將近五十歲，作家魯敏覺得時間的沉澱和社會的變遷好像自然而然地投射在了她的身上，也投射在她的寫作中，形成一種突破之力。如果說上一部長篇小說《奔月》中刻畫的女性意識、上上部長篇《六人晚餐》中描寫的城鄉結合部產業工人命運和她自身的經驗都有着絲絲縷縷的聯繫，今年最新出版的長篇《金色河流》所敘述的關於垂暮企業家的金錢帝國的故事，看起來則完全在她作爲一個文化從業者的經驗範疇之外。但從另一方面，關注到這樣一個羣體、一種題材，她又覺得是寫作者的題中應有之義——物質的變化、財富的積累、階層的流動，存在於我們每天的普通生活中，那些財富創造者的故事和背後的價值，值得被看見和書寫。

魯敏，1973年生，江蘇省作家協會副主席，曾獲魯迅文學獎、人民文學獎。代表作有《伴宴》《夢境收割者》《六人晚餐》《奔月》等。

《金色河流》是一個色彩駁雜的故事：改革開放以來的第一代民營企業家穆有衡在晚境遲暮之際，回望白手起家篳路藍縷的一生。暗流湧動的創業史，最後漸漸走向澄明，魯敏一層層剝開洋蔥瓣，我們發現內裏終究是對人性的描摹。

■以敬意觀照財富創造

《金色河流》動筆於2019年底，但其實這個主題早已在魯敏心中盤桓超過二十年。她曾在郵局做過多年企宣，工作之一就是剪報，從報章豆腐塊裏發現資訊信息。她所在的蘇浙作爲改革開放先頭地區，小老闆是區域經濟的基本盤，媒體一再以傳奇手法渲染這些發家致富者的恩怨情仇，讓魯敏讀得津津有味。普通人茶餘飯後，也將這些“暴發戶”的故事作爲談資。商業在她的周邊生活環境中，不僅是一種邏輯，也是一種氛圍，最終成爲一種無意識的積累。

直接觸發寫作靈感的，是魯敏後來遇到的一個江蘇宜興的老闆。老闆做通訊器材，白手起家，事業有成，但令如今已年邁的他頗爲感傷的是，胼手胝足打拼出來的家業如今面臨無人繼承的境況。他的兒子在國外學考古，對父親的生意版圖完全不感興趣，其他子侄則覺得這種勞動密集型的傳統企業在互聯網時代過於落後，沒有人想接手。講起這些時，老闆很悲哀，覺得他一生奮鬥的努力荒廢了，辛苦創業卻並未得到子輩的尊重。魯敏看着他手上長出的老人斑，突然間，覺得那種創業者的孤獨訴說格外真切。

就像這位老闆的兒子，魯敏身邊接觸的也多是文化從業者，對於商業、商人、金錢、財富，常常有一種傲慢和偏見，甚至有道德高地的邏輯慣性，就算呈現於文本，也被付之“土財主”或豪門恩怨家產爭奪的想象。但在與他們切身接觸後，以及閱讀那些有私人記憶色彩的早期民營企業家傳記的過程中，魯敏越發這覺得有失偏頗，相反，這些人物身上有着種種閃閃發光的質地，比如從小處着手的勤奮能幹，比如從細微處着眼的精明敏銳，還有對事業的珍視與鄭重。

有一些真實的故事給魯敏留下深刻的印象：有一位小老闆，每一次參加競標物流時，別人都開着桑塔納帶着祕書，他只能帶着唯一的一套西裝坐公交車去，下了車才找個地方換上，可最後他卻贏了，因爲他無比心細地計算組合了紙箱尺寸，將運輸空間最大化，成本降到最低；還有一位，通過研讀政策，從“全民健身計劃”中嗅到商機，做大了塑膠跑道生意。這些故事都被魯敏化用到了書中的穆有衡和他一班朋友身上。這些創業者在“金色河流”中固然有泥沙俱下的一面，但同時也披沙揀金、創造了新世界。

