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絡騷擾失控之後，一個女孩的反擊

長達6年的網絡騷擾突然變爲發同城定位，江羽（化名）不願再沉默了。

24歲的江羽是一家金融科技公司的算法架構師，業餘是一名原創音樂的歌手。在微博上，她有幾萬關注者。

從2016年起，她不斷收到一名陌生人發送的騷擾私信。今年六月初，這名陌生人開始向她發送具體定位、邀約：“三點半見可以嗎？”“你在哪裏，我一會兒開車來接你。”6月7日下午，她打開手機，看見對方發送的定位就在自己所在的辦公樓下。江羽當即決定報警。

最初，警方並沒有受理案件。事發第5天，江羽在微博發佈了一條曝光騷擾者行徑的長帖。在第8天夜裏，警方來電通知她可以受理，而第15天，她收到了行政處罰決定書的複印件，騷擾者已被處以拘留。

北京市振邦律師事務所律師李瑩接受澎湃新聞採訪時表示，由於當事人未能意識到或出於恥感等原因，網絡性騷擾求助率可能較低。

李瑩解釋，我國現行法律中，對“網絡騷擾”或“網絡性騷擾”沒有專門的界定。一般而言，可以適用《治安管理處罰法》中的條例或選擇民事訴訟。然而，如果證據不足，且沒有造成實際傷害，警方也較難處理。

由於江羽沒有拉黑對方，原始的私信記錄得以留存，被作爲關鍵性證據提交給警方。“截圖是可以僞造的，證明效力比較低。”李瑩建議，一定要留有證據原件，如果實在不想保留，可以先通過公證將證據固定，再刪除痕跡或拉黑對方。

收到處理結果後，江羽和朋友用18天共同製作了一個視頻，講述這個反制騷擾的故事。她說，希望從自己“反抗且成功”的經歷開始，有更多的人願意去反抗，“該報警的報警，該公開的公開，不要害怕正面對峙”。

以下是她的自述：

“以爲改個IP地址，就可以把他從深圳引走”

收到辦公樓下的定位的時候，我第一次真正地感受到人身安全的威脅。那一刻，我兩隻手抖得連水龍頭都擰不開。挺意外的，我比自己想象中更害怕一點。

第一次收到這個人的騷擾信息，是在2016年，那時我剛開始在美國上學。他是在微博上發的，低頻期一兩個星期乃至一兩個月發一條，高頻期每天發兩三條。

他發的內容屬於那種臆想狂式的傾訴。比如他非常強調女性的外貌和身材。並且，在跟我的私信當中，他用自己的價值觀去點評我這些朋友，哪些值得交，哪些不值得交，我非常生氣。

其實網上會把陌生人當做樹洞的人還挺多的，我也會給我喜歡的明星發一些臆想狂式的傾訴，所以我沒有當回事。不過他後來越來越朝着性騷擾的方向走了，會讓我覺得有一些不適，但他對我的生活影響非常微小。

從今年六月初，他把私信平臺從微博換到網易雲，開始發送帶定位的騷擾信息。那些定位確實在我的周圍。我比這種騷擾行爲只發生在線上的時候，要警覺了一些。

我這纔去看了一眼這人的賬號。說實話，對方看起來還蠻正常的。他發的內容有一點生活感悟，有一點自以爲是地對別人的評頭論足。

我把IP地址改到北京，在他後續的騷擾中，他說他也跟着去了北京，但實際上他沒有去北京。

第二次筆錄，警察告訴我，這個人還在深圳待着。這就相當於，在我第一次報警，還有網上曝光，整個過程當中，我跟這個人還都在深圳。我撒謊說我去了其他地方，他也撒謊說跟着我去了其他地方，但是其實我們都在深圳，這不是蠻恐怖的嗎？很像《死亡筆記》。

