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社會範圍內提振信心、改善預期，保持政策的連續性和穩定性，在政策出臺前加強與市場溝通，政策頒佈後積極宣傳解釋。

今年前兩個月我國經濟運行好於預期，但新冠肺炎疫情的反覆給原本處於恢復進程中的經濟帶來新的挑戰。尤其是本輪疫情多點散發並且嚴重影響了我國經濟核心城市，對經濟衝擊的外溢效應較爲明顯。疫情對經濟的影響，將主要體現在二季度。本輪疫情不僅直接影響服務業，也衝擊了製造業。供應鏈阻塞給經濟社會正常運行帶來挑戰，穩就業壓力增加，消費恢復也可能更爲緩慢。

筆者認爲，避免疫情衝擊的影響長期化十分重要，也就是要高度關注市場主體的生存問題，改善預期、提振內需，避免疫情對我國製造業造成不可逆的損傷。統籌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需要在較短時間內有效控制住疫情，並嚴防疫情再次反彈，儘早實現復工復產，落實“六穩”“六保”。在此前提下，積極的財政政策要加快落實，貨幣政策須有效配合財政政策，保持政策的連續性和穩定性，以不發生系統性風險爲底線，全力支持經濟恢復和發展，那麼下半年我國經濟將明顯好於上半年。

4月份受疫情影響最爲嚴重

本輪疫情波及範圍較廣。4月份受疫情衝擊較嚴重地區（累計新增感染數超過1000例）的GDP合計佔全國的比重高達55.1%（2016年至2021年均值）。部分地區的疫情還會延續到5月份，須予以重視。

最新數據顯示，4月份我國製造業採購經理指數（PMI）繼續回落，降至47.4%；非製造業商務活動指數持續跌至41.9%，分別比上月下降2.1和6.5個百分點，均繼續低於榮枯線。

企業生產經營活動全面放緩，大型企業PMI爲48.1%，比上月下降3.2個百分點；中、小型企業PMI分別爲47.5%和45.6%，均比上月下降1.0個百分點。其中，小型企業最爲困難，大型企業的PMI不僅跌破榮枯線，而且回落幅度最大。

從細分指數看，生產指數和新訂單指數均爲2020年3月以來的低點，分別比上月下降5.1和6.2個百分點，表明企業生產明顯下降，市場需求繼續走低；供應商配送時間指數創2020年3月份以來的低點，較上月回落9.3個百分點至37.2%，表明供應鏈亟須疏通；產成品庫存指數爲50.3%，處於高位，反映企業產成品銷售不暢、庫存積壓嚴重。

應高度關注本輪疫情對製造業的趨勢性影響

受本輪疫情影響較爲嚴重的上海、深圳爲長三角和珠三角的核心城市，是我國內外循環的重要樞紐。以上海爲例，疫情對上海口岸集疏運能力形成制約，而上海周邊的江蘇崑山、蘇州都是製造業重地，這意味着疫情帶來的外溢效應也會比較明顯，尤其是對供應鏈的影響。疫情不僅具有區域外溢效應，而且還有時間遞延效應。若供應鏈停擺時間過長，將至少產生兩個危害：一是衆多小微製造業企業的生存將受到嚴重威脅，二是全球供應鏈可能加速調整。這些都會在一定程度上削弱我國的競爭優勢。

例如，上海、廣東、吉林爲我國汽車工業核心地區，2020年上述三個地區汽車產量佔我國汽車總產量的33%，乘用車銷量佔我國汽車總銷量的15%。由於疫情，一些位於吉林、上海、江蘇等地的汽車供應鏈廠商陸續停產，復工復產仍面臨不少困難。主要企業停工反過來會加劇供應鏈斷裂風險，影響其生產網絡中的諸多小微供應商。截至2020年底，在上海50萬企業法人中，私營企業佔比近80%，其中大多數是中小企業。作爲中國製造網絡的毛細血管，中小企業的生命線與中國產業鏈、供應鏈的韌性是息息相關的。

根據上海證券報對667家上市公司受疫情影響調查結果，約92%的企業表示疫情對公司產生影響，其中37.18%的企業表示已產生很大影響。有72.41%的企業反映疫情導致公司“物流受阻，供應鏈斷裂”；有62.82%的企業存在“人員流動受限，生產研發銷售滯後”；另外有32.23%的企業“因防疫需求，停工停產”；還有9.3%的企業已經出現“資金鍊緊張，週轉困難”等情況。