“四十多年來，我們眼看到的周圍一切，包括我們的娛樂、交通速度、生產效率、GDP，都日新月異、勃勃發展，這背後有很大一部分人，將他們終身的精力和價值都投在裏面，成爲我們社會物質創造的基本盤，他們值得被時代銘記，但我們的文學，在講述和書寫他們的故事上，還遠遠不夠。”魯敏不諱言自己對他們的敬意，這成爲魯敏書寫這個故事的初衷。

■物質背後的人性維度

《金色河流》開篇，便是叱吒一生、野心勃勃的企業家穆有衡對往昔的回望。儘管魯敏以懷有敬意的態度去關注他們這一羣體，但落在小說文本，這並不是一個歌頌“創業史”的故事，而最終是關於“人”的。

用魯敏的話來說，這是一個“自我檢與身後流傳的故事”。對垂暮之年的人來說，回顧是一種本能，記憶中湧現出往日種種，有創造也有錯誤，有輝煌也有遺憾。穆有衡最關心的也是身死之後能夠在世上留下什麼，以及如何留下。血脈與家業的傳承是首先考慮的，然而與雄心壯志對照的是，大兒子穆滄是阿斯伯格徵患者，難以與正常社會交流，更遑論生兒育女；二兒子王桑被寄予厚望，一路受規訓終至叛逆，醉心崑曲，多年丁克；還有一個神祕的一直受穆有衡資助的乾女兒河山，牽扯出橫跨兩代人的恩怨往事。

一路經歷和兒女們的博弈，在痛苦與自我辯護中的掙扎，最後的結局抽絲剝繭，卻是回到了對愛的探尋。穆有衡陰差陽錯走上慈善的道路，以另一種方式留下聲名；兒女們也漸漸對他們眼中原本城府深沉手腕強硬的老父打開心門，在父親故去後相互陪伴。泥沙俱下的“金色河流”奔湧至下游，漸漸寬闊、澄明、平靜、溫暖，堆積成沙洲。魯敏說，這是意料之外的走向，她自己也未曾預見故事會走到這裏。她的初衷本是想突破一直以來對精神層面的探討，轉而書寫人和物質的關係，但最後依然輾轉回到了精神，回到人與人之間的羈絆、依偎，對生活的理解和對人生的定位。“我的核心問題原本是財富的流傳接力，但與此同時，真正觸動兩代人心靈、引發共振的反而是一些無形的東西。我想這恰恰體現了人性與生命流動中可貴的東西。”魯敏說。

小說中，河山是性格鮮明的人物。她孤兒出身，來路不明，行事潑辣，從小到大一直接受穆有衡慷慨到近於縱容的資助，隨着晚年穆有衡重溫舊事，她的命運纔像拼圖一樣一點點完整：當年，因不相信發小何吉祥的“露水情緣”，穆有衡未按囑託將何吉祥的打拼所得交給河山母女，造成她們命運悲慘，而他卻將其用作第一桶金，自此發家致富。這裏面多少呈現出商業中的灰色面相，穆有衡後來的行爲，像是一種源自負罪感的補償。但魯敏解釋，她並不意在做道德判斷，也不去計量其中的罪與罰是否能相抵，因爲穆有衡一直以來都相信自己是在最大化地利用金錢、流動金錢，這是出於一種商人的本能。至於他最後用慈善的方式處理他的財富，幫助有需要的人們實現夢想，在魯敏看來，這是一種現代化的財富觀念，也就是讓財富走向了更廣闊的社會化用途，而之所以有這樣的轉變，則是他在與周圍人的複雜關係中“艱難而微妙”地達成的，這裏麪包含着一種從無意識到有意識、成長性的財富觀。

■商業和藝術之間

鍾愛崑曲的次子王桑，在小說中構成與穆有衡的商業版圖對照的另一條線索。就像那位曾向魯敏講述悲哀的宜興老闆一樣，王桑對父親對財富、利益的追求感到排斥反感，反而在式微的戲曲藝術中感到自得。

將物質與非物質作爲“對照組”，魯敏一開始也懷疑會不會顯得有些突兀，但隨着她找到敘事的切入點，越發覺得兩者形成了張力，也有着共同之處，那就是，二者的流傳接力，都需要一代代人身在其中的執念與性情相托。