第二次筆錄（知道）的時候，我有點小後怕。我以爲改個IP地址，就可以把他從深圳引走。這一整個過程當中，我的精神內耗挺大的。

收到那條樓下的定位後，我立刻跟老闆請了假，說我要去報警。報案之前，我把那些聊天記錄都截了個圖，自己在腦袋裏大概覆盤了這件事的時間線。

陪我去派出所報案的朋友，是一位學法律的女大學生。她是我粉絲超話的主持人。其實我們本來不認識，還是通過這件事情認識的。

我在超話裏面，用文字講了一下這件事，說我最近有點困擾。她比較敏感地問我，要不要幫助，她也在深圳。我就說，你陪我去報警吧。

從決定報案到兩個人一起出發，花了二十來分鐘。我們打車去，路上，她具體地問了我，到底是怎麼回事，看了一下聊天記錄。她的反應比我大多了，覺得怎麼會這樣子，很激動。然後她表示，無論發生什麼，都會幫我一起處理。

在路上，多少感覺有點不真實，我沒想到會被網絡上的騷擾狂搞到要去派出所報案的程度。到警局以後，我跟民警做一個筆錄，把整個過程儘量詳細地說了一下。我大概是下午四五點鐘到的警局，晚上八點半纔出來。

做筆錄的警察跟我確認了四五次，到底有沒有回覆過（騷擾者）。並且問，“如果你沒有回覆過他，他爲什麼要這麼說？”我就說，因爲他是臆想狂。他又問我，“你爲什麼在網上發東西，你是不是個網紅？你是主播嗎？”

我當時感到了一絲倦怠，想趕緊把這個流程走完，我就可以拿着我的報警回執走了。

因爲這個人沒有在現實生活中對我造成真實的影響，也沒有找到我，警方並沒有受理案件。警方建議我，平時注意一下自身的安全，如果這個人還有新的舉動，就立刻把證據彙報給警察局，他們會動態評估是否受理。

“反擊之後，變成了一個主動方”

聽到沒有辦法受理，我就覺得，好吧，那我自己想想辦法。

在微博上曝光騷擾者就是反擊的第一步，相當於“宣戰”。

我和橘莉娜是高中的時候認識的，我們是大學同學。她是一個非常聰明、謹慎、有自制力的人。我第一次報警之前，纔跟她說了一下這件事。她非常震驚，立刻就收拾東西過來了。

寫曝光的微博，我和橘莉娜一共花了四十分鐘左右。我燃起了熊熊的鬥志，寫的時候，我覺得我自己興奮過頭了，甚至會覺得自己心理是不是不太健康。

我寫了個初稿，她替我改了一下，刪掉了很多顯得“惡狠狠”的地方。比如，我最原先的一版，說“你要是再騷擾，我會找人把你的小腿一節一節地打斷”。橘莉娜就說，你不要這樣，把我那段刪了。再比如說，我說“這個人在跟蹤和蹲點我”，橘莉娜就把這個改成了“疑似跟蹤、蹲點”，給很多敘述留了後路。

截至目前，（曝光帖閱讀量）是2200萬，比我預想的要多。我估計是6000轉發左右，沒想到有2萬轉發。

有很多人都提到，自己有類似的經歷。我其實挺驚訝的，沒有想到有這麼多人都遇到過類似的問題。他們有的人是一直在線上，被人換着號騷擾，有的人是被別人偷窺賬號，然後進行了跟蹤。

評論我一條一條地看，每一條都看過。大部分人是共情，支持、鼓勵、共情遠大於質疑。第一條微博下面什麼建議都有，什麼“不要再發微博了”“趕緊換城市”“趕緊搬家”“趕緊出國”。

保持自己正常的生活對我來說很重要。我還是想要繼續上網，我想要正常地工作、遊玩，不想要被一個變態驚擾得連夜逃跑。

我自己評估了一下，我覺得這個人真正傷害到我人身安全的概率不是很大，所以我不會去盲目地擴大小概率的後果。

我也評估了一下我有沒有力量保護自己，我的答案是有。如果我選擇有意識地保護自己的話，我會做得很極致。我可以遠程辦公，可以修改自己的IP地址，我有很多方法保護自己。

關於拉黑的問題，提出質疑的人是最多的。在線上騷擾階段，相比冷處理，拉黑反而是一種互動和刺激，這人重新註冊微博賬號的成本很低。我拉黑過他的一兩個賬號，這個人又換頭像、換號發，我就覺得，你想發就發，我不看就完了。如果他一來發，我就給他拉黑，反而我自己的心情受到的影響更嚴重。

