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文化是中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豐富了中華文明的內涵,它應該是中華文化大家庭中最調皮的、最有個性的一個孩子。舉個例子,三星堆出土的頂尊人像,尊是一種禮器,它頂在頭上,代表着一種至高無上的地位,核心是認同中原文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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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報記者 吳採倩 實習生 鄭欣怡

三星堆又“上新”了。

6月13日,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公佈了三星堆祭祀區最新考古發掘成果:6個“祭祀坑”目前共出土編號文物近13000件,7、8號祭祀坑發現許多造型精美的青銅器,包括龜背形網格狀器、青銅神壇和頂尊蛇身銅人像等。7月25日,中國歷史研究院公佈了“2021年度中國歷史學十大研究熱點”名單,“三星堆考古最新發現與解讀”入選。

三星堆再次走紅後,雷雨變得更忙了,他是三星堆遺址工作站站長,也是三星堆博物館館長。1984年,雷雨從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畢業,來到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工作。三十多年裏,他參與了三星堆的考古勘探與發掘工作,見證了一個個驚喜的出現。

這次三星堆的發掘有哪些重大發現、接下來的工作重點是什麼、三星堆會不會出現文字等,帶着諸多疑問,新京報記者對話了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三星堆遺址工作站站長雷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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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考古是非常好的發展方向”

新京報:自1986年發現1、2號坑後,爲何時隔三十多年進行大規模發掘?

雷雨:1986年,我們對三星堆實施的是搶救性挖掘,當時工人在取土燒磚時,挖斷了一塊玉環,自此1、2號“祭祀坑”被發現。後來,三星堆遺址被列爲國家重點保護遺址,得到了很好的保護,之後的發掘則是主動性發掘。

三星堆的考古工作一直在進行。陳德安、陳顯丹兩位老師花費十幾年時間對出土文物進行整理,文物的修復也花了很長時間,當時沒有精力再去找新的“祭祀坑”。但我們對三星堆遺址的調查、勘探和發掘幾乎從未斷過,逐步基本摸清了遺址的面積和文化遺存分佈。

2019年,三星堆遺址被納入國家文物局“考古中國”項目和四川省“古蜀文明保護傳承”項目,考古隊員在1、2號“祭祀坑”的旁邊,又先後發現了六個“祭祀坑”。2020年9月,三星堆遺址祭祀區發掘工作重新開啓,更多驚喜慢慢出現。

新京報:你有想到三星堆還有六個坑嗎?它們是怎麼被發現的?

雷雨:對於古蜀國來說,1、2號坑出土的東西已經足夠多了,我們也沒有想到還會有其他的坑。“十二五”期間,我們也做過勘探,在1、2號坑周圍做了兩次,都沒有找到。後來才知道,1、2號坑的展示平臺把新的“祭祀坑”擋住了,之前的勘探深度也沒有那麼深。

2019年,我們開始挖探溝,剛好挖到了三號坑的一個角。挖到一米多深的時候,有個銅器的一截露了出來,是有弧度的。當時陳德安老師恰好在廣漢開會,他到現場摸了一下銅器,說:“大口尊,沒問題。”

當時那個展示平臺還在維修,本來是用來展示1、2號坑及複製品,上級主管部門直接就讓拆掉了。我們又繼續勘探,花了一年的時間,才確定還有6個坑。確定周圍沒有其他坑後,就開始修建考古大棚,還有恆溫恆溼的發掘艙。

新京報:三星堆“祭祀坑”的年代是如何確認的?

雷雨:考古隊主要是用碳14技術確定的,我們對近200個樣品進行了碳14測年,測年數據集中在公元前1131年至1012年,相當於中原的商代晚期,距今約3200年至3000年。除了碳14技術,還有類型學方面的比較,例如三星堆出土的銅器跟中原哪個時期出土的比較像,我們會比較一下。

新京報:這次考古運用了很多高科技,你如何看待科技考古?

雷雨:在發掘方面,我們有先進的發掘系統、文物運載系統和現場緊急處理系統,發掘艙是恆溫恆溼的,主要是爲了保護文物,這樣的發掘條件在國內外都很少。此外,現場採用的是非接觸式考古發掘,工作人員趴在吊着的擋板上進行發掘,以防對器物造成損壞,這樣趴着其實挺辛苦的。

我們常常開玩笑說,現場科技考古的人員比傳統考古的多得多,比如測繪的、掃描的、檢測的,還有文保工作人員也會在現場工作。這是中國考古學一個非常好的發展方向。

相比傳統的考古方法,科技考古加快了研究進程,我們用各種各樣的方法去窮盡信息。但發掘進程變得更慢了,三星堆的發掘要做到精細化,考古人員挖一層,還要掃描、收集土樣,然後再繼續挖。但無論是科技考古,還是傳統考古,大家的目標都是一樣的,就是研究歷史,講清楚我們從哪來、往哪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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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古蜀文明可能是有文字的”

新京報:這次發掘另一個重要發現是找到了絲綢,之前也有類似的發現嗎?

