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源：環球時報

【環球時報報道 記者胡雨薇】編者的話：“你改變不了中國，中國會改變你。”荷蘭奈耶諾德商業大學國際經濟學教授海科·埃貝斯近日在國際媒體發表《西方和全球機構必須適應發展中國家的崛起並學習它們的方式》，文中他如此結尾。埃貝斯還將中國、印度、巴西、俄羅斯、南非、印尼、墨西哥、韓國和土耳其列爲“新興經濟體九國”（New Economic Powers，縮寫NEP-9），強調這些國家不僅積聚了可觀的經濟實力，而且隨着西方國家和日本的經濟主導地位削弱，它們的重要性不斷增加，正將自身實力轉化爲地緣政治實力。因此，西方國家絕不能低估NEP-9變革的速度。埃貝斯日前在接受《環球時報》記者專訪時強調，NEP-9國家認爲自己在國際舞臺上不再受制於西方制定的規則，而是世界新秩序制定者和塑造者，對此，西方國家會深感不安和不適。

“NEP-9國家用正和博弈改變世界”

環球時報：您在奈耶諾德商業大學開設的有關中國和其他新興經濟體的課程很受學生歡迎。我注意到您在學校網站的簡歷一頁置頂了這樣一段話：“今天的學生生活在一個充滿新興消費人羣、新興競爭者、新興規則和新興商業模式的環境中。因此，我們更加需要看到中國等新興經濟體的影響力。”您爲什麼會放這樣一段話？

埃貝斯：我第一次訪問中國是在1987年，而第一次在中國任教是在1991年。在新冠肺炎疫情暴發前，我每年都會到中國三四次。我不僅研究中國的經濟發展，也應許多中國大學的邀請，講授有關全球化以及中國與歐盟經濟關係的課程。

我之所以在學校網站置頂這段話，是因爲在接下來的幾十年裏，世界重心將會向更大的新興市場國家轉變。300年來，西方國家首次告別了像過去那樣對世界政治經濟的絕對統治。這種變化可以從許多方面看出：到2050年，可以預測全球十大經濟體中有8個將來自今天的新興市場國家；這些國家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世界貿易組織（WTO）等機構發揮的作用越來越大；儘管經歷了短期經濟危機，但新興經濟體仍在追趕和壯大，它們的長期增長將高於西方國家；2030年，全球70%的中產人士將生活在亞洲地區；儘管在經濟制度和政治制度上差異較大，但中國、印度、土耳其、印尼等國都認爲需要由政府幹預來解決市場失靈的問題。從新興市場國家過渡到高收入國家，這種轉變需要政府發力來緩衝轉變中的波動和破壞力——這是市場與政府的結合，而不是市場與政府的對抗；這些新興市場國家不相信所謂的“華盛頓共識”，而是朝着“北京共識”邁進。與此同時，我們看到來自中國等新興市場國家的公司也正在崛起。它們在世界許多地方從事出口和投資，這可能會讓西方國家感到不安，特別是當一家中國公司收購了一項西方國家的戰略資產時。但這種趨勢一定會發展下去，即便令西方深感不適。

環球時報：爲什麼您曾說“中國等新興市場國家的崛起會是一種不可阻擋的權力轉化”，並一再強調西方國家必須適應發展中國家的崛起？

埃貝斯：新興市場國家對當前的全球治理架構並不滿意。在推進全球治理方面，一種觀點強調對抗，另一種觀點就是我所倡導的合作。NEP-9本身也是全球化的主要受益者，它們的經濟成功和政治穩定與西方一樣有賴於全球經濟的開放和平穩運行。它們希望看到全球架構的變化，但不是整個系統的顛覆。

NEP-9國家是全球化的受益者，它們認爲自己參與的是一種正和博弈——以合作的方式進行博弈，這意味着在對外貿易和投資方面沒有輸家，但前提是必須要具備戰略自主性。這種獨立自主權是一個國家在全球化進程中不可缺少的新支柱。在這種新的全球化模式中，國家主權和國內優先事項是核心關切。也正因如此，有西方富裕國家對堅持多邊主義原則和協議的NEP-9國家感到不滿。而這些新興經濟體反倒越來越積極地參與到區域性的貿易合作框架中。這些國家並不反對全球化、自由市場和開放邊界，但傾向於一種更負責任或更科學的全球化。

環球時報：這讓我們想起法國總統馬克龍最近呼籲歐洲企業不要離開歐洲。受美國出臺政策和供應鏈危機影響，的確有一些歐洲企業已轉移到美國。歐洲會再次面臨“去工業化”危機嗎？

埃貝斯：這就像法國政治家施賴貝爾上世紀60年代在《美國的挑戰》一書中所說的：“美國資本主義掠奪者的管理、技術和資本遠超歐洲……讓歐洲淪爲毫無準備的受害者，甚至在包括文化和電影領域在內的軟實力方面也是如此。”不過，我覺得歐洲不會出現“去工業化”危機。正如多數企業將繼續留在歐洲，一些戰略性行業甚至會得到歐盟的支持。

“它們的選擇將影響到世界上的所有人”

環球時報：您爲什麼把中國、印度、巴西、俄羅斯、南非、印尼、墨西哥、韓國和土耳其列爲NEP-9？它們有什麼共同之處？

埃貝斯：新興經濟體增長的重要性體現在人口數量、經濟規模、地緣政治影響力、文化、技術和環境狀況等諸多方面。人口紅利越來越多向新興市場傾斜。2021年，新興市場人口占世界人口的87%以上。2021年人口最多的10個國家中，有9個是新興市場國家，而名單上唯一的西方國家是美國。這種趨勢在未來幾十年還將繼續。NEP-9概念將幫助世界瞭解這些國家的政治、經濟和社會格局的變化，並認識到這些國家正在作出選擇。而它們的選擇將影響到世界上所有人，因爲他們是消費者、產業工人、政策制定者、市場營銷者、戰略家或選民。它們在世界舞臺上日益增長的影響力隨處可見，而新興市場國家的中產人士也在不斷壯大。