我國出口在經歷了前兩年的高速增長後已出現回落，在全球供應鏈復甦的情況下，我國外需訂單分流效應已經有所顯現。今年3月份中國發往美國的集裝箱出現22個月來首次下降，同比減少2%。同樣佔據較大出發地市場份額的韓國和越南，對美國的集裝箱運輸同比分別增長4%和11%。與此同時，我國製造業中小企業轉嫁原材料價格上漲的空間正受到擠壓。目前CPI與原材料價格走勢並不同步。3月，PPI和CPI剪刀差雖有所縮減，但仍高達6.8個百分點。原材料價格上漲、人民幣匯率貶值都將增加我國製造業企業成本，而本輪疫情的發生又對我國內需恢復造成影響。價格傳導不暢、企業成本高企，我國製造業可能面臨更爲艱難的處境。

更加值得警惕的是製造業的外遷。自2021年以來，蘋果公司持續增加在印度的生產，產量份額已從2020年的1.3%增加至2021年的3.1%。上海製造業樞紐停擺時間越長，越有可能對中國製造帶來不利影響。上海高端關鍵製造廠商工廠的數目遠高於廣東和深圳，是中國高端製造業最重要的樞紐，芯片產業規模佔全國的四分之一，工業機器人也佔國內的十分之一左右。

消費恢復可能更爲緩慢

受疫情影響，3月我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下降3.5%，其中商品零售同比下降2.1%，餐飲收入同比下降16.4%。今年3月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出現自2020年8月以來的首次負增長，剔除受本輪疫情衝擊較大的汽車業後，社零增速同比仍下降3.0%。預計4月份消費的下行程度可能會更大。

首先，從疫情發生後武漢的經濟復甦路徑來看，工業生產和投資在復工復產之後實現了典型的“V形”反彈，而消費是最慢的。2020年二季度，我國資本形成總額和貨物及服務淨出口對GDP增速的拉動分別爲4.79和0.43個百分點，大幅超過疫情前的水平。但是，消費依然是負增長，拖累GDP增速回落2.12個百分點，而疫情前其拉動GDP增速2.49個百分點，直到2021年一季度，消費對經濟增速的拉動才首次超過疫情前。

其次，消費恢復緩慢還與居民消費意願減弱有關，這可能是疫情發生後消費較難恢復的一個原因。疫情在武漢發生時，人們普遍將其視爲短期衝擊。隨着疫情持續，不少市場主體面臨生存考驗，導致消費潛力下降。而失去的消費，尤其是服務消費，往往很難彌補。

根據人民銀行今年一季度的儲戶問卷調查結果，傾向於“更多消費”的居民比上季減少 1.0 個百分點，傾向於“更多儲蓄”的居民比上季增加 2.9 個百分點，傾向於“更多投資”的居民比上季減少 1.9 個百分點，三者分別佔 23.7%、54.7%和21.6%。3月份金融數據也反映了居民消費傾向下降、儲蓄意願提高。今年前3個月，居民存款增量高達78200億元，大幅高於往年同期的54900億元（2017年至2021年均值）；居民部門貸款僅增加12600億元，而近5年的平均水平是18360億元。

此外，房地產領域的下行也將在較大程度上拖累消費。我國房地產業原本就處於調整期。本輪疫情對於房地產市場最大的影響就在於復甦態勢可能因此受阻。而房地產業對其他行業的間接拉動作用較強，其中涉及很多消費領域。2020年，房地產業增加值佔GDP的7.3%，房地產業和建築業占城鎮就業的比重也達到5.79%。我國房地產業與42個行業中的38個行業有關聯，與之關聯度排名靠前的行業中，有不少是服務行業，包括租賃和商務服務業、住宿和餐飲業、批發和零售業等。

預測疫情對二季度經濟的總體影響

經濟受到疫情的影響不容小覷。從高頻數據看，截至4月24日，電影觀影人次已跌至2020年7月20日電影院恢復營業來的最低值。5月1日當週，電影觀影人次回升至566.09萬，但仍遠低於去年同期的3019.83萬。此外，國內航班大面積取消。截至5月4日，國內航班（不含港澳臺）執行航班數僅爲4917架次，遠低於去年同期的15967架次；取消航班數多達8848架次，而去年同期取消的航班僅1385架次。文化和旅遊部數據顯示，今年“五一”假期，全國國內旅遊出遊1.6億人次，同比減少30.2%，實現國內旅遊收入646.8億元，同比減少42.9%。由於疫情多地散發，對貨車通行增加了更多限制，物流阻礙較爲嚴重。截至4月30日，上海和吉林的整車貨運流量指數分別跌至17和38的低位（基準值爲100），原材料難以運入、產成品難以有效運出；而江蘇整車貨運流量指數4月份以來也始終不及全國整體水平。