雷雨:之前發掘的1、2號坑也有絲綢,只是當時我們沒有去發現絲綢的意識,也沒有相關的儀器設備。而在這次發掘中,我們是帶有目的性地去尋找絲綢,真的在多個“祭祀坑”中找到了絲綢。在三星堆的發掘中,我們都是帶着課題去進行的,在發掘前都做了詳細的預案。

此外,通過顯微觀察和絲蛋白分析,考古人員也在1、2號坑出土的器物上面檢測到了絲綢。在此之前,有專家看到青銅大立人穿的袍子上有非常精美的紋飾,認爲那可能是絲綢材質的衣服。這次發現絲綢,也印證了我們對於古蜀國在夏商時期擁有發達絲綢業的推測。

新京報:你覺得三星堆接下來會不會發現文字?

雷雨:目前還沒有發現文字,我相信古蜀文明可能是有文字的。之所以沒有發現文字,可能是因爲古蜀人把文字寫在比較容易損毀的器物上,比如木器或絲綢等。三星堆可能不一定有文字,或許只是一些符號,沒有成熟的文字。這些謎題,都需要進一步的發掘和研究來解開。

新京報:三星堆下一步的工作計劃和重點主要是什麼?

雷雨:目前,3、4號坑已經發掘完畢,5、6號坑被整體切割搬遷到文保中心進行實驗室考古,7、8號坑的發掘也進入到收尾階段,三星堆遺址野外考古工作預計在10月完成。接下來,我們可能會看看其他區域有沒有類似的“祭祀坑”,或許還會有,因爲目前“祭祀坑”出土的東西不全,可能散落在別處。

未來,三星堆遺址要申請世界文化遺產,有很多關鍵要素還沒弄清楚。比如,三星堆的城牆找到了,城市也找到了,但還不清楚裏面的道路系統。既然三星堆城有大河,那有沒有水路,有沒有碼頭,如何防水治水?在三星堆遺址裏有那麼多小城,它們的功能有什麼不同?這些疑問都要弄清楚。很多科技考古成果,也需要我們慢慢去理解、消化和闡釋,這是一個漫長的過程。

新京報:在你看來,三星堆最大的魅力在哪裏?

雷雨:三星堆非常獨特,還具有較高的唯一性。別的地方都沒有這些東西,甚至在世界範圍內,都找不到跟三星堆器物相似的。只有這個地方出,這就是它的魅力。

三星堆文化是中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豐富了中華文明的內涵,它應該是中華文化大家庭中最調皮的、最有個性的一個孩子。舉個例子,三星堆出土的頂尊人像,尊是一種禮器,它頂在頭上,代表着一種至高無上的地位,核心是認同中原文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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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星堆總是給人驚喜”

新京報:你當初爲什麼選擇考古這條路?

雷雨:我高考結束後,想報北大經濟系國民經濟管理專業,考古好像是第二三個志願,卻被錄取了。那時候,我不大瞭解考古,談不上喜歡,也談不上不喜歡,就想先學着吧。

畢業後,我就被分配到了三星堆工作,感覺這就是份工作,我沒有特意去追求名利感和成功感。我不喜歡要坐班的工作,在野外發掘比較自由,也比較安靜。到了上世紀90年代,有出版社想招我去工作,他們的環境和待遇更好,還有省文物局也問過我,我也沒去。我說,我是“自由魂”,不去不去。

新京報:對於想要進入這個行業的年輕人,有什麼想說的嗎?

雷雨:考古工作比較辛苦,風吹日曬雨淋的,長年累月都在野外。可能慢性子的人比較適合幹考古,這份工作需要比較多的耐心,太急躁了不好。

但考古行業也有優點。就像考古學家王巍老師所言,對於那種有點“功利”思想的人來說,如果想要一下子超過前輩的話,只有考古能做到,特別是在文科專業裏。沒準人家前面花了幾十年都沒找到,你突然就碰上了一個重大發現,哪怕一次也好。考古會帶來更多驚喜。

新京報:你之前錯過了1、2號坑的發掘,會覺得遺憾嗎?

雷雨:我沒覺得遺憾。1986年7月,我得了肺結核,然後回家養病。直到國慶回到三星堆,我才知道1號坑和2號坑已經發掘完了,那時候主要是搶救性發掘。

除了努力,考古還是需要一點點運氣。如果我們當時挖的探溝往南或者往北偏了,哪怕一米,可能就碰不到3號坑了。碰不着,我們可能會放棄,或許還要再等幾代人才會發現它們。所以,我覺得自己挺幸運的,這次發現6個坑,就像與老朋友重逢。

新京報:如果用幾個詞語形容考古,你覺得是什麼?

雷雨:自由自主,不經意就會有成就感。挖着挖着就會有新發現,有些發現可遇不可求,但不管成就感大或小,都會有驚喜。特別是三星堆,總是給人以驚喜。

責任編輯:朱學森 SN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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