在這個問題上，我發現曾遭遇過跟蹤的人和從來沒遇到過的人，在理解我的處境上存在巨大的分裂。連我父母兩個人對待這件事的理解都截然不同，我的母親年輕的時候也被跟蹤過，所以她立刻明白要防身，要躲避，不要和這個人產生任何交流，否則他只會變本加厲。我父親顯然不會有這樣的經歷，所以他居然會建議我去和這個人聊聊他的動機。

我反擊之後，變成了一個主動方。而且這人明顯急了，怕了。在我微博曝光以後，他又來私信我，假裝道歉，其實是在脅迫我刪微博。

平常我一般九點左右醒，那段報警、發視頻的時間裏，八點左右我會自然醒。不是在網上跟網友吵架，就是在跟律師和警察溝通，長時間處於一個總是被刺激的狀態。

50頁證據，“都是他單方面給我發私信的記錄”

我報警後，過了一個星期，也是我發那條微博的三天後，警察打電話給我，告訴我可以受理案件。

受理的原因是這個人（騷擾者）真的跑去自首了。我不敢相信，很震驚，怎麼會有這種人？

給我打電話的警察語氣很好。他在電話裏明確告訴我說，可以受理案件，希望我打印證據去重做筆錄。他特地跟我說，他把叫我去做筆錄和傳喚騷擾者的時間錯開了，叫我不要擔心。

證據大概打印了50頁，都是他（騷擾者）單方面給我發私信的記錄。

一開始真沒有想着收集證據。後來，無論是警察還是律師都建議要保留證據。因爲沒有拉黑，證據上反而有利，這也算是某種程度上的“歪打正着”。

第二次去做筆錄的時候，負責做筆錄的警察很客觀，他沒有對我有過多的質疑，不會就同一個問題反覆問我四五遍。

我跟派出所所長，還有負責筆錄的警察都強調了，我不可能接受調解。我說，反正我也不會留在深圳了，你們調解的話，也找不到我的。他們的態度是，當然當然，理解理解。

做完筆錄出來，我特別高興，手舞足蹈。

（6月）16號晚上，民警打電話告訴我對騷擾者（行政處罰）的處理結果。當時我很高興，因爲我完全沒有想過，警察真的會處理這個人。

不過，我覺得整體來說，國內在這方面還是量刑不足。這種情況如果在西方國家的話，第一次會被下限制令，第二次會面對真正的犯罪類型的處罰。

但是，在國內對於此類行爲沒有一個明確的法律法規的前提下，有這樣的結果，我們認爲是個勝利。

反擊成功的過程其實是比較巧合的。如果他（騷擾者）沒有去自首的話，可能警察找到他、去傳喚他，還蠻困難的。

如果我的那條微博沒有傳播那麼遠的話，警方可能不會受理案件。大部分人遇到跟蹤，沒有辦法遠程辦公，也沒有力氣去跟他周旋，可能請假報警都難。

但是這些困難都是可以拆解的。不要去製造一些虛無的困難的概念來嚇退自己，然後不去採取任何反抗的行動。

就直接拿個幾乎同時發生的事情（舉例），我的一個音樂人朋友，她在杭州的滴滴車上看我的案例的時候，司機突然脫了褲子開始手淫。她也立刻去報案了，警察第一次筆錄也沒有受理。她也發了微博，但是那條微博沒有像我的那樣轉發那麼多。但是在她發了以後，警方也把她叫回去做第二次筆錄，然後受理了，司機也被拘留了。

我覺得，逃避和恐懼已經變成了女性的第一反應了。誠然，在燒烤店突然被打，你是打不過別人的。但是一個騷擾者在你辦公室的樓下，你還是可以採取很多措施的。

“待過5個公司，遭遇4次性騷擾”

我一直都是膽子比較大的人，愛憎分明。初高中我遭遇了校園暴力，加上我高中比較叛逆，有兩次差點被退學。我的成長過程當中，總是在跟別人正面對峙，總是在跟別人剛，所以我會比一般的人更加擁抱衝突。很高興我保留了一些棱角，而不是過早地爲了一些不重要的東西去收斂自己的鋒利。

我不是那種純粹的猛勁，還是會權衡一下，或者說是有計謀地去面對一些衝突。

我實習加全職，總共待過5個公司，在其中四家經歷過職場性騷擾。

第一次被職場性騷擾，是我大三暑假的實習。因爲那份工作我非常想要，我不想要生事，所以就沒有舉報。我什麼都沒有做，那個人也沒有受到懲罰，最後也沒有留用我。我非常後悔，再回到那個時候，我一定把他舉報了。

