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莉、曾琦/成都商報

今年全國兩會期間，全國政協委員、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閻晶明，提交了“建議提高基本稿酬標準 激發作家更多創作動力”的提案，此事經成都商報-紅星新聞報道後引起廣泛熱議，一時間，“好建議”“低稿酬幾乎消滅了自由撰稿人這個行業”“漲稿酬太難了”等聲音層出不窮，刷屏朋友圈。

稿酬，爲何難漲？我國文學期刊現行稿酬標準是否均衡？稿酬之困該如何破局？成都商報-紅星新聞記者就此展開調查，多位知名文學期刊主編有共同的指向，目前稿費難漲的主要原因有兩個：一是文學熱不再，二是雜誌成本高。要改變這一現狀，轉變文學期刊的經營模式，提升期刊發行量，都已勢在必行。

稿酬標準提升，作家收入卻難增長

閻晶明在提案裏指出，1958年，我國第一次明確了稿酬標準：每千字4-15元；隨後，稿酬標準在1980年、1984年、1990年和1999年進行了四次提升，原創作品的稿酬標準達到每千字30-100元。此後直至2014年，國家版權局與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聯合發佈《使用文字作品支付報酬辦法》，基本稿酬標準纔再次提升，原創作品爲千字80-300元。這一規定至今適用。

成都商報-紅星新聞記者在最新調查中發現，不少文學期刊的確在執行每千字300元左右的稿酬標準，不過，也有一些文學期刊的稿酬在提升。

《四川文學》主編、四川省作協副主席羅偉章表示，約5年前，不少文學期刊的稿酬開始上漲，“漲幅標準比以前至少提高了2倍以上。其實很多全國文學刊物早就突破了國家規定的稿酬標準。”以《四川文學》爲例，目前其稿酬“平均數爲千字200-300元，高的還不止這個數。”

《十月》雜誌副主編宗永平說，目前《十月》稿酬的平均數約千字600-700元，高則800元及以上，“大概10年前，我們漲成千字500元左右；五六年前，漲成千字600-700元。如果別人的稿酬高，我們稿酬低，稿子的質量就會有影響。”

《收穫》雜誌主編程永新則說，“我們的稿酬在文學期刊中是比較高的，目前低的千字五六百元，高的800-1000元，最高千字千元。比我們高的也有，比如某個作家可能會千字1200-1300元左右。上海市委宣傳部非常支持。現在宣傳部每年撥給我們稿酬補貼和印刷補貼，以稿酬補貼爲主。”

程永新回憶，“上海是最早提高稿酬的，後來全國纔開始仿效。”他坦言2014年前，《收穫》每千字稿酬不足100元，“2014年第一次漲，漲到千字300-500元；2016年左右第二次漲，漲到千字500-1000元。”

據《中國出版傳媒商報》報道，《花城》2016年提高稿酬後，最高可達千字800-1000元。《詩刊》部分重點欄目每行稿酬提至20元。2017年2月7日，《人民文學》宣佈當年優秀稿件稿酬漲至千字800元，其他稿件稿酬平均在千字500元左右……然而，讓不少作家困擾的是，稿酬標準提升了，其收入卻未必隨之增長。

據媒體報道，1958年國企職工月均工資是45元。按這一標準換算，如果一個作家拿千字15元的稿酬，發表3000字的文章就能賺到普通人一個月的工資了。而智聯招聘數據顯示，2021年第三季度全國平均薪酬達9739元/月，工資較1958年翻了216倍，而基本稿酬標準最高值卻僅僅提升了20倍。這些年來，物價水平不斷提高，而稿酬標準卻始終沒有跟上時代發展的步伐。

現行的稿酬標準存在不均衡

閻晶明表示，“有的刊物可能在稿酬方面不太平衡，比如名家、頭條的稿酬略高，大量的稿件稿酬相對很低。”

“要到名家的稿子，本身就很難，當然價錢就要高一點，這是很自然的市場規律。”羅偉章坦言，“當然也不會高很多。而且名家的稿子，如果本身質量不是很好，我們也不會給很高；普通作者的稿子寫得好，我們的稿酬也會偏高一些。”

一位不願具名的知名雜誌副主編則說，“一般是階梯安排。質量特別好、又特別重磅的名家，會高一點。而且各個欄目不一樣，小說、散文、詩歌的稿酬都有區別。我們平均千字600-700元。”她稱，“我們其實也想上漲，因爲如果同類期刊稿酬都在漲，我們沒有漲，發展就會比較艱難，這是雜誌間相互競爭的問題。”但漲稿酬，並不容易。新冠肺炎疫情期間，各類文學活動取消，客觀上影響了刊物的發行。

也有一些文學期刊主編在受訪時表示，對於名家和普通作者的稿酬，並未予以明顯的區別對待。宗永平就表示，“《十月》包容性比較大，名家和新人的區別不是那麼大，主要看稿子的質量，質量好就給得高。好多名家的作品，有時也會退。”

