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聞記者 朱軒 陳媛媛 編輯 黃芳

70歲的朱瑞生（化名）沒想到回家的路這樣難。

5月7日早上，他肩頭一根扁擔，挑着布包和蛇皮袋，準備從無錫搭高鐵回安徽老家。行李裏塞滿衣服和被子，還有幹活的鐵鍬、桶子。

正月二十八來無錫，老朱幫搞農業的老闆幹活，在村裏砍樹、開水渠，都是重體力。老闆的產業多，開魚塘、種花草、搞養殖……有活了就電話叫他來，有時候待上十天半個月，有時候四五個月。

沒活時，老朱買張普快車票，62塊錢就回去了。過去幾十年，他都是這樣，“漫天遍野”的打工：年輕時，從大別山馱木材，摸黑走三百多里路，運到長江邊賣給木材商，冬天天寒地凍，衣服裏裏外外都被汗浸透了；50歲時，他又到上海、蘇州的工地，跟在瓦工、建築工、鋼筋工後面乾點活；到了60歲，工地不敢用“超齡農民工”，他就輾轉打些零工。

“世上的事情真是無窮無盡”，但老朱說，他像野鶴一樣，走到千里萬里，也要回家。

這次回家，買票不容易。62塊的車票買不到了，他咬咬牙花152塊錢買的高鐵票，沒想到進站要掃“門鈴碼”，還要核酸證明，他拿着不能掃碼的“老年機”卡在了進站口。

票退了，老朱在車站走廊鋪上被條打地鋪，待了三天。直到有人把他的視頻傳到網上。

5月9日，無錫站回應稱，會同公安部門協助老朱購買了10日的返程車票，併爲他安排了臨時住所。

無錫站通報。

10日，在民警的陪同下，老朱回到了家。家裏空蕩蕩的，妻子在浙江的超市打工，兒子在上海，女兒在河南，一年到頭難得團聚，疫情時就更難了。

老朱想着，這次把家裏整理一下，過段時間還要出去，都是爲了生計。

70歲老朱艱難返鄉後：爲了生計，過段時間還要出去

【以下是朱瑞生的講述】

“買了三張票，退了三張”

我本來是在無錫一個村子裏給人家做事，但那戶人家房子租給別人了，沒辦法繼續住，我幹活也累了，就打算回家休息幾天。

我最早是5月6號去無錫車站買票，但是沒買到，當天就跑回無錫村裏，在村委會做核酸，搞那個（核酸）安全碼的紙。

我老家是在安徽（銅陵樅陽縣）麒麟鎮。但我買不到去銅陵的票，無錫到樅陽的客車又不通。

5月7號十點多，我在無錫火車站買了到合肥的票，花費152塊錢。門衛（注：安檢人員）說我沒有（門鈴）碼，不讓我進站。

我的手機是老式的，掃不來這個碼，工作人員一下子說“照”（注：皖南方言，意爲“可以”、“行”），一下子又說“不照”。等他講（我）可以進站，但我又買不到票，等我把票買到，工作人員又說你沒有證件，不照，不能進站。

8號，我退了無錫到合肥的票，買了無錫到南京的票和從南京到銅陵的票，還是不能上車。我只好把這兩張票退掉了，搞得我一下子火起來了，就和他們吵起來了。

這幾天，我都是在火車站的走廊外面睡覺，在地上睡覺的人多得很，老百姓哪有許多錢住旅社。

老朱滯留在車站。視頻截圖

我自己帶了一個布包，一個蛇皮袋。蛇皮袋裏是衣服，還有幹活的工具，鐵鍬、桶子、被子，晚上就把被子鋪在地上睡。我自己有喫的，有時候就在車站邊上買一點。我自己帶了酒，怕裝玻璃瓶打碎掉，就放到可樂瓶裏，但我只喝一滴滴，在外面喝酒容易誤事，我最怕牽連別人。