此外，全球研究和技術的重心正迅速轉向新興市場。看看新興市場在年度全球創新指數和全球競爭力報告中的排名：2019年，中國、印度、巴西和俄羅斯等國在研發支出方面排名前十。我20年前寫一本關於全球化的書時，人們的共識是教育體系不發達以及缺少激發創意的規則嚴重阻礙了新興市場的創新。然而，過去10年，新興市場國家一直在努力通過教育政策來培養技能型人才。也許我們可能會看到新興市場在未來經歷短期經濟危機，就像巴西和南非在2021年早期所經歷的那樣，但有一個共識是：到2050年將出現一個不同的世界，我們正在邁向一個新興市場的時代。

隨着幾大新興市場國家逐漸佔據主導地位，世界正在迅速變化。有趣的是，來自西方發達經濟體的人們正在對全球化失去信心，而新的變化又讓他們感到不適和無措。這就彷彿你家隔壁剛搬來的鄰居，你可能並不瞭解他們，但必須與他們建立一種關係，找到一種新的平衡。

環球時報：爲什麼沙特這樣的能源大國沒有出現在您的NEP-9名單中？

埃貝斯：是的，NEP-9名單中也有艱難的選擇。對這些國家的普遍預測是，除南非外，到2050年都將進入全球經濟體前15名。南非並不是非洲大陸最大的經濟體。按照非洲開發銀行的數據，尼日利亞的經濟總量更大。然而，我之所以選擇南非而不是尼日利亞，是因爲南非不僅在區域貿易協定中佔據獨特地位，而且在國際平臺上也經常代表非洲。在非洲大陸範圍內，南非政治相對穩定，被認爲是非洲南南合作的主要發起國。在西方看來，南非之於非洲大陸，就像美國之於世界其他地區，這是一片充滿機遇的土地。

墨西哥正在與法國和英國等國競爭。有預測認爲，到2050年墨將成爲世界第六大經濟體，成爲全球供應鏈的區域中心之一。在20年內，這個國家從一個燃料出口國轉變爲一個製造業出口國。2021年，墨西哥是第十大出口經濟體，產品主要出口到美國。

至於沙特，我個人認爲該國在人口規模、軟實力等方面，還只是一個地區大國。

“中國未來幾十年發展樂觀可期”

環球時報：一開始您就提到中國企業海外併購的問題。2011年，您參與合著的《中國海外收購的完成：制度視角與證據》獲得《國際商業評論》好評。近年來，中國企業收購了一些歐美企業。這對中國、相關國家以及全球化的發展意味着什麼？

埃貝斯：如果一個國家的經濟規模不斷增長，其國內企業的實力也會壯大，並在一定時期內爲“國際擴張”做足準備，企業走向海外參與併購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這種國際併購是當今全球化的一部分。併購意味着接管當地企業管理層的控制權，因此會引起西方世界的不安。所以，中國公司併購某家標誌性的企業常常會引發爭議。如果中國公司從零開始在國外投資一家新公司，這種爭議和不安情緒就相對較少，也就是我們通常說的“綠地投資”。此外，如果中國企業是一傢俬營企業，西方政策制定者可能更容易接受收購，但如果投資併購是國企在推進，西方政策制定者就會更加緊張，特別是如果投資是在物流、能源或高科技等重要或戰略性領域。這與美國公司在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收購許多歐洲公司時所遇到的阻力如出一轍。如果一家西方公司想要收購重要領域的中國公司，或許也會出現同樣的情況。因此，我們需要了解彼此的動機，並儘可能地實現互惠雙贏。由於中國的經濟發展模式與西方國家不同，這種互惠可能不會百分之百地呈現出來，但這種合作意向是必要的。

環球時報：一些歐美學者把中國視爲“超級大國”，也總有人渲染“中國經濟崩潰論”。您如何看他們給中國貼的這些“標籤”？

埃貝斯：當西方預期中國超過美國時，也會認爲這種經濟規模將轉化爲軟實力、地緣政治實力、軍事實力、談判實力等。但我想強調，與美國和西方國家相比，中國的人均GDP要低得多。所以，從這個角度看，中國是一個“中等收入國家”，或者說是一個轉型經濟國家。中國有很多發展中國家正在面對的挑戰，其經濟發展中的許多領域還不成熟。

正如我在2019年出版的《揭開現代中國的面紗》一書中所提到的，我對中國的長期經濟發展持樂觀態度。我認爲，儘管中國面臨老齡化、勞動力減少和環境問題等各種挑戰，但其經濟發展的長期驅動力仍很健康。我對中國未來幾十年生產力和效率的提高持樂觀態度，也看好其多元導向的GDP衡量指標所帶來的積極影響。這並不是說中國未來不會經歷相對的低速增長期，但其潛在的結構性優勢是令人期待的。

一個國家的經濟長期發展離不開幾個要素：更高的效率和生產力、競爭和創新、開放的市場、穩定的政府、良好的教育和基礎設施……如果這些要素中的某一個變得消極，如老齡化嚴重和勞動力減少，它也可能被其他一些要素的積極面抵消。很明顯，過去幾十年中國經濟的發展表明，中國有實現繁榮所需的多個要素。當然，實施改革也會充滿各種困難和不確定因素。因此，中國需要時間去一步步實施改革，每一項改革都要行穩致遠，避免出現混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