作爲中國當代詩壇創刊最早的專業詩歌刊物，《星星》詩刊見證了一代又一代詩人的成長。很多詩人願意將自己的詩歌發表在《星星》詩刊上，除了它的全國影響力外，還有它一視同仁的稿酬標準。《星星》詩刊主編、四川省作協副主席龔學敏說，無論是成熟的詩人亦或青年詩人，只要發表在《星星》詩刊，均以千字300元（即每行詩30元）的頂格稿酬發放，有的刊物名家、頭條的稿酬略高，大量的稿件稿酬相對很低。這一點，在我們這裏不會出現，因爲達到《星星》標準的詩歌，就值這個錢。我們沒有虧待名家，也沒有薄待新人。“

對於“提高基本稿酬標準”的建議，龔學敏毫不猶豫地表示支持，“稿酬應該漲，尤其是要給詩歌漲。”在他看來，某些綜合性文學刊物中，對於頭條小說的稿酬會給得相當高，千字千元的情況都有，而詩歌的稿酬偏低。他舉例道，“按照20行一首小詩計算，一個成熟的詩人，一年寫一千行詩，也就是需要創作50首小詩，這對一個詩人的要求是相當高的，但稿酬僅3萬元。這就相當於一個成熟作家一箇中篇小說的稿酬，我認爲這絕對不可能畫等號，但事實上，在稿酬上，畫了等號。”

龔學敏說，“與作家的小說相比，現在我們幾乎看不到文學圈裏都在追着某位詩人詩集的現象。實際上這是對詩歌的不信任，覺得沒有好詩。”他解釋道，好的詩歌依然存在，但就算是成熟的詩人，一年創作出的好詩歌也不會太多。

“我們這幾年是硬撐着給千字300元的稿酬。”龔學敏說，國家財政雖然給《星星》詩刊有部分撥款，但依然有很大的缺口。他們只能通過擴大發行等辦法去找錢，用於彌補稿酬、印刷費、人力資源等經費的不足。“我有信心，就算是稿酬真的漲了，我們可能還是會想到辦法。”

稿酬之困，又該如何破局？

言及稿酬偏低的原因，閻晶明說，當前，絕大多數文學刊物生存壓力大，稿酬方面多處於有心無力的狀態。儘管各大文學期刊近些年多在持續上漲稿費，但是不少作家、詩人仍然感覺較低。爲何不能達到一個相對合理的標準呢？

龔學敏認爲，稿酬難漲有一個很尷尬的原因，“大多期刊的漲價都可以轉嫁給消費者，而目前大衆幾乎是不消費純文學的，這樣的話，誰來買單？”

“稿酬低，根本原因是現在整個文學行當已經不是最熱的時候了，不像（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那麼熱，所以發行量不是那麼大，當年有幾十萬、上百萬，現在沒這麼高，所以稿酬要靠政府劃撥或別的資金來支持。”宗永平說，文學雜誌或面臨三方面的資金壓力：一是從業者的工資；二是印紙成本；三是稿酬。“目前，《十月》每期的發行量約5萬多本，在國內文學原創期刊中，算很高的，但還遠遠不夠，出版印刷、稿酬、人員工資，都是我們的成本。”

宗永平回憶，“《十月》比較特殊，屬於北京出版集團，是企業化管理，所以主要是集團對我們提供一些幫助，但也需要北京市的宣傳部等給我們一些資金，否則是很重的負擔。過去十幾年，主要是北京市宣傳部給我們一部分資金支持。”他解釋，“現在主流期刊的稿酬都到了千字800至千元左右，一年下來，稿酬特別高。這靠雜誌來承擔壓力很大，所以非常需要資金支持。”

“稿酬與省裏給刊物的撥款有關。有的省裏撥得多一些，稿酬自然就會高一點。”羅偉章坦言，雜誌幾乎無法依靠銷售來盈利，“因爲紙張很貴，印出來後要郵寄，讀者、作者都寄快遞。寄快遞，一本就要好幾塊錢。否則讀者收不到，就有意見了。賣書是賣不到錢的，有時還要虧損。”

“我們也非常希望增加稿酬。”《山花》雜誌主編李寂蕩說，“因爲創作不容易，但稿酬的多少取決於雜誌社的資金，所以有些雜誌不是不想提高稿酬，而是心有餘而力不足。”

和衆多文學雜誌不同，《山花》雜誌並不僅僅依賴於政府資金，而是採取了和企業合作的經營模式。李寂蕩說，“《山花》是‘混合型’的。國家財政有一定撥款，貴州省委宣傳部有扶持資金，同時我們和貴州幾個大型企業合作了多年。”

此外，《山花》一度與某房地產開發企業合作，實行雙稿酬模式，“《山花》付一筆，企業付一筆。”在李寂蕩看來，此舉增加了企業的美譽度，展示了企業對社會責任和對文化事業的支持。

與此同時，《山花》向世界100所著名大學增刊，“包括牛津大學、劍橋大學等。在全國的文學期刊中，我們是唯一這麼做的。有利於中國文化和中國文學走出去，也是中國文化自信的一個表現。”

《山花》的模式，可否全國推廣？對此，李寂蕩認爲需因地制宜。

宗永平說，目前，政府資金支持不可或缺，而從長遠的眼光來看，契合更多受衆的閱讀習慣，或爲提升發行量的重要原因。

羅偉章則表示，“文學不是一個純粹應該推向市場的東西，跟其他盈利的東西不一樣，它對社會、對文化建設有着長遠的影響，應該被看成是一個社會公益事業，像教育一樣，確實需要扶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