要進站，必須要有（核酸）檢測的報告單子。8號下午我坐出租車去無錫市第二醫院做過一次檢測，9號上午，我拿到了檢測的報告單子，從醫院的電腦上打印出來的。

8號下午六點左右，我找了附近派出所的民警，民警知道了我的情況。

晚上，我在走廊上睡覺，一個“採訪”的（男子）拿着手機拍我，他樣子也很樸實，說要和我談話，我當時要是知道的話，不會要他把視頻播出去。搞這個東西，我面子都丟光了，像罪人。

5月9號，視頻發到網上後，派出所民警找到我。他們說，我退了三次票，可以補貼我100塊錢，他們覈查了我的證件，說信息是沒錯的，講“照”（可以進站）。

晚上，派出所民警說，“你進旅社吧”，第二天再走，並幫我買了10號從無錫到合肥的票。於是我就住了旅社。

我兒子打電話過來了，叫我不要收車站補貼，我就沒有要，村委、鎮上派出所的人也打電話過來，說我到了之後可以接我。

5月10號，無錫車站、派出所的人給我買了兩桶泡麪、麪包、礦泉水和兩包香菸，把我送上了火車，我坐到了合肥南站。在南站，我又把回去的票買好。

其實，我再爲難也不（想）找人幫忙，在外面打工的人，顧不到自己，還有什麼力氣顧其他人？

我上火車之前，那個“記者”送我幾桶方便麪、兩瓶礦泉水還有香菸，看我被條不多，還給我一條被條，實際上我被子多的是，都帶不下，我不想要他們東西的。

到合肥站後就好辦一點了，他們車站是統一安排的，把我們買票的人員數一數，問清楚你到什麼地方去，統一接送。

當天下午，我從合肥南站坐高鐵到桐城站，工作人員檢查了我的核酸紙條後，就放行了，我在桐城下車，但車子到桐城和樅陽麒麟交界的孔城鎮時也要檢查。

孔城鎮離麒麟大概五六里路，當時樅陽和麒麟的派出所工作人員，以及我村裏的支部書記打了電話給我，開車把我從孔城鎮接回麒麟，要不然又得卡在這裏，很麻煩。

民警和村支書把老朱接回了家。

回家後我沒有再出過門。我們村子很大，以前我每天會到村另外一邊去轉轉，這次回來我哪裏沒去，就待在家裏，我怕別人問我：怎麼是派出所的人把你送回來的？你闖了什麼亂子？

“一切都是要掃碼的”

我家條件不好，我纔去的無錫搞生活費，老家搞不到錢。

生活就是這樣，有錢就過好生活，無錢就熬一熬。我們歲數大了，一秒鐘的時間都是好的，就一直幹活，也沒有什麼其他的想法。

我是農曆正月28號過去無錫的。那邊有人打電話過來，我就過去人家裏幹活。

私人家裏的事情是各種各樣的，家庭的建設、雜務、種花草、搞養殖等等，無窮無盡。東家房子很多，有魚塘和產地，在這個地方買幾十畝搞這個產業，那個地方再買塊地搞其他東西，都需要人。

有時候運氣好，一個月能掙到幾千塊錢，餘到2000多塊錢。運氣不好也掙不到錢，活不是天天有、天天干；有時候也掙不到什麼錢，我現在是住在別人家裏，一個人住一間房子，天天用水喫飯，那個時候給人家幹活就不要錢。

打工一年賺個一兩萬，鄉下的事情也很複雜，包括春節啊、人情啊、禮尚往來啊，都要耗費資金，機器都要耗油，人也要潤肺。

大概在今年農曆二月，我開始曉得什麼是核酸、掃碼，大家說有疫情了，廣播也在一天到晚的播放疫情（的消息），無錫、蘇州一帶都開始加強管控，但我照常幹活，我也沒有（感染）疫情。

讓我做核酸我就去做核酸，有時候晚上正睡覺呢，村裏的幹部或者派出所的人就打電話通知我說，你要搞核酸，要登記了。

我平時幹活的時候喘氣大，都不戴口罩，但現在，在外面坐車都要戴，有時候去超市買一包香菸也要戴口罩，不戴的話都進不去超市。一切都是要掃碼的，超市、飯店、坐車，都要掃。

