾了超過20億美元的贈款，用於提升新冠疫苗和藥物的生產，並向非洲和亞洲的多個國家提供直接資助。蓋茨基金會2020年與各國政府和國際組織共同發起了“全球合作加速開發、生產、公平獲取新冠防控新工具”倡議，旨在促進公平獲取抗擊新冠疫情的資源。目前的重點則是通過“新冠疫苗實施計劃”（COVAX），確保在2022年消除許多中低收入國家持續面臨的疫苗不平等現象。

蘇斯曼也指出，隨着有效新療法的出現，當務之急也在於如何降低藥物的治療成本、改善分配以提升可及性。“例如，我們資助的一些診斷工具能否既用來檢測新冠和其他新出現的病原體，又能用於瘧疾和結核病的檢測？……又比如，如何以更低成本、更加高效的方式擴大生產能力，包括mRNA疫苗？”他告訴記者，蓋茨基金會將繼續在這些領域提供支持。

“新冠疫情對我們最關注的社羣造成了巨大的直接和間接影響，需要很多年才能恢復。但我們也從中看到了希望。我們有望利用疫情期間開發的工具——例如聯網數字診斷、測試和低成本藥物製造技術等，大大加快一些領域的進步。”蘇斯曼也在年信中寫道，“其中最值得關注的是我們五年前開始投入支持的mRNA疫苗技術，它有潛力改變我們預防艾滋病和瘧疾等其他疾病的方式。”

此外，蘇斯曼在年信中還提到氣候變化爲脆弱羣體帶來的疊加影響。最近太平洋島國湯加遭遇大規模火山爆發和海嘯，也反映出國際上在應對新冠疫情時，缺乏對易受自然災害威脅的氣候脆弱國家的關注。

蘇斯曼在答澎湃新聞提問時表示，氣候變化也是蓋茨基金會一直關注並持續深入的領域，主要是從適應氣候變化的角度開展，“尤其是開展農業相關研究，獲得更能抵禦乾旱和洪澇災害的作物品種，幫助小農戶更好掌握農業生產管理技巧，以及提供更多的融資方式和支持。”

離婚風波不會影響基金會方向

2021年，在新冠疫情持續肆虐全球之際，比爾與梅琳達這對在全球慈善事業中極有影響力的夫婦宣佈解除婚姻關係，該消息也在這一領域引起軒然大波。

多年來，比爾與梅琳達建立起了一個緊密相連又彼此有所不同的慈善世界，通過獨立的渠道培養各自的興趣，這些領域有時也會重疊。比爾一直致力於清潔能源的發展，而梅琳達更關注女性議題。在離婚之前，兩人就各自擁有自己的私人辦公室。蘇斯曼告訴澎湃新聞，比爾在能源領域的工作通過Gates Ventures開展，但他使用的是私人資本，並不是基金會的慈善資本；梅琳達擁有一家名爲 Pivotal Ventures 的投資機構，在技術領域對女性提供支持和投資。

“即便離婚後，他們仍共同參與基金會所做的每一項重大決定，包括我們在第26屆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COP26）上宣佈的氣候適應性方面的工作、最近向流行病防範創新聯盟（CEPI）做出的捐贈，以及我們去年底在營養和性別平等方面做出的一些重大舉措。”蘇斯曼對澎湃新聞表示。

在比爾與梅琳達離婚幾周後，比爾與梅琳達多年的密友、基金會的合夥人巴菲特也宣佈辭去基金會受託人職務。據報道，蘇斯曼當時在寫給員工的一封電子郵件中承認，“沃倫（巴菲特）的離職引發了人們對基金會治理的質疑。”蘇斯曼表示，“鑑於比爾和梅琳達最近宣佈離婚，我一直在積極地與他、比爾和梅琳達討論加強我們的治理的方法，爲基金會的治理和決策提供長期的穩定性和可持續性。”

根據蓋茨基金會1月26日發佈的新聞稿，基金會當日委任了包括斯特拉夫·馬希依瓦（Strive Masiyiwa）、妮瑪特·沙菲克女男爵（Baroness Nemat (Minouche) Shafik）、托馬斯·J·提爾尼（Thomas J. Tierney）及馬克·蘇斯曼。他們將與聯席主席比爾·蓋茨和梅琳達·弗蘭奇·蓋茨共同組成基金會的理事會，四位新理事“將帶來獨立和多元的視角，幫助基金會進一步加強治理。”

“未來，理事會還有可能再增加三名成員，最多達到九人的規模。”蘇斯曼表示，根據目前的理事會架構，任何決議必須獲得兩位聯席主席（比爾與梅琳達）以及大多數理事的贊成才能通過——這樣也能夠保證比爾和梅琳達之間仍能形成高度共識。

蘇斯曼也強調，基金會關注的領域和重點議題從未因比爾及梅琳達的離婚和新理事的加入而改變，也不會改變，“我們仍致力於與我們開展工作的國家和社羣成爲更好的長期夥伴。”

“中國已成爲創新的關鍵來源之一”

“中國在全球健康事業中發揮的作用日益凸顯，這也讓我更加確信：培育目標一致、廣泛且多樣的創新夥伴關係，是應對全球挑戰的最好方法。”去年12月28日，比爾·蓋茨在發表於《人民日報》的署名文章中寫道，“無論是抗擊新冠疫情，還是保護更多兒童免受可預防疾病的影響，中國一直是重要、可信賴的戰略伙伴。”

對此，蘇斯曼也指出，“我們十分看重與中國的合作，一個重要原因是中國已成爲創新的關鍵來源之一。正如比爾·蓋茨先生在他的署名文章中所寫到的，中國創新對於幫助其他國家實現發展有着重要意義，特別是在健康和農業領域的經驗和發展路徑。”

蘇斯曼表示，蓋茨基金會與中國在健康和農業領域都有巨大的合作潛力。目前，蓋茨基金會已經與中國農業科學院和其他機構建立了合作伙伴關係，探索如何利用中國在支持小農戶方面的知識和專長，來幫助應對氣候變化所帶來的威脅，例如研發抗旱或抗洪澇的種子或其他作物等。

據蘇斯曼介紹，目前蓋茨基金會已經與中國多個政府部門簽署了長期的諒解備忘錄，目前正與商務部、中國國際發展合作署、農業農村部和一系列的夥伴圍繞具體目標開展合作。2016年，蓋茨基金會還與清華大學和北京市政府聯合創辦了全球健康藥物研發中心（GHDDI），開發引領性的新藥研發能力和創新轉化技術，爲攻克包括中國在內的發展中國家貧困人口面臨的重大疾病挑戰、改善全球健康作出貢獻。

在疫苗研發方面，蓋茨基金會也與中國一些私營部門建立了合作，如宮頸癌疫苗和乙腦疫苗的研發等。另外，蓋茨基金會也正在圍繞“新世代廁所”和衛生設施在中國開展一些試點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