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日報

進入新發展階段，我國發展內外環境發生深刻複雜變化，面臨許多新的重大問題。在去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明確提出了正確認識和把握五個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如何穩步邁向共同富裕？如何讓資本規範健康有序發展？如何保障好初級產品供給？如何着力避免發生重大風險？如何穩步有序推進碳達峯碳中和？這些問題既是當下必須面對和解決的現實問題，又是對黨和國家事業發展具有前瞻性、戰略性、長期性意義的問題。

今年以來，聚焦五大熱點問題，經濟日報組成30多人的專題調研組，深入採訪部委、學者、智庫、企業，歷經3個多月，形成9萬多字的調研報告。經濟日報微信公號今天推送《正確認識和把握碳達峯碳中和》上、中、下三篇，以饗讀者。

以新發展理念推進碳達峯碳中和 正確認識和把握碳達峯碳中和（上）

力爭2030年前實現碳達峯、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是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推動高質量發展的內在要求，是黨中央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作出的重大戰略決策，是着力解決資源環境約束突出問題、實現中華民族永續發展的必然選擇，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莊嚴承諾。實現“雙碳”目標任重道遠，必須完整準確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把黨中央決策部署落到實處。

一項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的戰略決策

放眼全球，一場空前的經濟社會變革已然開啓，“雙碳”航道上千帆競發、百舸爭流。只有那些真正洞見“雙碳”目標下革命性變化和巨大潛力的國家，才能在這個歷史進程中行穩致遠；只有那些主動順應碳中和發展趨勢，把握綠色低碳轉型機遇的弄潮者，才能佔得發展先機。

觀察工業革命以來的發達國家，它們的二氧化碳排放量都經歷了達到歷史最高值，然後由增轉降的自然過程。基於經濟增長不再以增加碳排放爲代價，碳達峯被認爲是一個經濟體綠色低碳轉型過程中的標誌性事件。

“早日達成碳中和”，始於人們對地球變暖現實的自省與自律，後來成爲被各國政府重視的一致性行動。如今，全球承諾碳中和的國家和地區超過了130個。

再將目光轉向我們自身。進入新發展階段，在追求更高質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更爲安全的發展路徑上，推進“雙碳”既是順天下大勢而爲，也是自身發展的內在需求。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強調的，不是別人讓我們做，而是我們自己必須要做。

——推進“雙碳”，是我國破解資源環境約束突出問題、實現可持續發展的迫切需要。

自然資源是國家發展之基、生態之源、民生之本。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取得舉世矚目的增長奇蹟，已經成爲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與此同時，資源環境約束也越來越接近上限。2020年我國石油和天然氣對外依存度分別攀升至73%和43%。鐵、銅、鎳、鈷等戰略性礦產品供應長期依賴國際市場；近70%的城市羣、90%以上的能源基地、65%的糧食主產區缺水問題突出；對資源不當利用導致環境污染、生態退化。

究其原因，一方面是我國人口衆多、資源短缺、環境容量有限；另一方面是傳統粗放的增長方式遇到了不可持續的危機。從源頭上、從根本上跨過資源環境這道坎兒，走生態優先、綠色發展之路，成爲現代化建設的戰略抉擇。

從長遠看，相對於分佈極不均衡的化石能源，如果能夠構建起以風、光等可再生能源爲主的綠色低碳能源體系，就將大大降低國際地緣政治對我國的影響，提高能源安全自主保障水平，對構建能源發展新格局具有戰略意義。

——推進“雙碳”，是我國順應技術進步趨勢、推動經濟結構轉型升級的迫切需要。

“雙碳”時代，世界經濟將擺脫對化石能源的依賴，全球能源版圖面臨革命性重構。地球上普遍存在的風、光，抹平了各國在自然資源上的差距，未來能源利用的重點將不再是資源爭奪，而是技術競爭。

事實上，新一輪產業競爭已經拉開帷幕。歐盟提出2035年前要完成深度脫碳關鍵技術的產業化研發，美國也計劃在氫能、儲能和先進核能領域加大研發投入。日本在可再生能源制氫、儲存和運輸、氫能發電和燃料電池汽車領域都具有優勢，其目標是氫能利用的綜合系統成本降低到進口液化天然氣的水平。競爭遠不止此，在全球低碳轉型的大潮下，能源、電力、材料、建築以及生產製造、交通運輸等多領域將出現一系列創新成果，催生新產業、新業態、新產品、新服務。機不可失，我國必須迎頭趕上，爭創新優勢。

全球碳中和帶來的改變正在發生，低碳化將成爲產業鏈新標準。僅以蘋果公司爲例，根據該公司2030年實現碳中和的承諾，其原材料獲取、零部件生產、芯片製造、產品組裝等產業鏈條上的每一個環節都要實現碳中和，這將倒逼整個產業鏈形成新標準。當可持續發展成爲國際通用語言，我國企業在“走出去”時，只有練好“內功”，才能拿到“通行證”。

——推進“雙碳”，是我國滿足人民羣衆日益增長的優美生態環境需求、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迫切需要。

從發展的角度看，碳排放與大氣污染物高度同根同源，發展綠色低碳能源與經濟轉型，是從源頭上有效減少常規污染物排放。未來，隨着末端污染治理的技術潛力收窄，源頭減排將對我國2035年乃至2050年重點地區空氣環境質量持續提升發揮更大作用。由此，推進“雙碳”的行動，也是當前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堅戰的着力點。

從自然的角度看，自然生態系統是碳匯的重要來源。推進“雙碳”，將進一步深化人與自然生命共同體之間共生聯繫，通過生態保護修復提升生態系統碳匯能力，將帶來生物多樣性保護、土壤改善、空氣質量淨化等多重協同效益，實現高質量發展的“自然向好”及人與自然和諧共生。

