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我们认为那些本应如此、毋庸置疑、亘古不变的事，都有可能在一瞬间急转而下。
1914年夏天，整个欧洲顷刻间战火四起。每个人都感受到了那种“黑云压城欲摧”的紧张感。然而，真正相信大国战争一触即发的人却没有几个。
“进步”是那个时代的流行语。距离那时最近的一场大战几乎已是百年之前。尽管军队已经开始积极动员，但一些专家却声称在这个年代，人民比任何时候都要更加富足、自由，受教育程度更高，科技也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在这种时候爆发战争是绝无可能的，欧洲国家相互依赖的程度很高，现代武器也太具有破坏性。专家们警告称：“任何战争，对于交战双方都是毁灭性的。最后只会以无政府状态结束，使人民陷入颠沛流离的境地。”在欧洲大陆的城镇和村庄里，人们生活得好像世界末日永远不会到来一样安逸、平和。他们积极工作、成家立业、养育子孙……然而到了1914年，所有的一切都将被卷入旋涡。旧文明将被撕裂，梦想将被摧毁，生命将被视为草芥。
有一个要塞城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的几个月里，灾难就降临到了这里，它在战争时期的经历便是整个中东欧地区的缩影。
这座城市叫作普热梅希尔，现在位于波兰的东南角，与乌克兰交界。然而，在20世纪之初，它属于哈布斯堡王朝的奥匈帝国。这是一个庞大的帝国，几个世纪以来一直统治着拥有欧洲中部大多数民族的庞大人口。有着4.6万波兰人、乌克兰人和犹太人及庞大驻军的普热梅希尔固若金汤，是帝国东部最重要的防御要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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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普热梅希尔防区图
1914年9月，普热梅希尔突然爆发了一场军事灾难。尽管战争仅持续了一个月，但一支庞大的沙俄军队已经入侵了奥匈帝国并击溃了它的军队。守军被击溃，城市也变得残破不堪。俄军随即继续进攻，试图彻底击败奥匈帝国。沙皇希望能够开疆拓土，征服周边被他视为“小俄罗斯人”的斯拉夫人。而普热梅希尔的堡垒是唯一的拦路石。普热梅希尔羸弱的守军由来自中欧各个地区的奥地利德意志人、匈牙利人、罗马尼亚人、塞尔维亚人、斯洛伐克人、捷克人、意大利人、波兰人和乌克兰人组成。作为一支以无能著称的军队，这些老弱残兵装备过时，说着彼此之间都听不懂的语言，怀着绝望的心情与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战斗。
1914—1915年的普热梅希尔围城战改变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进程。1914年秋，同盟国在东西线遭遇惨败，这座要塞城市及其13万人的守军在阻止沙俄入侵中欧方面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在关键的9月和10月，要塞封锁了沙俄前进的路线，阻挡了他们使用通往奥匈帝国纵深的主要铁路和公路枢纽，挽救了帝国及其军队。要塞赢得的时间在让奥匈帝国溃败的军队恢复元气并重返战场方面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尽管俄军在11月重新发动攻势，但已经失去了尽早取得胜利的最好机会。
1914年—1915年的冬天，普热梅希尔进行了艰苦的抵抗，这场围城战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为时最长的一次，尽管以失败告终，但其重要性却不容小觑。正如匈牙利战地记者费伦茨·莫尔纳所敏锐地观察到的一样：“普热梅希尔是君主制的象征。几乎所有奥地利还有匈牙利的居民都曾为之奋起反抗。”1915年3月，要塞最终投降，给奥匈帝国的威望造成沉重的打击，破坏了人民心目中的帝国形象，并对中立国家加入敌对阵营起到了推进作用。奥匈帝国军队为了解救这座城市而战斗，但一切都是徒劳，接近80万人的部队牺牲于此。在普热梅希尔战败的创伤中，同为君主制的盟国德意志帝国得出结论，认为其军队和国家都彻底“腐朽不堪”。德国驻奥匈帝国参谋本部全权代表曾警告道：“这片土地已经再无被援助的可能了。”
