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消息网6月8日报道 彭博新闻社网站6月5日发表题为《重拾禁忌的“缓和”政策并与中国接触》的文章，作者为英国历史学家、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尼亚尔·弗格森。弗格森认为，20世纪70年代的“缓和”政策对美国具有重大意义，现在却是一个禁忌字眼。但在当前的对华关系中，“缓和”政策更能解决问题。全文摘编如下：

“缓和”（detente）还是一个禁忌字眼吗？我希望不是。我们也许很快就需要它了。

早在上世纪70年代，这个短小的双音节法语单词曾经差不多是“基辛格”的同义词。近半个世纪前，当他还在政府任职时，他与苏联实现缓和的努力曾引发争议。

与“绥靖”（appeasement）——起初曾是外交词典中一个体面的词汇——稍稍有些相似，“缓和”现在是不体面的。

不过20世纪70年代的“缓和”政策与20世纪30年代的“绥靖”政策并不一样：它成功地避免了世界大战。笔者越是思考那陷入麻烦、动荡的十年，就越是认为“缓和”政策是对美国一直到1969年初时所处混乱状况的明智解决方案，当时尼克松入主白宫，基辛格作为他的国家安全顾问进驻白宫。

从纯粹的外交政策角度来看，乔·拜登政府的宏大战略是容易招致批评的。拜登政府外交政策最引人注目的一点在于，帮助乌克兰打败俄罗斯甚至不是其优先事项。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5月26日发表演讲时宣称：“在普京总统的战争继续之时，我们将依然重点关注国际秩序所面临的最严重的长期挑战——这个挑战是由中国构成。”

布林肯的演讲值得仔细研究。其中大约1/10的内容是和解性的。他宣称：“我们并不希望有冲突或新冷战。我们并不寻求改变中国的政治制度……我们将在任何可能的领域与中国展开建设性接触。”但是其余内容却对中国充满鹰派态度，与2018年10月时任副总统迈克·彭斯发表的演讲如出一辙。在笔者看来，那曾是第二次冷战即将真正展开的时刻。

真正令人诧异的事情是，拜登的外交政策不仅无法通过战略连贯性和信誉度的基本考验，而且它在服务于民主党的国内利益方面似乎也格外弄巧成拙。

拜登政府的头号问题是通货膨胀。然而，目前政府的外交政策却无助于抗击通胀——事实上恰恰相反。通过让进口中国产品变得比原本更昂贵，继续特朗普的贸易战和加大对台湾的支持力度，将进一步增加通胀压力，同时也将刺激我们与中国的经济“脱钩”过程。

倘若某位能干的民主党战略家对拜登的外交政策作出反思，他会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好吧，“缓和”政策2.0版怎么样？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缓和”政策的名声极其糟糕。新保守主义者仍在声称，这是一项主要对苏联有利的先天错误的战略，里根抛弃它并转向更具对抗性的战略的做法是正确的。

但是这种说法具有误导性。首先，里根最终对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执行了他自己的“缓和”政策版本。其次，20世纪70年代的“缓和”政策在美国艰难应对通胀、深刻的国内分歧以及一场越打越不得人心的战争的时候具有重大意义。

如果这听起来有些熟悉，那么考虑一下“缓和”政策在今天可以如何帮到乔·拜登，倘若他不是在东京就台湾问题发表强硬言论，而是对北京进行了访问——恰好在尼克松访华50周年之际——的话。他原本可能已经（1）结束了与中国的贸易战；（2）在中国向普京稍稍施压的情况下开始了结束乌克兰战争的进程；以及（3）通过美中联合施压让阿拉伯产油国真正提高产量，而不是任由它们挑动华盛顿和北京互斗坐收渔利。

那么笔者是否认为“缓和”政策有被重新启用的机会？不，我不这样认为，因为我觉得拜登政府把遏制中国作为其外交政策基石的态度根深蒂固。但是值得记住的是，他们鹰派立场的根源是国内政治。在两年前的此时此刻，拜登的操盘手们曾断定，要想赢得总统宝座，他必须在中国问题上比特朗普更强硬。好吧，作为选举策略，他们或许是对的。但是，在中期选举惨败迅速临近的今天，同样的逻辑还适用吗？我不这么认为。

常识认为，政党对立是现代美国政治之祸。不过，只有一件事让我更加害怕，那就是两党共识。如今，民主党和共和党几乎在所有问题上都达不成共识。但他们却一致认为，抵制中国的崛起应当是美国外交政策的基础。

如果要在围绕台湾的战争与十年“缓和”之间做选择，那么我宁愿选这个禁忌的法语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