——推進“雙碳”，是我國主動擔當大國責任、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迫切需要。

當今世界正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何去何從，正面臨前所未有的考驗。實現“雙碳”目標，既是我國生態文明建設和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的必然選擇，也體現了積極促進國際大合作，讓人類命運共同體行穩致遠的大國擔當。

作爲應對全球氣候變化的重要參與者、貢獻者、引領者，我國引領全球應對氣候變化談判進程，積極推動《巴黎協定》的簽署、生效、實施，推動構建全球氣候治理新體系。承諾實現從碳達峯到碳中和的時間，遠遠短於發達國家所用時間，這意味着我國作爲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將完成全球最高碳排放強度降幅，用全球歷史上最短的時間實現從碳達峯到碳中和，併爲實現這一目標付諸行動。以此向世界發出明確信號，那就是氣候問題亟待解決，多邊主義框架下的全球合作是解決氣候問題的關鍵。

一場廣泛而深刻的經濟社會變革

實現“雙碳”目標是一場廣泛而深刻的經濟社會變革，面臨前所未有的困難挑戰，並不是輕輕鬆鬆就能夠達成的，需要作出艱苦卓絕的努力。

首先，與完成了工業化的發達國家不同，我國工業化、城鎮化還在深入推進，經濟仍保持着中高速增長，能源消費繼續保持剛性增長。其次，發達國家從碳達峯到碳中和，過渡期短的有近40年、長的有70年，而我國只有30年。

挑戰更在於，我國經濟產業偏重、能源偏煤、效率偏低，多年來形成的高碳路徑依賴存在較大慣性。以能源結構爲例，化石能源消費佔比高達85%左右，燃煤發電更是佔到全部發電量的62%左右。再看產業結構，世界公認的高碳且難減排的行業，包括煤炭、鋼鐵、石化、水泥等佔比過高。我國鋼鐵產量全球佔比超過50%，水泥產量全球佔比接近60%。即便如此，當前一些地方仍抱有盲目上馬“兩高”項目的衝動。

發達國家的經歷顯示，如果不考慮綠能替代效應，那麼碳減排曲線與一個國家的產業結構以及城市化率密切相關。一般來說，服務業佔比達到70%左右，或城市化率達到80%左右時，碳排放開始達峯並下降。而我國相較於發達國家表現出來的這兩個結構特徵還有一段距離。

我國實現“雙碳”目標的困難和挑戰是不容忽視的。同時也要看到，作爲一項具有重大影響的綜合決策和戰略抉擇，它既不是空中樓閣，也不是好高騖遠。

我國碳減排取得了明顯成效，爲實現“雙碳”目標積累了經驗、奠定了基礎。黨的十八大以來，在新發展理念指引下，我國堅定不移走生態優先、綠色低碳發展道路，着力推動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建立健全綠色低碳循環發展經濟體系，持續推動產業結構和能源結構調整，啓動全國碳市場交易，宣佈不再新建境外煤電項目，加快構建了“雙碳”政策體系。

我國擁有開發潛力巨大的可再生能源。我國能源稟賦固然可以說是“多煤、缺油、少氣”，但豐富的可再生能源不應再被輕視。後者不僅儲量巨大，而且成本正在快速下降。目前，我國已經開發的風能、太陽能均不到技術可開發量的十分之一，同時還有可觀的生物質能、地熱能、海洋能、固廢能源化等。技術進步、規模化經濟以及行業競爭，推動過去10年可再生能源發電成本急劇下降。2019年全國光伏發電成本相比2010年降低了82%；陸上風電降低了39%，已經形成對煤電的價格優勢，並進入平價上網階段。

特別是，我國新能源產業已在國際上具有一定優勢。歷經40年追趕，我國製造能力、研發能力、資金投入能力與市場規模早已今非昔比。以我國風電設備生產爲例，在起步階段的1997年，每千瓦成本高達2500美元，遠高於歐美髮達國家；2010年，降至700美元左右；2015年以後，進一步減至500美元，約爲發達國家的一半。目前，我國光伏產業生產能力和市場規模均居世界第一，並已實現全產業鏈國產化。

新能源產業優勢不僅得益於製造與創新能力，還因爲有超大規模國內市場的支撐。2019年我國水能、風能、太陽能發電裝機容量佔世界比重分別達到30.1%、28.4%和30.9%，2008年至2018年年均增速分別爲6.5%、102.6%和39.5%，而同期世界平均增速僅爲2.5%、46.7%和19.1%。上述因素有利於在全球形成磁力場效應，聚攏更多的資本和技術，爲我國在新一輪產業競爭中換道超車創造條件。

顯而易見，相對於發達國家實現碳中和，我國還擁有綠色發展的“後發優勢”。我國工業化、城鎮化起步較晚，新增的工業產能和城市基礎設施需求，可以通過發展綠色產能和綠色基建來實現，避免傳統工業化、城鎮化帶來的“鎖定效應”。此外，隨着以重化工業較快發展爲重要特徵的工業化接近尾聲，諸如前些年開始，鋼鐵水泥等行業大都出現了產能過剩跡象，傳統制造業碳排放將陸續達峯並轉入平臺期，而先進製造業和現代服務業的比重將持續提升，新一代信息技術和綠色低碳技術應用日益廣泛並向各產業領域滲透，將帶來巨大的綠色低碳轉型收益。

實現“雙碳”目標，是我國經濟社會發展到一定程度後的內在要求。當然，在這樣廣泛而深遠的綠色轉型中，一定要掌握好節奏，不能引起能源短缺危機，也要將能源價格保持在相對低廉的水平，既給百姓生活帶來真真切切的便利，又使我國製造業繼續在世界上保持足夠競爭力。

一場跨度將長達40年的硬戰持久戰

實現“雙碳”目標，是多重目標、多重約束的經濟社會系統性變革。應堅持系統思維，處理好發展和減排、降碳和安全、整體和局部、短期和中長期、立和破、政府和市場、國內和國際等多方面多維度關係。它既是一場跨度將長達40年的硬戰、持久戰，也是我們黨在實現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歷史進程中的一場治國理政能力大考。

