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商报

今年全国两会即将召开之际，寻衅滋事罪存废问题再度引起法律界代表委员关注。据《人民政协报》等媒体报道，全国人大代表肖胜方、全国政协委员朱征夫认为，寻衅滋事这一罪名存在缺陷，含义泛化，有违罪刑法定原则且极易被滥用，建议适时取消寻衅滋事罪。

其实，自我国1997年《刑法》废除流氓罪，设定寻衅滋事罪以来，学术界就一直存在着关于该罪名的争议。

作为刑法中流氓罪的“继承者”，寻衅滋事罪的确立，更加科学、合理，尤其是明确了“随意殴打他人”“追逐、拦截、辱骂、恐吓他人”“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等四种界定情形，进一步增强了规范性和操作性。

寻衅滋事罪的真实作用还不止于此。从立法理念和司法功能看，这一罪名实际起到的是“兜底”作用。面对一些明显具有社会危害性，又需要严厉惩处，但其他罪名无法精准对应，如果使用治安管理处罚法，又有偏轻“放纵”之嫌的时候，寻衅滋事罪就可以“兜底”，避免让不法分子“逍遥法外”，成为“漏网之鱼”。

因此，这一罪名的存在，也带来了若干“后遗症”：比如刑法规定了“四种情形”，但“随意”“任意”等用词过于抽象，即使“两高”2013年出台司法解释，对寻衅滋事罪进行了“修补”，但未能完全解决精准界定、消除随意性的问题。寻衅滋事罪的成立，与故意伤害罪、抢劫罪、故意毁坏财物罪、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等存在竞合。此外，通常来说，刑罚具有阶梯性，什么样的社会危害性，对应什么样的刑罚，也就是常说的“罪责刑相适应”，但现实中，确也存在套用寻衅滋事罪，导致当事人被重罚的事例。

立法是时代精神的体现。不可否认，寻衅滋事罪“诞生”25年来，在司法实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存在的“遗漏”，也应被正视。

当然，刑法修改，关系公民权利，关乎社会安稳，还须慎之又慎。期待借两会契机，代表委员共商研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