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方在信仰方面的一大差别是，西方更习惯把神放在心里，西方的神更平民化一些；东方人更习惯把神放在前面供着，作为人生航标或者理想。

后者，人与神的距离难免远一些，人们对神仙、圣人更多的是一种景仰、敬畏。

神圣人物如果从“在前方”变为“在心里”，会产生一些意想不到的变化；至少，会更自在些，不那么拘谨。比如孔子。

作为万世师表，孔子一直被摆在前方，成为后学祭拜的对象，成为心中的航标和只能膜拜的偶像。这很庄重，但的确不怎么亲切。

然而孔子当真是一个亲切的人。无论《论语》的字里行间，还是《史记》的人物擘画，都把一个亲切而不失幽默的形象，活灵活现地呈现了出来。

比如他身高“九尺六寸”，换算成今天的身高，都赶上姚明了。就算古籍记载有误差，也是个大个子，至少得一米九吧？大汉中的大汉，不是什么柔弱夫子形象。孔子既然讲究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射箭、驾车之类的功夫，肯定是有的；身大力不亏，个子这么高，耍个剑也不在话下。何况，兵荒马乱的时代周游列国，动不动遭困、迷路，凶险得狠，没点成龙的拳脚功夫，想出远门也不太可能。

孔子如果独行，一定是个背剑的侠客。只是他声名在外，又有学生保护，没机会施展拳脚罢了。

从个性来看，孔圣人不仅是品德的圣人，也是一个可爱的实在人。比如因为美女南子的事情，学生子路责怪他，他竟然对天发誓：“予所不者，天厌之！天厌之！”（我要是做得不对，天一定厌弃我！天一定厌弃我！”）

客官，注意两点。第一，这是学生在质问老师。想想看，古往今来，有几个传统士大夫哲学笼罩下的学生，敢于质问老师？

西方这种事情倒常见，弗洛伊德培养了几个著名的学生，最后成了最坚定的反弗洛伊德理论的人。但东方文化中，缺少这些。

子路敢这么问，说明孔子是个非常民主、非常尊重学生的师长。他越是这样，你便越尊重、景仰他。那些喜欢暴力施压的老师，若干年后，只会让学生唾弃。

第二，更奇特之处是，学生质问，老师脸憋得通红，没法自证清白，只能对天发誓了。可见孔子老师对学生的质疑，很重视，很无奈，同时也急于维护自己的形象。

孔子还是一个很善于自嘲的人。这和摆在我们面前的“万世师表”形象，多少有点落差。

孔子去郑国，和弟子走散了，一个人孤零零地站在城郭东门。学生们一通好找，就差贴寻人启事了。学生子贡发现了线索，有人跟他说，东门有个人，长得如何如何，“累累若丧家之狗”——一脸疲惫，就像没了家的狗一样。后来师徒相聚，子贡如实把那人的描述跟孔子说了——话说子贡也是一根筋，这“丧家之犬”的话，能对着当事人说吗？太没面子了吧。

孔子听罢，尴尬而不失礼貌地笑笑，说道：“那人如何描述我的样貌，不重要。说如同丧家之犬，倒恰如其分！”

几人能到这肚量？宰相肚里能撑船，孔子的肚子可以撑好几个宰相了。

千古之谜是：子贡为什么把“丧家之犬”一事如实告诉孔子呢？算不算当面恶心老师？我觉得不是。主要还是师生关系融洽，子贡一方面大概是想考验考验老师，看看睿智的老师如何回答这种刁钻问题，自己趁机学着点；另一方面，师生周游列国，旅途困顿，吃了上顿没下顿，又没手机可玩可看，再不互相打趣找点乐子，人生和咸鱼还有什么区别？

所以孔子是一个可爱的人，一个可爱的老师，并不古板、教条。然而自从他被供在前方，成了目标，成了信仰，成了塑像，情况有点变了。可爱变成了敬畏，幽默变成了庄重，实在变成了距离。

有距离感是好事，没有距离，就没有庄严。圣人需要庄严。但从此，他也不太容易进入你的心里，只能供着。这是一大麻烦，因为孔子原本是很容易走进人心、影响人性的。《论语》就是微博体的“心灵鸡汤”。

只隔着一层纸，关键如何戳破。

前几日拜访央视陈永庆先生，他的一句话，让我有醍醐灌顶之感：要“与孔子为友”。

什么是老师？你最好低着头，毕恭毕敬，大气不敢出，只敢膜拜，不敢质疑。可在子贡和子路眼中，很明显，孔子不仅仅是老师，更是朋友。如果不是朋友，子路敢质疑他和南子的事？子贡敢复述“丧家之犬”之类的话？他们和孔子不仅是朋友，而且是要紧的真朋友，不是酒肉的假朋友。假朋友不会“面谏”，只会恭维；也不会很客观地把别人的评价客观地转述给你，要么添油加醋，要么稍加修饰，以免你太难堪。仔细想想，这社会上，偶尔说出大实话、让你当时难堪的朋友，都是能经受时间考验的真朋友——虽然未必是好朋友。

做师易，有学识、有修养就够了；做友难，因为“师”可以是单向的，比如我们可以通过《论语》单向学习孔子，而“友”一定是双向的，是一种心灵的沟通。从这个角度而言，子贡、子路与孔子，可谓亦师亦友。

清朝曾国藩就不同了，他是典型的“以孔子为师”，而且貌似只敢以孔子为师，不敢与孔子为友。一个例子是，史料中传说，他不敢睡午觉。

为啥不敢睡午觉？因为孔子曾经批评一个学生宰予。宰予大白天睡觉，被孔子撞见，于是说了一通话，看上去很严厉：“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杇也。”接着又说，我以前观察人，听他的话就相信了他的行为；现在不仅要看他说什么，还要看他怎么做。这就是“宰予昼寝”的典故。

到底孔子是批评宰予，还是怜惜宰予，是有争议的。比如南怀瑾就认为，孔子的意思是，宰予身体比较差，所以需要午睡休息；木头一旦内部腐朽了，外面雕刻得再好也没用，所以为人要先把身体搞好，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大概是孔子提醒了宰予身体的问题，宰予还不注意，孔子才发了这通牢骚。孔子并不是禁止午睡。

但曾国藩不敢这么想啊。老先生都说了，咱能不听？坚持不午睡。曾国藩这人，活得枯燥。立德、立言、立功，明清以来，士大夫这三大目标尽数实现了的，也只有他和明朝的王阳明了。对自己要求严，外人看来，就不生动，甚至呆板。不过后来他好像找到了变通的方法，晚饭后小憩一下，再起来熬夜。

曾国藩是把孔圣人敬在前方的，当然也是放在心中敬着的。我们凡夫俗子，更想与孔子为友，遇到难题、挫折，苦闷之时，让孔子在心中跳出来，给自己参谋参谋、提提意见，也是件惬意的事儿。

高金国，网名高了高，高级编辑，著有《好父母养出好孩子——给家长的35堂教育思考课》《写给孩子的趣味中国历史（12册）》《少年读史记故事（3册）》《人生是一场修行》《唐朝那层窗户纸》《齐国那些事儿》等图书26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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