實現“雙碳”目標，尤其要發揮我國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優勢。黨中央成立碳達峯碳中和工作領導小組，出臺的《關於完整準確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做好碳達峯碳中和工作的意見》《2030年前碳達峯行動方案》，構成碳達峯、碳中和兩個階段的頂層設計，成爲“1+N”政策體系中的“1”，其他包括能源、工業、交通運輸、城鄉建設等分領域分行業實施方案，以及科技支撐、能源保障、碳匯能力、財政金融價格政策、標準計量體系、督察考覈等保障方案都在推進之中。按照全國統籌、節約優先、雙輪驅動、內外暢通、防範風險的原則，各項工作有序展開。

加強統籌協調爲首要之義。碳達峯碳中和是一個整體概念，不可能由一個地區、一個單位“單打獨鬥”，必須堅持“全國一盤棋”。要把“雙碳”工作納入生態文明建設整體佈局和經濟社會發展全局，推動黨中央決策部署落實到位。從我國現階段國情出發，堅持降碳、減污、擴綠、增長協同推進，紮實推進“碳達峯十大行動”，因地制宜，上下聯動，匯聚起地方、行業、企業和社會公衆的強大合力。

推動能源革命是主陣地。立足我國能源資源稟賦，堅持先立後破、通盤謀劃，傳統能源逐步退出必須建立在新能源安全可靠的替代基礎上，不能盲目追求“去煤化”。應加快建設大型風光電基地、新能源供給消納體系；堅決控制化石能源消費，尤其是嚴格合理控制煤炭消費增長；夯實國內能源生產基礎，把促進新能源和清潔能源發展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探索能源生產和消費新模式；推進新舊能源有序替代，不斷提高能源自給率，增強能源供應穩定性、安全性、可持續性。

抓住機遇推進產業優化升級。推動經濟增長低碳化，實現綠色發展，是我們必須邁過去的坎兒。在這方面，既要不斷做大增量，也要逐步優化存量。做大增量，要推動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第五代移動通信（5G）等新興技術與綠色低碳產業深度融合，通過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建設綠色製造體系和服務體系，提高綠色低碳產業在經濟總量中的比重。優化存量，要下大氣力推動鋼鐵、有色、石化、化工、建材等傳統產業優化升級，加快工業領域低碳工藝革新和數字化轉型。加大垃圾資源化利用力度，大力發展循環經濟，減少能源資源浪費。

加快綠色低碳科技革命。“技術爲王”，是推進“雙碳”的鮮明特徵。誰在科技創新上走在前面，誰就將佔得發展先機。要更好發揮體制優勢，狠抓綠色低碳技術攻關，加快先進適用技術研發和推廣應用。加強創新能力建設，建立完善綠色低碳技術評估、交易體系，加快創新成果轉化。創新人才培養模式，鼓勵高等學校加快相關學科建設，讓綠色低碳發展人才充分湧流。

強化制度創新和系統集成，完善綠色低碳政策體系。推進“雙碳”離不開政策保障。破除制約綠色低碳發展的機制障礙，進一步完善能耗“雙控”制度。健全“雙碳”標準，構建統一規範的碳排放統計覈算體系，儘快補齊基礎短板，推動能源“雙控”向碳排放總量和強度“雙控”轉變。健全法律法規，完善財稅、價格、投資、金融政策，加大對綠色低碳產品、技術等支持。充分發揮市場機制作用，引導各類資源要素向綠色低碳發展集聚。

積極參與和引領全球氣候治理。應對氣候變化不是哪一個國家哪一個地區的義務，是國際大家庭所有成員共同的責任。我國要及時主動把握當前全球應對氣候變化領域科技發展機遇期，在開放中積極開展國際科技創新合作。促進我國低碳技術發展及在全球範圍廣泛應用，提升在世界科技治理體系的軟實力、話語權，爲我國可持續發展、參與全球生態治理等提供有力支撐。

“非知之難，行之惟難；非行之難，終之斯難”。面對實現“雙碳”目標這一世紀大考，各級幹部要牢固樹立新發展理念，增強應對氣候變化意識，提高抓綠色低碳發展的本領，全力推進碳達峯碳中和各項工作，爲推動高質量發展、建設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作出更大貢獻。

在“雙碳”變局中開新局 正確認識和把握碳達峯碳中和（中）

實現“雙碳”目標是一場廣泛而深刻的變革。推進這項多維、立體、系統的工程，必須完整、準確、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掌握科學的工作方法，切實提高駕馭局面、解決問題、推動發展的能力。我們要按照黨中央決策部署，提高戰略思維能力，把系統觀念貫穿“雙碳”工作全過程，注重處理好發展和減排、整體和局部、長遠目標和短期目標、政府和市場等幾對重大關係，有力有序推動重塑我國經濟結構、能源結構，轉變生產方式、生活方式。

在綠色轉型中實現更大發展

如何處理好發展和減排的關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減排不是減生產力，也不是不排放，而是要走生態優先、綠色低碳發展道路，在經濟發展中促進綠色轉型、在綠色轉型中實現更大發展。

發展是解決我國一切問題的基礎和關鍵。應對全球氣候變化問題源於發展，也只有在更好發展中得到解決。碳達峯碳中和，表面上是氣候和環境問題，實則是發展模式轉型的問題。

如果仍然按照傳統的以“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爲特徵的粗放增長模式，不計代價繼續大幹快上，那麼實現“雙碳”目標要求無疑會阻礙經濟增長；如果是在綠色轉型模式下，那麼發展內涵、資源條件、商業模式、企業組織模式和體制機制都會相應變化，推進“雙碳”和經濟增長之間就是相互促進的關係。