普热梅希尔的故事影响之深远，传播之广泛，远超越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范畴。这座城市还是20世纪权力更迭的风向标。它所属的土地——加利西亚省，或者更广义来说，其所处的欧洲中东部地区一直是文化的十字路口。在现代社会，该地区也成为冲突频发的地域，是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相碰撞的地点。奥匈帝国、沙皇俄国、波兰、乌克兰，以及泛斯拉夫主义者都宣称这片土地属于自己。1918年后，这一地区——如一些历史学家所说的那样——先是充斥着种族主义的暴力行为，然后又成为极权国家争夺的对象，成为了“撞击区”。
整个普热梅希尔城的变化，都是从奥匈帝国军方决定建造要塞开始的。1870年，这里还是一座小城，人口仅为15185人。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因军队对劳动力的需求，大量工人和商人涌入。也因1889年这里成为奥匈帝国防军第10军的常驻地，普热梅希尔的人口激增。1890年，人口就达到35209人。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5.4万余人居住在普热梅希尔，其中还包括一个由8500名士兵组成的和平时期的守备军。这座城市人口组成变得极其多样。波兰人没有占当时总人口的绝对多数。从1910年的人口普查情况来看，罗马天主教徒，其中大部分是波兰人，总计25306人，占全市人口的46.8%。有12018名希腊礼天主教徒，占全市人口的22.2%，绝大部分是讲乌克兰语的居民。犹太人共有16062人，占全市总人口的29.7%。
普热梅希尔的故事提供了一个不同的战争寓言，甚至在某些方面令人毛骨悚然。那13万名在1914—1915年守卫普热梅希尔的奥匈帝国士兵大多不是年轻人。战争时代驻守堡垒的中流砥柱是一群默无名的“乡土突击队”——国民军成员大多都在37岁到42岁。中年一代也在征召之列，为这场可怕的战争献身，虽说他们的阵亡率远低于年轻的士兵，但这不代表他们的阵亡就不值一提。事实上，每8个阵亡的奥匈帝国士兵中就有一个是超过35岁的。对这些人来说，这场战争更是一场特别的灾难，因为他们不同于那些年轻人——在1914年前，这个世界对他们而言充满了羁绊。在整个欧洲中东部,双方的军队往来征战厮杀，任何地方都是前线。战争着实拥有令人敬畏的力量。所有这些最珍贵的东西，所有这些男人身份的象征一财产、工作、妻子和孩子，甚至是他们生活的社会一都可能随时被夺走。虽然中年人有更多的生存机会，但战争还是没能让他们全身而退。他们才是真正的“迷失一代”，深受其害，还要在残酷的战后世界漂泊。维特于普热梅希尔围城战期间都在军队服役，最终在残酷和艰苦的战争中得以生还。在要塞沦陷后，他先是被囚禁在伏尔加河，俄国十月革命爆发后,他最终被安置在距多布曜维采约4300公里的西伯利亚城市鄂木斯克附近的一个营地。1918年，他入伍捷克斯洛伐克军团，随之前往符拉迪沃斯托克，并于1920年ó月8日离开，登上一艘开往加拿大的船。他和他的战友们越过北美大陆，然后登上了另一艘船，这艘船带他们横跨大西洋，并穿过地中海到达了刚被意大利占领的、曾属于奥匈帝国的里雅斯特港。在环行了整个世界之后，维特回到了多布曜维采，回到了他已经六年未见的孩子们身边。他的妻子玛丽亚已经不在人世。1917年，玛丽亚死于肺结核——战争后期在奥匈帝国饱受饥荒的城市中肆虐的可怕疾病。生于1881年的扬·雅各布·施托克博士和生于1874年的斯坦尼斯瓦夫·马尔切利·盖察克都是加利西亚人。施托克出生在普热梅希尔以南25公里处的多布罗米尔（今位于乌克兰)，在那里的波兰语中学就读。一战前，他在利沃夫大学物理系任职，专攻电学和流体力学研究。当时他已经成家，膝下有两个孩子。1914年8月，他被征召为要塞驻军士兵。考虑到专业知识，他希望被派往要塞电台任职；然而，军队却认为让他当后勤书记员才是最合适的。由于被困于普热梅希尔，他大概对自己的妻子已有身孕、很快就会迎来第三个孩子的事毫不知情。1915年3月28日，就在要塞沦陷的六天之后，这名男婴呱坠地。在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数年的囚禁生活让施托克受尽苦楚。更糟糕的是，1918年秋天，当回到多布罗米尔的家中时，他被迫再次出逃，因为奥匈帝国正分崩离析，波兰人和乌克兰人之间爆发了暴力冲突。