我們對二季度經濟增速作了三種情景分析：第一種情景爲，若沒有疫情情況下的經濟增速較高、且疫情對全國經濟衝擊一般，部分封控省份四、五月份經濟增量比正常情況下減少3%，預計二季度經濟增速在3.2%左右。第二種情景爲，若沒有疫情情況下的經濟增速平穩、疫情對全國經濟衝擊較大，部分封控省份四、五月份經濟增量比正常情況下減少5%，則二季度經濟增速可能回落至2.1%左右。第三種情景爲，若沒有疫情情況下的經濟增速平穩、疫情對全國經濟衝擊較爲嚴重，部分封控省份四、五月份經濟增量比正常情況下減少5%，並且長三角地區除上海外，整個二季度的經濟增量比正常情況下減少5%，則二季度經濟增速可能跌破2%。我們認爲第二種情況可能性較大，即二季度經濟增速在2.1%左右，則上半年GDP增速預計在3.5%左右。

值得指出的是，現在預測全年經濟增速比較困難，實際意義也有限。因爲無論政策、還是國內外環境，都不是一成不變的。預計受疫情影響較小的地區，政策會提前發力。下半年我國經濟將明顯好於上半年。實現這一目標的前提：一是我國在較短時間內有效控制住疫情，並嚴防疫情再次反彈，儘早全面復工復產，落實“六穩”“六保”；二是積極的財政政策加快落實，貨幣政策有效配合財政政策，在防風險的前提下，全力支持經濟恢復和發展；三是保持政策的連續性和穩定性，在全社會範圍內提振信心、改善預期。

爲實現全年經濟社會發展目標，須在毫不放鬆疫情防控的同時，積極落實有關政策措施。

第一，確保交通物流暢通，確保重點產業鏈供應鏈、抗疫保供企業、關鍵基礎設施正常運轉。例如，加快疏通產業鏈和供應鏈堵點，並通過有效防控疫情和擴大疫苗接種等多種手段，爲企業復工復產創造條件。

第二，應堅持將基建投資作爲穩增長的重要抓手。全面加強基礎設施建設，構建現代化基礎設施體系，兼顧基建投資的直接效益和帶動效益、短期效益和長期效益、局部效益和全局效益。

第三，在堅持房住不炒和風險防範的前提下，繼續適度調整房地產調控。在資金供給方面適當延長房企去槓桿週期，如對於三道紅線不達標的房地產企業，監管部門可以考慮按當前的指標維持6個月不上升的前提下繼續提供貸款等；繼續適度放鬆需求端的限購、限售、適度下調房貸利率等，支持剛性和改善性需求，靈活把握因城施策和全國統一政策的平衡；優化預售資金監管，在確保資金用途合理的前提下適當降低預售資金凍結比例，在一定行政區域內增加資金跨項目調配的便利性等；還可以考慮適當延遲貸款集中度管理的達標時間。

第四，將促進國內大循環和改善民生作爲支持平臺經濟健康發展的出發點。促進線上、線下商業協調發展，從而發揮消費對經濟循環的牽引帶動作用。

第五，在全社會範圍內提振信心、改善預期。這需要保持政策的連續性和穩定性，在政策出臺前加強與市場溝通，政策頒佈後積極宣傳解釋。先進的預期管理不僅有助於引導市場，也有利於及時掌握情況、洞察市場變化，完善政策實施。

第六，積極的財政政策應加快落實，貨幣政策應綜合考慮國內外形勢，用好各類貨幣政策工具，可更加註重數量型工具的使用，以積極配合財政政策、緩衝美聯儲緊縮貨幣政策的外溢效應和輸入性通脹壓力。預計本輪疫情過後，受短期供需關係的影響，物價可能面臨上漲壓力：一是輸入性通脹壓力可能因烏克蘭危機而延續更長時間；二是下半年豬週期重回上行區間，也將推升物價。因此，還應高度重視民生關切。

（盛松成系中歐國際工商學院經濟學與金融學教授、中國人民銀行調查統計司原司長，龍玉系中歐陸家嘴國際金融研究院研究員，王丹繫上海財經大學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