有句話說得好：沿着舊地圖，找不到新大陸。當前，我們正處在新舊模式轉型期，思想認識也要與時俱進。若以發展的老套路看“雙碳”，看到的就是挑戰和阻力，行動上只會停滯不前；若以發展的新思路看“雙碳”，看到的就是機遇和動力，幹工作愈加積極主動。

中國社會科學院生態文明研究所所長張永生認爲，“雙碳”和經濟增長的關係，本質是環境和增長之間的關係。在理論上，過去一直認爲二者是倒U形曲線關係，即經濟增長過程中會犧牲環境，當經濟發展到一定水平，有能力負擔治理環境的成本，就可以改善環境。而在碳排放的維度，現在130多個國家和地區承諾碳中和，其中70%以上爲發展中國家。這意味着，隨着新能源快速發展，經濟發展可以在低碳狀態下起飛。

在環境與發展的關係問題上，我國早就擺脫了“先污染、後治理”的傳統觀念束縛，即從過去的發展與環境保護相互衝突，到後來相互兼容，再到提出“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等新理念。黨的十八大以來，在新發展理念指引下，我國實現了生態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協同共進。事實證明，走生態優先、綠色發展的道路，並沒有影響經濟增長，反而創造了大量新的增長機會，提高了經濟發展質量。

數據顯示，與2005年相比，2019年我國單位國內生產總值二氧化碳排放下降48.1%，相當於減少二氧化碳排放約56.2億噸，相應減少二氧化硫排放約1192萬噸、氮氧化物排放約1130萬噸。同期，我國GDP增長超4倍，實現95%的貧困人口脫貧，第三產業佔比從41.3%增長到53.9%，煤炭消費比重從72.4%下降到57.7%，非化石能源佔一次能源比重從7.4%提高到15.3%，居民平均壽命由72.9歲提高到77.3歲。

再以新能源汽車爲例，可以更清楚理解“雙碳”和經濟增長之間的關係。2021年，我國新能源汽車銷量超過350萬輛，同比增長約1.6倍。正是因爲新能源汽車井噴式增長，我國汽車產銷結束了2018年以來連續三年下降的局面。新能源車背後是龐大的基礎設施和產業體系，會成爲新的重要經濟增長點。由此可見，如果沒有新能源汽車，傳統汽車產業就是負增長；有了新能源汽車，汽車就成爲拉動中國經濟增長的新引擎。這一行業快速發展的背後，正是“雙碳”目標的驅動。

歷史地看，當前我國仍處在工業化、新型城鎮化快速發展的階段，產業結構偏重，能源結構偏煤，時間窗口偏緊，技術儲備不足，實現碳達峯碳中和的任務相當艱鉅。推進碳達峯碳中和，必須堅持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尊重規律、把握節奏。要強化底線思維，堅持先立後破，處理好減污降碳和能源安全、產業鏈供應鏈安全、糧食安全和羣衆正常生活的關係，有效應對綠色低碳轉型過程中可能伴生的經濟、金融、社會風險，防止過度反應，確保安全降碳。

下好全國一盤棋

如何處理好整體和局部的關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既要增強全國一盤棋意識，加強政策措施的銜接協調，確保形成合力；又要充分考慮區域資源分佈和產業分工的客觀現實，研究確定各地產業結構調整方向和“雙碳”行動方案，不搞齊步走、“一刀切”。

推進碳達峯碳中和，牽一髮而動全身，貫穿經濟社會發展全過程和各方面，需要地方、行業、企業和社會公衆的共同參與和努力。我們必須深入貫徹中央決策部署，統一意志堅定信心，集思廣益衆志成城，下好全國一盤棋。

一方面，堅持目標引領，強化工作的整體性、系統性、協同性。

從國際承諾上講，我國提出的“雙碳”目標，是一個整體性目標，不是國內某個地區、領域、行業的個體性目標；從謀劃部署講，“雙碳”是一項系統工程，要強化頂層設計，注重政策協同，不能各行其是、單打獨鬥；從推進實施講，要堅持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總攬全局、協調各方，發揮制度優勢，集中力量辦大事。

另一方面，基層實踐不能生搬硬套文件，必須創造性開展工作。

推進“雙碳”要堅持一切從實際出發，實事求是，分類施策，因地制宜，精準發力。基於客觀情況和基本規律，不同地區、不同產業、不同領域實現“雙碳”目標不可能整齊劃一，政策措施也應避免“一刀切”。

具體來說，碳排放已經基本穩定的地區要鞏固減排成果，在率先實現碳達峯的基礎上進一步降低碳排放。產業結構較輕、能源結構較優的地區要堅持綠色低碳發展，力爭率先實現碳達峯。產業結構偏重、能源結構偏煤的地區和資源型地區要把節能降碳擺在突出位置，大力優化調整產業結構和能源結構，逐步實現碳排放增長與經濟增長脫鉤，力爭與全國同步實現碳達峯。

下好全國一盤棋，既要在戰略上布好局，又要在關鍵處落好子。推進“雙碳”，各部門各地方須心懷“國之大者”，敢擔當善作爲，努力在系統變革性中找到最優解，謀求整體效益最大化。

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的，“‘雙碳’目標是全國來看的，哪裏減，哪裏清零，哪裏還能保留，甚至哪裏要作爲保能源的措施還要增加，都要從全國角度來衡量”。

高耗能產業發展現已成爲“雙碳”目標下的焦點問題，既不能一關了之，也不能聽之任之。“堅決遏制‘兩高’項目盲目發展，並不是要遏制其優化調整，應做到總量控制下的科學佈局。”中國有色金屬工業協會會長葛紅林提出，要儘快優化高耗能產業的跨區域佈局，做到全國一盤棋。加快先進產能對落後產能的淘汰，將項目配置到清潔能源佔比較高的地區，提高清潔化、集約化、現代化水平。