1925年，施托克因服役和被囚而虚弱不堪，在克拉科夫去世，享年44岁，身后留下了一个年轻的家庭。盖察克是个典型的奥匈帝国人，因为他曾在维也纳和克拉科夫的大学习，并娶了一个说德语的摩拉维亚女孩。他们一起养育了四名子女。在和平时期，盖察克是一名中学教师，同时还是几本拉丁语、希腊语和德语教科书的作者，也是利沃夫学校委员会的成员之一。1914年9月2日，在战争爆发时，他作为一名国民军官被征召，当他的部队撤退经过家乡利沃夫市以躲避进攻的沙俄军队时，他最后一次见到了他的家人。六天后，盖察克作为要塞守军的一员来到普热梅希尔。他在战争结束前回到利沃夫，尽管沙皇俄国长期占领该市，粮食严重短缺，但他获知他所有的家人都还活着。尽管如此，战后归于平静的生活很快就被打破了。盖察克很快卷入了席卷崩溃中的奥匈帝国的恶性种族冲突。1918年11月，当乌克兰民族主义武装攻占他的家乡时，这位学者再次入伍。44岁时，他加入了波兰民兵组织，作为一名区长，与叛乱分子作战，帮助波兰控制了这座城市。这场战争，对任何已步入中年的人来说，都是沉重的创伤。1914年前相较稳定的世界被接下来的颠沛流离和残酷所替代。生于1881年的施蒂里亚伯爵夫人伊尔卡·库尼格尔-爱伦堡，生动地描述了普热梅希尔的犹太人的生活场景，充满好奇心的她为世人提供了一副令人不安的景象。她出生在施蒂里亚的马尔堡（今斯洛文尼亚的马里博尔），是一名中学教师的女儿。她嫁给埃米尔·库尼格尔-爱伦堡伯爵后，在维也纳定居。她到达要塞时已经32岁，1915年底出版的关于围攻普热梅希尔的回忆录让她成为一名作家兼作曲人。然而，她在战后的生活也十分艰难。她丈夫在南蒂罗尔的世袭领地战后被意大利吞并，虽然这对夫妇最初试图留在领地上，但在1926年，他们还是移民到了位于奥地利边陲的格拉茨。到了20世纪30年代，伊尔卡·库尼格尔-爱伦堡的健康状况急转直下，到了1937年，她住进因斯布鲁克郊外的一家精神病院接受治疗。在那里，根据纳粹对精神和身体残疾者的“T-4安乐死”计划，她被列入清除名单。还没等到她被处决，1940年9月18日，由于糟糕的身体状况，伊尔卡·库尼格尔-爱伦堡去世了。1879年出生于摩拉维亚的布鲁诺·普罗哈斯卡博士，经历的是另一种截然不同的人生。这位才华横溢的作家在战后找到了自己的职业方向，但失去了道德底线。普罗哈斯卡受过良好教育，并于1903年获得维也纳大学法学博士学位。在和平时期，他在奥地利烟草专卖局担任普通官员。在空闲时间，他会为一些享誉德语界的期刊供稿，其中最著名的是讽刺周刊《呆瓜》。战争爆发时，他在普热梅希尔担任国民军第18步兵团的副官。国民军由来自不同民族的民兵组成，为保卫一个多民族的帝国而战。然而，在1918年后的世界里，这种经历似乎毫无价值。1938年3月，纳粹吞并奥地利时，普罗哈斯卡参与了《奥地利作家的信仰宣言》一书的撰稿，这本书因吹捧希特勒而臭名昭著。他在5月加入了纳粹党，定期为该党的报纸《人民观察家报》撰稿。到了1942年，普罗哈斯卡成为一位有影响力的纳粹文学人物，领导着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的帝国作家协会的多瑙河下游分部。在战前的生活中，这些男女无论是城里人还是军人、军官，对于围城战几乎都没有做好准备。在一个人员流动性远高于以往的时代，被困在一个被包围城市的幽闭恐惧的禁锢中是极其可怕的。被围困的那些人与世隔绝，在饥饿中慢慢死去。敌人是冷酷的，怀着种族主义和地域歧视的心理，准备彻底清洗这一地区。他们在1914年发动的战争最终将以暴力摧毁奥匈帝国和沙俄帝国。最可怕的是，尽管帝国解体了，但暴力仍在持续、变异并进一步激化。尽管1914年以前的时代充满喧闹和争议，但人们再也找不回那时的安全和宽容了。在普热梅希尔战斗的那一代人的回忆满是安全感的丧失，地域性的仇恨、恶意和流血。普热梅希尔就是最好的见证。1939年，纳粹和苏联进军波兰。战争肆虐，普热梅希尔不再是东西方文化的十字路口。相反，这里的分裂愈发严重。两国之间戒备森严的边界——莫洛托夫防线，直接贯穿了整座城市。到1945年，饱受战争蹂躏的普热梅希尔的人口仅为31年前的一半。曾经繁荣的犹太社区在大屠杀中惨遭毁灭；普热梅希尔的老城区成了一片废墟。战后不久，波兰政府就驱逐了所有乌克兰人。这座城市以及周边地区的血腥之路开启于1914年，道路的尽头是种族灭绝、驱逐和东部新边界的形成。因战争所失去的一切令人震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