魯敏本人正是一個崑曲迷，在崑曲業界有不少至交好友。就像小說中的崑曲團團長木良，現實中她也遇到許多這樣對崑曲懷着熱愛和傳承之心的人，對崑曲的流傳感到焦慮，感嘆如今全國從事這一行當的只有800餘人，不想讓六百年曆史在自己身上斷掉。“這個話乍聽起來像臺詞，很正氣純粹，但是在生活中真的有一個人這麼皺着眉頭、特別不痛快地跟你講的時候，我真的蠻感動的。”因此，構思這樣一條線索，魯敏是有自信的，因爲“我知道是有這樣的人存在的，不是爲了虛構才寫”。

兩條線索纏繞，也呈現了商業和文化之間複雜的關係。魯敏在書裏打比方說，商業就像一個老財主，養了藝術這個兒子，但兒子還不時跳腳罵父親。當跳脫出文化從業者身份，站在商業主人公的維度上去觀察，魯敏的確有一些別樣的視角和體悟。“越是從事藝術的人，越是可以批判、反思、諷刺商業，好像這是藝術家的天然權利，但實際上，任何藝術的發展，都離不開物質的推動。往大了說，如果沒有整個時代的物質進步，是沒有空間去進行藝術上的維護和創造的。”魯敏反思說，雖然這是常識，但還是可以用文學再來表達，“我們可以用一種更坦然的心態來對待這些東西，不要覺得不好意思，羞於或怯於面對財富與物質”。

■作爲小說家“舉手發言”

如果說年輕時的寫作多脫胎於自我經驗，隨着年歲漸長，魯敏發現自己在寫作上有了更強烈的自我認知和期許，除了經驗，她更希望對她所經歷的時間長度和身處的開闊的當代社會空間有所映射。《金色河流》便是她在這種自我期許之下所做出的一次努力。

爲了這次寫作，魯敏專門從圖書館找來40年來的大事記，尋找大時代與她的人物軌跡有交集的節點。單休日改雙休日、計劃生育政策、高速公路的建成、從綠皮火車到高鐵……這些詞條不僅是穆有衡的來路，也觸發了魯敏本人的記憶。她回想起改革開放後老家村裏辦了地毯廠，過年返鄉的時候，學生和打工妹們擠在一起；還有上世紀九十年代社會教育開放，她去上夜校，同學中有各種職員、營業員、護士等。大事記及其觸發的私人回憶讓魯敏感動，“意識到社會的變遷和你生活的時間空間、生命經驗是交接在一起的”。

把握和書寫時代，魯敏覺得，難處倒不在於經驗和素材的不足，無論看資料、新聞，“只要想找總能找到”，而在於如何超越新聞報道、時代記錄的層面，以文學的、小說家的方式去將其呈現出來，成其爲一個好的文學文本。第一步和第二步之間橫亙着的門檻，讓穆有衡的故事不得不在魯敏心裏擱了許多年，一直沒找到落筆點。直到前幾年，她在北師大讀研究生班，對當代小說中的非虛構權重產生興趣並做了相關論文，輪廓和技巧才漸漸清晰起來。這便是小說中的一位特色人物“謝老師”——2019年11月，她終於找到了這樣一個角色作爲眼睛，和他一起走近穆有衡的生活。謝老師從前是調查記者，後來蟄伏在穆有衡身邊，想從他身上“挖料”，積累寫作素材。謝老師就是一片將敘事包裹在內的“洋蔥瓣”，他的寫作和魯敏的寫作以復調交織在一起，不僅從寫作技術上創造了敘事策略，增加了這個商業故事的趣味性，也在一層層“剝洋蔥”的過程中，揭示出真相，有意無意地影響着讀者對穆有衡這個多面多元多色調的人物的看法。

以小說家的身份對當代“舉手發言”，交付出這樣一部長篇，魯敏坦承，在完成作品的同時，她還得到作爲寫作者的最大教益——她意識到，把個人經驗與外部世界的進程緊密貼合，就可以突破自我經驗的侷限性，達到更廣闊的社會層面，置身時代長河。（責編：張玉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