事實上，跳出“一畝三分地”思維，推進各區域要素稟賦深度融合，優化生產力佈局大有可爲。東部及中部地區經濟相對發達，能耗總量大，但可再生能源資源不足，土地資源日趨緊張。這些地區在承接西電的同時，把一些高耗能產業有序轉移到西部地區，將擴大西部可再生能源電力的就地消納能力。只要因勢利導，理順體制機制，東中西部地區低碳協同發展的優勢就能發揮出來。

試點先行、以點帶面，也是推進“雙碳”工作的重要方法。從2010年7月開始，有關部門先後啓動三批低碳城市試點工作，探索減排與發展雙贏的模式。實踐表明，試點城市低碳發展成效高於非試點地區，而且越早開展低碳試點的城市減排效果越好。支持有條件的地方和重點行業、重點企業積極探索，形成一批可複製、可推廣的有效模式，將爲我國如期實現“雙碳”目標提供有益經驗。

積小勝爲大勝

如何處理好短期目標和長遠目標的關係？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既要立足當下，一步一個腳印解決具體問題，積小勝爲大勝；又要放眼長遠，克服急功近利、急於求成的思想，把握好降碳的節奏和力度，實事求是、循序漸進、持續發力。

前一段時間，各地積極推進“雙碳”工作，但在實踐中也存在着一些誤區。有冒進的，脫離實際搞“運動式減碳”，把長期目標短期化，系統目標碎片化，對正常生產生活形成衝擊；有走偏的，把碳達峯當成“攀高峯”，盲目上馬“兩高”項目，給未來發展留後患；還有跟風的，空喊口號，炒作概念，亂貼標籤，熱衷做表面文章。這些變形走樣的做法，暴露了不善爲、亂作爲的問題，反映出一些人對於“雙碳”認識還不到位，工作還不適應，心理上甚至存在着某種焦慮和恐慌。

實現碳達峯碳中和，有着內在邏輯。碳達峯是碳中和的基礎和前提，碳中和是碳達峯的緊約束。碳達峯的時間和峯值水平直接影響碳中和實現的時間和難度：達峯時間越早，減排壓力就會越小；峯值越高，實現碳中和難度就越大。我國採用的是削峯發展模式，而非“碳衝鋒”模式，旨在儘量壓低峯位，爲實現碳中和創造更好條件。

我國推進“雙碳”，將完成碳排放強度全球最大降幅，用歷史上最短的時間從碳排放峯值實現碳中和。實現“雙碳”目標的緊迫性和艱鉅性，要求我們必須統籌近與遠、把握時度效，切實把短期和中長期的時序關係統一於如期實現2030年前碳達峯、2060年前碳中和的目標。打好這場持久戰，既要堅定戰略定力，又要講究戰略戰術，以長遠規劃引領階段性任務，以戰術目標的實現支撐戰略目標的達成。

一方面，求真務實，把握規律，注重實效。馬拉松不能跑成百米賽，不能以短期思維看待中長期目標任務。比如，實現“雙碳”目標，要求我國非化石能源消費比重需從目前的不足16%提升到2060年的80%以上。問題的核心是化石能源如何平穩退出，保證退出時不造成過大的經濟損失。若急功近利，搞短期行爲，只會事與願違。要在近40年的進程中細化出階段目標，持續用力。按照中央部署，“十四五”“十五五”時期，非化石能源消費比重分別提升至20%左右、25%左右；到2060年，全面建立綠色低碳循環發展的經濟體系和清潔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體系，能源利用效率達到國際先進水平，非化石能源消費比重達到80%以上。再比如，一些關鍵技術也需要設定窗口期，明確技術的發展方向，有的放矢地開展攻關。有了“時間表”和“路線圖”，只要保持戰略耐心，把握節奏，通過以時間換空間，終歸能將大挑戰變成小問題，實現預期目標。

另一方面，千里之行，始於足下。要咬定青山不放鬆，立足當前，把該乾的事、能幹的事幹好。實現碳達峯，“十四五”時期是關鍵。各方面應全力做好謀篇佈局、夯基壘臺的工作，爲迎接拐點、開創新局做好準備。按照中央部署，紮實開展“碳達峯十大行動”，重點行業、重點領域須迎難而上，奮力攻堅，爲實現削峯發展作出應有貢獻。同時，積極主動適應碳中和長期願景對經濟社會帶來的全方位、深層次變革和影響。從長計議、科學謀劃，加快轉方式、調結構，嚴防高碳路徑鎖定，推進高質量綠色發展。

我國推進“雙碳”，沒有現成的模板和經驗可以套用，只有堅持問題導向和目標導向，拿出逢山開路、遇水搭橋的勁頭，在邊幹邊學、開拓創新中走向未來。加強理論與實踐互動，逐步總結經驗教訓，找到規律，完善做法，在動態調整中不斷擴大戰果。

一張藍圖繪到底，一棒接着一棒幹。“關鍵少數”尤其要樹立正確的政績觀、價值觀，以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胸懷，接續奮鬥推進“雙碳”，爲推動高質量發展、實現人與自然和諧共生開闢出一條新路來。

有爲政府和有效市場相結合

如何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係？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要堅持兩手發力，推動有爲政府和有效市場更好結合，建立健全“雙碳”工作激勵約束機制。

實現“雙碳”目標既需要進行頂層設計、戰略引領，又需要上下聯動、多方協作，更需要建立科學完善的治理體系，構建完善的管理體制、市場機制、政策支持、創新環境、社會氛圍，推動全國實現共同目標。

首先，充分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引導各類資源、要素向綠色低碳發展集聚，用好碳交易、綠色金融等市場機制，激發各類市場主體綠色低碳轉型的內生動力和創新活力。

全國碳排放權交易市場自2021年7月啓動以來，納入發電行業重點排放單位逾2000家，覆蓋企業的碳排放量逾40億噸，是全球覆蓋溫室氣體排放量規模最大的碳市場。總體上看，碳市場運行健康有序，交易價格穩中有升，促進企業減排溫室氣體和加快綠色低碳轉型的作用初步顯現。