我這個手機是老年機，自己買的，只能打電話，也掃不了碼。我搞不來那個智能手機，現在頭腦子不行了，分不清楚那些東西。

我就在村委大隊那邊開了一個紙質的核酸（證明），隨身帶着，上車時拿紙條和身份證給工作人員看一看，但也不是所有人看到紙條就讓你上車的，有性格好的（工作人員）就說有照（可以上車），性格不好的就說，你這個東西不照。

上不了車，我這個人脾氣又暴躁，只能選擇不坐車，找其他辦法走。

我比較節約，對很多東西不信任，我也是老來纔有手機的。我老婆有智能手機，可以掃碼，她人在浙江，62歲，在超市裏給人家賣貨，要在車庫裏頭卸貨、上貨，也是要力氣的活。

我和子女也會用手機打電話，但不是天天打，小伢（小孩）都有事，老是打他們電話，他們不也煩吶。

但小伢們經常打給我，不像現在我們這麼講話（這麼久），跟你講話我很囉嗦，我和小伢講話，會事先理清楚講什麼，在手機裏聽到對方聲音，曉得對方什麼情況，一切太平就行了。

“走到千里萬里，也要回家”

這幾天天氣逐漸熱了，我回來也好整理下老家的東西。人不在家，蒿子和扎不刺（枸骨）長得到處都是，都是野草。

我家裏東西很多，有些放在門口，不值什麼錢，但就是有人趁着你不在家，把這個也搞走、那個也搞走。

我門口和人家交界的地方，有一棵香樟樹，也被人扒掉了，他們嫌棄樹礙事。所以說人要努力，要不然就會“捱打”，比如貓和狗之間也是要搏鬥的，羊沒有能力，狼來了就會把它喫掉。

這兩天我把門口的樹又栽起來了，也好乘涼。我家有田，還有山地，但很久前就不種了，給村裏的大戶承包。

我兩三歲的時候和家人就開始在（樅陽麒麟鎮）梅花團結圩挑土，用擔子挑爛泥圍堤，形成田地，好種莊稼。那堤壩有14公里長，我們要挑幾十公里路。

麒麟鎮團結圩。

那時候一畝田一年只得200斤稻，還要徵收，很多上七十歲的老人到冬天，一天只喫兩頓，喫點醃菜、蘿蔔。

你知道樹葉子是什麼喫法嗎？你知道哪個樹皮能喫、哪個樹皮不能喫嗎？（我們）用石頭把梧樹皮砸得粉碎，就像爛泥一樣，擱鍋裏做粑，一喫到嘴裏，喉嚨眼就塞起來了。

一切都是爲了生計。

所以二十多歲的時候，我去外地漫山遍野地打工，到外面山上砍木料。家裏的田，就變成小伢輔助老年人種，七、八十歲的老太婆、老頭子們都還在（種田）。“八十歲公公砍柴蒿，一日不死天天都要柴火燒。”

不過，我像野鶴一樣，不管走到千里萬里，都會回老家，畢竟外面人生地不熟。

落到窮山惡水的地方，要想生活就必須付出努力。那時候，萬一你遇到豺狼虎豹該怎麼辦？你怎麼與它搏鬥？你要身上有刀，但狼用嘴巴把刀叼走怎麼辦？你必須要有兩把刀。

我在高山野嶺幹活的時候就碰到過狼，還碰到過毒蛇，不過當時我們有很多人，一個人是對付不來這些的，世上的事情真是無窮無盡。

山上的水和別處是不一樣的，山洪爆發的時候，能把田裏的石頭衝到蹦起來，有時候會漫到膝蓋深；山和山也是不一樣的，有的山延綿幾千裏但不長草，有的山上的樹木長得相當大，一天到晚都看不到頭頂的太陽。

