參考消息網6月8日報道 彭博新聞社網站6月5日發表題爲《重拾禁忌的“緩和”政策並與中國接觸》的文章，作者爲英國曆史學家、美國哈佛大學教授尼亞爾·弗格森。弗格森認爲，20世紀70年代的“緩和”政策對美國具有重大意義，現在卻是一個禁忌字眼。但在當前的對華關係中，“緩和”政策更能解決問題。全文摘編如下：

“緩和”（detente）還是一個禁忌字眼嗎？我希望不是。我們也許很快就需要它了。

早在上世紀70年代，這個短小的雙音節法語單詞曾經差不多是“基辛格”的同義詞。近半個世紀前，當他還在政府任職時，他與蘇聯實現緩和的努力曾引發爭議。

與“綏靖”（appeasement）——起初曾是外交詞典中一個體面的詞彙——稍稍有些相似，“緩和”現在是不體面的。

不過20世紀70年代的“緩和”政策與20世紀30年代的“綏靖”政策並不一樣：它成功地避免了世界大戰。筆者越是思考那陷入麻煩、動盪的十年，就越是認爲“緩和”政策是對美國一直到1969年初時所處混亂狀況的明智解決方案，當時尼克松入主白宮，基辛格作爲他的國家安全顧問進駐白宮。

從純粹的外交政策角度來看，喬·拜登政府的宏大戰略是容易招致批評的。拜登政府外交政策最引人注目的一點在於，幫助烏克蘭打敗俄羅斯甚至不是其優先事項。國務卿安東尼·布林肯5月26日發表演講時宣稱：“在普京總統的戰爭繼續之時，我們將依然重點關注國際秩序所面臨的最嚴重的長期挑戰——這個挑戰是由中國構成。”

布林肯的演講值得仔細研究。其中大約1/10的內容是和解性的。他宣稱：“我們並不希望有衝突或新冷戰。我們並不尋求改變中國的政治制度……我們將在任何可能的領域與中國展開建設性接觸。”但是其餘內容卻對中國充滿鷹派態度，與2018年10月時任副總統邁克·彭斯發表的演講如出一轍。在筆者看來，那曾是第二次冷戰即將真正展開的時刻。

真正令人詫異的事情是，拜登的外交政策不僅無法通過戰略連貫性和信譽度的基本考驗，而且它在服務於民主黨的國內利益方面似乎也格外弄巧成拙。

拜登政府的頭號問題是通貨膨脹。然而，目前政府的外交政策卻無助於抗擊通脹——事實上恰恰相反。通過讓進口中國產品變得比原本更昂貴，繼續特朗普的貿易戰和加大對臺灣的支持力度，將進一步增加通脹壓力，同時也將刺激我們與中國的經濟“脫鉤”過程。

倘若某位能幹的民主黨戰略家對拜登的外交政策作出反思，他會得出什麼樣的結論？好吧，“緩和”政策2.0版怎麼樣？

正如我們已經看到的，“緩和”政策的名聲極其糟糕。新保守主義者仍在聲稱，這是一項主要對蘇聯有利的先天錯誤的戰略，里根拋棄它並轉向更具對抗性的戰略的做法是正確的。

但是這種說法具有誤導性。首先，里根最終對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執行了他自己的“緩和”政策版本。其次，20世紀70年代的“緩和”政策在美國艱難應對通脹、深刻的國內分歧以及一場越打越不得人心的戰爭的時候具有重大意義。

如果這聽起來有些熟悉，那麼考慮一下“緩和”政策在今天可以如何幫到喬·拜登，倘若他不是在東京就臺灣問題發表強硬言論，而是對北京進行了訪問——恰好在尼克松訪華50週年之際——的話。他原本可能已經（1）結束了與中國的貿易戰；（2）在中國向普京稍稍施壓的情況下開始了結束烏克蘭戰爭的進程；以及（3）通過美中聯合施壓讓阿拉伯產油國真正提高產量，而不是任由它們挑動華盛頓和北京互鬥坐收漁利。

那麼筆者是否認爲“緩和”政策有被重新啓用的機會？不，我不這樣認爲，因爲我覺得拜登政府把遏制中國作爲其外交政策基石的態度根深蒂固。但是值得記住的是，他們鷹派立場的根源是國內政治。在兩年前的此時此刻，拜登的操盤手們曾斷定，要想贏得總統寶座，他必須在中國問題上比特朗普更強硬。好吧，作爲選舉策略，他們或許是對的。但是，在中期選舉慘敗迅速臨近的今天，同樣的邏輯還適用嗎？我不這麼認爲。

常識認爲，政黨對立是現代美國政治之禍。不過，只有一件事讓我更加害怕，那就是兩黨共識。如今，民主黨和共和黨幾乎在所有問題上都達不成共識。但他們卻一致認爲，抵制中國的崛起應當是美國外交政策的基礎。

如果要在圍繞臺灣的戰爭與十年“緩和”之間做選擇，那麼我寧願選這個禁忌的法語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