碳市場是將減排責任壓實到企業的一項制度安排。儘管納入到碳市場的重點排放企業增加了碳排放的政策約束和減排成本，但碳市場也通過交易機制提供更靈活的工具，幫助企業以更低成本履約。可以說，碳市場給企業帶來的不僅是約束，更有激勵。按照中央部署，將進一步推進碳排放權交易、用能權交易等建設，發揮好市場機制作用。

其次，切實發揮政府作用，加快建章立制，做好預期引導和基礎工作，有序推動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

要加快建立促進綠色低碳發展的制度體系和政策體系，打好包括法律、規劃、規則、標準、宣教在內的組合拳，強化統籌協調和督察考覈，做好任務分解與落實情況的督察考覈。

注意發揮好經濟政策的“槓桿”作用。比如，在落實環境保護、節能節水、新能源和清潔能源車船稅收優惠時，通過稅收調節抑制不合理需求，研究以碳稅方式約束高排放行爲。以及政府加大綠色低碳產品採購力度，鼓勵地方開展綠色智能家電下鄉和以舊換新，促進綠色低碳消費等。

與此同時，要深化能源和相關領域改革，敢於打破利益藩籬，大力破除制約綠色低碳發展的體制機制障礙。推動完善電價和電力調度交易機制，推進電力市場化交易，不斷完善符合新型電力系統運行的配套機制和市場模式。

再次，政府和市場各有分工、各有擅長，要協調配合、協同發力，通過“兩手並用”發揮出最大效能。

十幾年前，我國以可再生能源促進法爲依據，推動光伏發電、風力發電、儲能技術、電動汽車等產業的迭代進步，現已收到顯著成效。以光伏發電爲例，10年前尚需對上網電價提供高額補貼，現在已經可以競爭平價上網。實踐表明，按照政府引導、市場主導原則，有關方面積極助力新興產業發展卓有成效，但財政補貼須把握好時度效，企業發展終歸要靠自身的造血機能。

根據國內外主流機構的測算，“碳達峯、碳中和”需要的資金投入規模介於150萬億元至300萬億元之間，相當於年均投資3.75萬億元至7.5萬億元。滿足巨量資金需求，必須進行市場運作，發動社會力量廣泛參與。應充分發揮政府投資引導作用，積極發展綠色金融，構建與碳達峯、碳中和相適應的投融資體系。

實現“雙碳”目標有賴於創新驅動，技術進步能夠有效降低綠色溢價，穩中有進促轉型。與國際先進水平相比，我國綠色低碳技術整體仍處於“跟跑”狀態，綠色低碳重大戰略技術儲備不足。我們必須充分發揮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優勢，構建新型舉國體制，強化科技和制度創新，加快綠色低碳科技革命，提前佈局低碳零碳負碳重大關鍵技術，把核心技術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牢牢抓住能源轉型牛鼻子 正確認識和把握碳達峯碳中和（下）

“雙碳”目標的提出，意味着我國能源結構將發生一次徹底洗牌。在能源結構重塑的進程中，綠色低碳轉型被明確爲首要任務、擺在更爲突出的位置，對推進“雙碳”發揮着基礎性和關鍵性作用。

作爲全球最大的能源生產和消費國，我國要在推進現代化進程中實現“雙碳”目標，更好完成保障能源安全與推動綠色低碳發展兩大任務，必須在能源轉型過程中，堅定不移貫徹新發展理念，堅持穩中求進，聚焦重點關鍵，做到先立後破、有序進退、加減並用。

能源轉型中的“破”與“立”

富煤貧油少氣是我國的國情，以煤爲主的能源結構短期內難以根本改變。實現“雙碳”目標，必須立足國情，堅持穩中求進、逐步實現，不能脫離實際、急於求成，搞運動式“降碳”、踩“急剎車”。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的，綠色轉型是一個過程，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要先立後破，而不能夠未立先破。“不能把手裏喫飯的傢伙先扔了，結果新的喫飯家伙還沒拿到手，這不行。”

推進能源轉型首先要明確方向性問題，解決好“立什麼”“破什麼”。

——立系統。

以新能源爲主體的新型電力系統是能源綠色低碳轉型的關鍵支撐。電能在能源系統中居於中心地位，經濟效率最高，有研究表明，到2060年電力佔能源消費比重將高達70%以上，綠色電力將是減排的主要途徑。

目前，我國已建成全球規模最大、安全可靠的電網，得益於輸電技術的進步和快速發展，我國電網是過去20多年來唯一沒有發生大面積停電事故的特大型電網。但在“雙碳”目標下，這張“網”將面臨巨大考驗。按照2060年非化石能源消費比重達到80%以上測算，風電、太陽能發電等新能源發電裝機將達到數十億千瓦，成爲電力供應主體。

大規模高比例的新能源併網，給電力系統帶來全新挑戰：電能是一種特殊商品，發用需實時平衡，而新能源發電“靠天喫飯”，大幅增加系統運行風險。着力提升新能源消納和存儲能力，積極構建功能更加強大、運行更加靈活的新型電力系統迫在眉睫。

——立市場。

能源市場化改革是解決能源轉型過程中各類主體間利益矛盾的重要手段。隨着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不斷完善，放開能源價格、還原能源的商品屬性已成爲必然趨勢。

經過多年探索創新，我國油氣勘探開發市場有序放開，油氣管網運營機制改革取得關鍵進展，全國統一電力市場體系建設積極推進。能源體制改革“四梁八柱”主體框架基本確立，體制機制初步完善，但總體上仍跟不上能源轉型變革的步伐。

