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商報

今年全國兩會即將召開之際，尋釁滋事罪存廢問題再度引起法律界代表委員關注。據《人民政協報》等媒體報道，全國人大代表肖勝方、全國政協委員朱征夫認爲，尋釁滋事這一罪名存在缺陷，含義泛化，有違罪刑法定原則且極易被濫用，建議適時取消尋釁滋事罪。

其實，自我國1997年《刑法》廢除流氓罪，設定尋釁滋事罪以來，學術界就一直存在着關於該罪名的爭議。

作爲刑法中流氓罪的“繼承者”，尋釁滋事罪的確立，更加科學、合理，尤其是明確了“隨意毆打他人”“追逐、攔截、辱罵、恐嚇他人”“強拿硬要或者任意損毀、佔用公私財物”“在公共場所起鬨鬧事”等四種界定情形，進一步增強了規範性和操作性。

尋釁滋事罪的真實作用還不止於此。從立法理念和司法功能看，這一罪名實際起到的是“兜底”作用。面對一些明顯具有社會危害性，又需要嚴厲懲處，但其他罪名無法精準對應，如果使用治安管理處罰法，又有偏輕“放縱”之嫌的時候，尋釁滋事罪就可以“兜底”，避免讓不法分子“逍遙法外”，成爲“漏網之魚”。

因此，這一罪名的存在，也帶來了若干“後遺症”：比如刑法規定了“四種情形”，但“隨意”“任意”等用詞過於抽象，即使“兩高”2013年出臺司法解釋，對尋釁滋事罪進行了“修補”，但未能完全解決精準界定、消除隨意性的問題。尋釁滋事罪的成立，與故意傷害罪、搶劫罪、故意毀壞財物罪、聚衆擾亂公共場所秩序罪等存在競合。此外，通常來說，刑罰具有階梯性，什麼樣的社會危害性，對應什麼樣的刑罰，也就是常說的“罪責刑相適應”，但現實中，確也存在套用尋釁滋事罪，導致當事人被重罰的事例。

立法是時代精神的體現。不可否認，尋釁滋事罪“誕生”25年來，在司法實踐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但存在的“遺漏”，也應被正視。

當然，刑法修改，關係公民權利，關乎社會安穩，還須慎之又慎。期待借兩會契機，代表委員共商研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