第二次我選擇了舉報，因爲當時那個公司，無論有沒有性騷擾，橫豎我是不想待了。我就先試着給HR舉報一下，想看一下大概會有個什麼樣的流程。沒有等到完全解決完，我就離職了，但我後來聽說被我舉報的人也離職了。我大概更熟悉流程了。

第三次的時候，我想要的是我不離開這個公司，但是我要讓這個人收斂他的性騷擾行爲。我就採取了一個上到下、下到上的方法。我先去舉報給HR，看HR幫不幫我處理，不幫我處理的話我直接舉報給管理層。如果舉報到管理層，管理層不管，我再想辦法。後來管理層很嚴肅地警告了那個性騷擾的人。

另外一個是自下而上的方法。這個人性騷擾我，他不可能只性騷擾我一個女生。所以，但凡有新的女員工入職，我們都會先去私下交流一下，表示歡迎，同時不經意地告訴她：公司裏面有這麼一位性騷擾慣犯，他要是夜裏找你，或者找你聊騷，你千萬不要害怕，可以跟我們講，也可以舉報。我們都舉報過他，我們都知道他是慣犯，你不要害怕。

騷擾者一方面受到了管理層的警告，另一方面他不停地自討沒趣。後來，我們公司又來了一個女實習生，這個男的要求女實習生換座位，換到他旁邊。因爲被我們提醒過，女實習生就打死不換。她說，我就算離職，我也不會換到你旁邊，搞得那個人特別沒有面子，所以他慢慢地也就不幹這事了。

每一次處理，我都是在做一個嘗試，每次都會累積一些經驗。第一次大家肯定都處理不好。反擊的狀態肯定不是一下子就能練成的，一開始總是會用力過猛或者是情感宣泄過多，計謀太少，反而給自己造成更多的情緒負擔。經驗多了，處理起來，分寸就會拿捏得比較好。

我從一開始不知所措，後來變成了很熟練地去舉報給管理層，在公司內部製造輿論去對抗這種性騷擾的人。每一步，社會都在正面反饋我的勇敢和衝突，所以遇到事情，比起逃避，我會更傾向於去面對。

“我的生活肯定不一樣了，翻篇了”

警方的處理結果下來以後，我和橘莉娜都覺得，這件事的正面意義很大。有很多受到騷擾的人，可能真的會因爲害怕而逃避，而不是去正面反抗。所以我們就決定，把它做成一個視頻。

視頻是7月5號發的，從收到這個人被拘留的通知開始，我們一直在做這個視頻。

視頻的標題是引用我在第一條曝光微博下面給其他網友的評論。有網友說，有很多變態，他們並不是真的想要騷擾你，而是他們很享受女性的恐懼。我覺得網友說得特別對，我就回復，“我不是來求助的，我是來反擊的。”這句話比較短，配合封面比較鏗鏘有力，且有爽點。

我們隱掉了很多負面的東西，去凸顯這個案例的正面意義。我是希望大家把我的案例當做反抗且成功的案例，有更多的人願意去反抗。首先心要強大起來，該報警的報警，該公開的公開，不要害怕正面對峙。

第一條微博下面有人說，“這麼醜，有什麼值得跟蹤的？”這些發言真的很沒有常識，長得好不好看，跟被不被跟蹤騷擾，真的是不掛鉤的。

但是我也知道，在輿論場當中，“絕對正確”是不被大部分人認可的。總的來說，大家在遭遇到騷擾或者侵害的時候，還是把自己往一個完美受害者的方向打造。我認爲這種傾向是比較可悲、又不得不採取的一個措施。

視頻裏，我的朋友橘莉娜在最後也特地探討了完美受害者的問題，比如我們不得不去扮演一個乖巧的角色，但是我們知道這是很可悲的。我覺得去把這種觀點傳達出來，來反對完美受害者或者受害者有罪論，也是比較穩妥的一步。

我跟橘莉娜錄視頻的時候，我沒有遮掉脖子上的紋身。我也並沒有因爲發曝光的微博，就把我之前的泳裝照刪掉，我之前微博什麼樣，現在還是什麼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