2021年10月，“市場煤”“計劃電”的價格機制導致飆漲的煤價無法有效傳導至電力終端用戶，煤電企業陷入大面積虧損，部分地區電力緊張。歷史上，我國也出現過油荒、氣荒、電荒、煤荒等緊急情況。近年來新能源大規模發展後，又出現過嚴重的“棄風”“棄光”問題，這些現象幾乎都與能源價格形成機制密切相關。“雙碳”目標下，如何把市場組織好，合理高效配置能源資源顯得尤爲迫切。只有發揮好市場的基礎作用，才能在能源轉型中充分調動各類市場主體積極性，全面提升能源治理效能。

——立技術。

科技創新是推動低碳轉型、降低用能成本、保障能源安全的根本動力。石油和天然氣是第二、三次工業革命的主要能源，由於世界能源消費中心與能源資源富集區域的失衡和錯配，歷史上圍繞油氣資源爭奪的地緣政治衝突不斷。而全球可再生能源富足、分佈均衡，開發潛力巨大，只要有技術就可以穩定經濟地利用這些資源。從某種意義上說，碳中和時代就是要從過去的資源依賴走向未來的技術依賴。

在國家能源科技政策的支持和引導下，我國清潔能源開發利用技術水平明顯提升，水電、風電、光伏、核電、輸變電等技術達到世界先進水平，但關鍵核心技術自主化水平仍有待提升，支撐碳達峯碳中和的能源技術尚未取得突破。比如，風電主軸軸承、氫燃料電池多項核心部件嚴重依賴進口。

中央財經委員會第九次會議強調，要推動綠色低碳技術實現重大突破。在碳中和時代引領全球能源轉型、提升全球競爭力，我國必須在綠色技術上有更大作爲，亟需謀劃佈局、實施一批具有前瞻性、戰略性國家重大前沿科技項目，聚焦化石能源綠色智能開發和清潔低碳利用、可再生能源大規模利用、新型電力系統、氫能、儲能等重點技術，深化應用基礎研究。只有從國家能源安全和經濟可持續發展的戰略高度，強有力推動綠色技術創新和推廣，才能在新一輪科技革命中搶佔主動權。

——破傳統化石能源結構。

全球能源低碳轉型是擺在所有國家面前的共同挑戰。2021年全世界化石能源佔一次能源的比重是82%，化石能源佔比高是共同問題。對我國而言，難在能源結構中，煤炭比重超過一半。

數據顯示，使用煤炭產生的二氧化碳排放比石油高30%，比天然氣高70%，我國能源系統產生的碳排放超過70%來自使用煤炭。近年來，我國大氣污染環境治理推動煤炭消費加快集中化和清潔化利用步伐，但煤炭仍是主體能源，是碳排放量巨大的首要原因。

實現碳中和，最重要的路徑就是用低碳能源和零碳能源替代高碳化石能源。“一煤獨大”的能源結構，決定了我們必將爲此付出艱苦努力，推進煤炭消費替代和轉型升級，加快煤炭減量步伐，合理調控油氣消費的部署要加快落地。控制新增煤電項目、推動重點用煤行業減煤限煤、有序推進散煤替代等減煤舉措也要堅決有力，以實現“十四五”時期嚴控煤炭消費增長，“十五五”時期煤炭消費逐步減少的目標。

能源轉型中的“進”與“退”

能源轉型要從供給側發力，這是對習近平總書記關於能源供給革命重要論述精神的具體遵循。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傳統能源逐步退出要建立在新能源安全可靠的替代基礎上。要立足以煤爲主的基本國情，抓好煤炭清潔高效利用，增加新能源消納能力，推動煤炭和新能源優化組合。如何推進新能源加速發展，如何實現傳統化石能源有序退出，都必須處理好“進”與“退”的關係。

能源是工業的血脈，社會經濟持續發展離不開能源。能源轉型能否成功，關鍵看新能源能否大規模替代。要在能源低碳化過程中，保障經濟合理增長，核心就是要把風電、光伏等新能源安全可靠地發展起來。

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堅定不移推進能源革命，可再生能源發展取得巨大成就。截至2021年10月，我國可再生能源發電累計裝機容量突破10億千瓦，佔全國發電總裝機容量比重達43.5%。其中，水電、風電、太陽能發電和生物質發電裝機均持續保持世界第一。

霧霾少了、天更藍了，這是老百姓近年來的真切感受，這方面可再生能源功不可沒。2020年，我國可再生能源開發利用規模達到6.8億噸標準煤，相當於替代煤炭近10億噸，減少二氧化碳、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量分別約達17.9億噸、86.4萬噸與79.8萬噸，爲打好大氣污染防治攻堅戰提供了堅強保障。

不過，可再生能源尤其是光伏、風電等新能源的大規模併網，給電力系統的穩定運行帶來了巨大考驗。2021年9月，我國東北多地由於風電驟減，電力供應缺口一度增加至嚴重級別，電網運行面臨事故風險，爲保證電網安全運行，不得已拉閘限電。如不下大力氣解決新能源大規模併網的安全性問題，在遭遇極端天氣時，新能源的脆弱性會加劇能源系統的安全風險，類似的安全事件將繼續上演。

推動新能源加速替代的“進”，必須堅持底線思維，注重安全可靠性。要大力推動可再生能源大規模、高比例、高質量、市場化發展，着力提升新能源消納和存儲能力，積極構建新能源爲主體的新型電力系統，健全完善有利於全社會共同開發利用可再生能源的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有力推動可再生能源從補充能源向主體能源轉變，爲構建清潔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體系提供堅強保障。

推動傳統化石能源的“退”，不能搞“一刀切”。我國能源轉型的關鍵是如何看待煤炭。減煤被視爲能源綠色低碳轉型的主要措施，但煤炭在我國能源安全中發揮着主體作用。減煤速度過快、力度過大，將削弱煤炭對保障能源體系安全運轉的“託底保供”作用。2021年下半年以來，我國多個省份重現供電緊張，採取“有序用電”“拉閘限電”等應急手段。如果煤電退出操之過急，今後更大範圍、更深程度的缺電現象和電力價格波動可能會頻頻出現。