一九七幾年、八幾年，我們就在山上砍樹，再把樹放到肩膀上馱着，步行運到江邊賣，可不是走一里、兩里路，有時候要幾百里路，你肩膀上挑個幾十斤的擔子可能無所謂，但走個十里開外，那就知道喫力不喫力了。

一棵樹可以賣幾十、一百塊錢，木材像金子一樣，砍下來的木料可以做房子的椽，有的大木頭可以做棺材。安徽、江西交界的長江邊上，有專門的人收這些木料。

一個人可以馱一棵樹，有時候可以馱兩棵，有的狠人可以馱三棵，要花個三天到四天才能走到江邊。像我從大別山馱一棵樹到家裏要七天，三百多里路，我不敢上大路，都是晚上走一些小路，也不怎麼歇息，冬天下雪正冷的時候，衣服又被汗溼了，很不容易。

馱完樹回家後，村裏生產隊的人覺得你是投機倒把，你一棵木料就能賣二、三十塊錢，哪裏能讓你歇工，馱一棵樹就要減一個月（工錢），有時候還要給他們交錢。

“過幾天想換個智能手機了”

我從在生產隊的時候就開始交農村合作社的保險，具體什麼時候也記不清楚了，一直交到60歲。現在一個月能拿到個七、八十塊錢，一年大概千把塊錢。所以還是要出去打工。

我老婆也是做農活的，我三十歲結的婚，婚後我們養了一兒一女，兒子媳婦在上海，在公司裏上班，想買房；女兒女婿在河南，做醫生的工作，小孩讀書也要花不少錢，都是普通人。

現在的農村都沒有人了，大家都跑到外面打工了，就剩下幾個老頭子老奶奶在家裏。

一開始，我出去打工都是用步行的，一九八幾年初期，我纔開始坐火車。我記得1984年我到上海去，只要帶15塊錢，還能剩，從安慶坐輪渡到上海的五等艙，只要7塊錢。

50歲左右，我去了上海寶鋼打工，後來又在蘇州的建築工地，跟在瓦工、木工、鋼筋工後頭做事，都屬於力氣活，村上出去打工的人介紹的。

大概三四年前，我就找不到工地上的工作了，因爲我（快）70歲了。一般到60歲，工地上出於安全的考慮，就不太會想要你。所以，我只好去無錫人家裏做事。

行行有壁，沒有本錢也就搞不成基業，所以還是有知識好。

我沒讀過書，但我喜歡文化。我是孩子的時候，和大家一起放牛，小孩玩累了，他來教我們嘛！我都是看文言文的，我認爲，一個人要端正自己的態度，才能得到安寧，纔能有家齊。

我記性本來是好的，但年輕的時候經常斷胳膊，麻劑打多了，所以頭腦不清楚，把很多東西都忘記了，但對於文字方面，我很少認錯。

我以前在野外做事，沒時間照顧到我兩個小伢，那時候都寄託在外公、外婆家裏，老來後，我相當後悔。

兩個小孩都上了大學，不是什麼重點和名牌，但人智慧高明一點，當然要好一點。我老了，也問不到兩個小伢的事情，我不要他們的錢，他們也要發展，他們也困難。

今年因爲疫情，我女兒、女婿沒能回老家，我和兒子、媳婦、我老婆和家裏親戚在樅陽過的年，不過沒多久我就回老家的房子裏了。

老家的房子不好，但我習慣了。我喫煙，有菸灰氣，會妨礙小伢子們，在家就比較自由。老百姓不能脫離土，離了土就沒法生根，我們就喜歡跟土打交道。

老朱家的房子。

我現在的手機其實沒用多久，但現在到哪裏去都要掃碼，過幾天想換一個智能手機了，可能到鎮上手機店買個一兩千的手機。

這次回來就是想看看老家的房子。我準備休息20天左右，去不去無錫還是要看情況，如果實在走不成，那還能怎麼辦呢？路上如果查得狠，比較曲折，那就不走。要是路上寬鬆就走。

（王若雪、丁超逸對本文亦有貢獻）

責任編輯：劉萬里 SF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