保障能源安全，推動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須紮實做好煤炭資源高質量開發利用。我國能源稟賦具有“富煤貧油少氣”的特點，已探明煤炭儲量佔我國化石能源的90%以上。同時，我國煤炭產量連續多年位居世界第一，煤炭在一次能源結構中仍處主導地位。考慮到煤炭生產消費數量大、比重高，大規模替代並不容易。再者，去煤不可能一蹴而就，並且新能源的發展也需要煤炭助一臂之力，應務實推動二者優化組合。由此，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如何利用好煤炭這一穩定、經濟且自主保障程度較高的能源，對我國能源轉型、經濟發展同樣具有重要意義。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煤炭作爲我國主體能源，要按照綠色低碳的發展方向，對標實現碳達峯、碳中和目標任務，立足國情、控制總量、兜住底線，有序減量替代，推進煤炭消費轉型升級。爲此，在合理有序推動煤炭消費減量的同時，應抓住煤炭清潔高效利用的重點，尤其在燃煤發電領域推動提效升級，在現代煤化工領域推動產品高端化、高值化。此外，要穩定石油消費規模，提高自產原油佔比，增強天然氣勘探開發和規模化生產能力，將其作爲減煤過渡期的重要支撐性能源。

能源轉型中的“加”與“減”

推進“雙碳”背景下的能源轉型是一項系統工程，應從供需兩端發力。推動能源消費革命作爲重要方面，既要“減”得下去，大力推進節能提效；又要“加”得上來，不斷增加綠色能源消費，並保障原料用能。

——做好“減法”，節能是能源消費革命的核心。

節能在減碳中的作用不可替代，其一，我國能源消費總量大，且仍在不斷增長，能源供給存在壓力，要從需求側進行調節。目前我國能源消費總量在52.4億噸標準煤左右，如按現有能效水平，2060年該數字將突破100億噸。如果敞開口子消耗能源，不僅無法實現碳達峯、碳中和，也將超出我國資源環境承載上限。其二，我國能源消費總量大，節約空間也很大。2020年我國單位GDP能耗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5倍，能源效率仍然偏低。終端環節節能具有極強的放大效應，終端設備每提高1%的相對效率，就相當於能源生產環節提高5%左右的相對效率，節約1千瓦時電能相當於節約3倍左右的一次能源，可以創造比電自身價值高44倍的產值。因此，要維持原有經濟增長速度，同時降低碳排放，必須貫徹節約理念。

一直以來，我國堅持節能優先的長期戰略，能源利用效率顯著提高。2012年以來，單位GDP能耗累計降低24.4%，相當於減少能源消費12.7億噸標準煤。2012年至2019年，以能源消費年均2.8%的增長支撐了國民經濟年均7%的增長。

考慮到我國實現“雙碳”目標的緊迫性，我們需進一步落實節能優先方針，將節能貫穿於經濟社會發展全過程各領域。做好這一工作，必須堅持工業和居民部門“兩手抓”。

首先，要深度推進工業部門節能提效。當前，工業部門能源消耗佔能源消費總量比重達70%左右，是碳排放的主要來源。要通過產業結構調整和技術創新激活節能內生動力。通過合理規劃產業佈局，大力壓減高耗能高碳排放能源消費，遏制鋼鐵、建材、化工等高耗能行業過快增長，促進產業結構優化升級，並通過技術創新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其次，需提升對居民部門節能的重視度。目前我國居民生活用電量遠低於三大產業用電量，但參考發達國家經驗，隨着經濟發展和生活水平提高，居民將成爲能源消費主力。必須着力提高居民節能意識，加強清潔低碳生活方式宣傳，並通過制度設計鼓勵居民積極參與節能減排，形成崇尚節能的良好氛圍。

——做好“加法”，增加綠色能源消費是關鍵。

當前，我國經濟增長尚未與能源消費增長完全脫鉤，實現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仍需要大量能源支撐。控制能源消費總量和控制能源消費強度是實現“雙碳”目標的重要手段，但要處理好減碳與發展的關係，避免限產式能耗“雙控”，讓經濟進一步承壓，確保低碳轉型可持續。

在不大幅影響經濟增速的前提下推進能源轉型，要更加註重增加綠色能源消費滿足新增用能需求。在消費環節給一個“增”的空間，擴大可再生能源供給和消費，既是合理控制能源消費總量的體現，也是確保安全降碳的要求。

推動煤炭、石油、天然氣等化石能源向原料利用轉變也是重要路徑。2021年9月中旬，全國多個省份出現限電，尤其是重工業。一些地方對於雙控政策的把握不到位，部分化工企業正常運行受到衝擊，由於管控方面無法將燃料用能和原料用能加以區分，“一刀切”地削減用能總量，導致企業生產停滯，產品無法被生產出來。這種將原料用能納入全部能源消費的統計，既不科學，也不合理。原料用能是將煤化工、石油化工等材料轉換爲原料進入工廠生產環節，並不是直接將所有的二氧化碳排放出去，而是二次利用轉化爲原料投入生產。按照中央關於原料用能不納入能源消費總量控制的要求，各地政府應當根據企業實際情況差別化管理，正確反映行業發展和能源利用情況，做到科學考覈，保障企業原料用能，充分發揮化石能源原料功能，進一步拓寬化石能源利用方向、途徑和範圍。

“吾心信其可行，則移山填海之難，終有成功之日”。能源轉型意義重大、任務艱鉅，只要堅持走中國特色的能源轉型新路，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動仗，以強烈的創新信心和決心，勇於攻堅克難、贏得勝利，中國能源安全、低碳、高效轉型的道路就一定是康莊大道。

來源/經濟日報（調研組成員/本報記者 曹紅豔 周雷 齊慧 王軼辰）

監製/代明

審覈/彭金美

編輯/劉辛未 田楊

責任編輯：梁斌 SF0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