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2月21日，北京朝陽，120救護車在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朝陽醫院急診外排隊。中青報·中青網記者李強/攝

作者 | 李   強

這個冬天，秦宇紅已經一個多月沒走出醫院的大門了。

儘管大門之外，城市的日常生活秩序恢復了許多，街頭重現車水馬龍，而這位來自北京大學國際醫院的急診科主任，正在遭遇他從業20餘年來最艱難的時刻。

過去的一段時間裏，他眼見急診就診量不斷打破紀錄，從日常的100餘位，漲到四五百位，最多時640位，翻了五倍，120救護車也愈加頻繁地出現在急診樓前。

“這是從來想都不敢想象的。這種量是超出我們的接診能力。”2022年12月30日，秦宇紅告訴中青報·中青網記者，“政府說應收盡收，我們在努力做。”

一天中，除了睡覺，他幾乎沒時間閒下來，走得快或說話快時，都喘得厲害。智能手錶上的監測顯示，近來他的睡眠時間保持在5小時左右，夜裏也常被科室裏的電話叫醒，之後就再也睡不着。即便是坐下來時，整個人也疲憊不堪，但還在硬扛。

剛剛過去的12月，疫情如海嘯般席捲中國，直面奧密克戎感染潮的各省、市、縣醫院多少有些慌張。感染潮帶來的海量病人，湧向醫院，衝擊着發熱門診，衝擊着急診，也衝擊着呼吸科與重症病房，使不少地區出現醫療擠兌現象，醫院超負荷運行。

如今，從北京各醫院情況來看，感染高峯過後，發熱門診就診量在下降，但急診並未看到明顯的下降趨勢，前來就診的多是老年人，留觀、搶救的重症病人數量還在攀升。秦宇紅明顯感覺到，此刻的北京正在經歷“重症高峯”。

“肯定要扛下去，一定不能倒，不能當逃兵。”秦宇紅說，“要倒肯定會倒在衝鋒的路上，不會背對敵人。”

2022年12月27日，北京豐臺，一名病人被送至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佑安醫院急診科搶救室。中青報·中青網記者李強/攝

急診告急，醫護拼命

這家三級醫院的急診科原本只要1個診室，如今加開到3個，每天每個醫生仍要接診100多位病人，“根本忙不過來”。而有時排隊等候的超過100人，病人常需要等四五個小時才能看上病，甚至因此吵鬧、打架。

急診科原本擺放着10張病牀，用於急危重病人的搶救與留觀，近來最多時塞到41張，“就硬塞，在地上放個椅子（當牀）。” 但現在，搶救室一點兒加牀的空間都沒了，呼吸機也用光了，“氣管插管的病人有11個，還有六七個上無創呼吸機的。”

秦宇紅這些天收到了許多求牀電話，但他沒辦法。“我的碩士同學給我發短信，我不敢給他回，（他）跟我要牀位，我真沒有。”他無奈地說。

然而，醫院裏並不只是缺牀，在急診室的氧氣管道接口已全被佔用，有時要兩個病人共用一個氧氣接口。醫院緊急搬來4個大氧氣瓶與5個小氧氣罐，“北大國際把所有可能的力量已經支援到急診了，包括可移動的牀、能調用的呼吸機、氧氣罐。”

2022年12月27日，北京豐臺，北京佑安醫院急診科搶救室內，一名病人正在吸氧。中青報·中青網記者李強/攝

在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朝陽醫院，急診內科診室從3個增加到6個，搶救室牀位一度從16張增加至70張，每日搶救近100人次。

在上海交通大學附屬仁濟醫院東院區，急診也在超負荷運轉，由120救護車轉運入院的急救人數，已打破上半年上海疫情時創下的紀錄。急診內科的診位，從4個增加到7個，多科室輪流派人支援，但醫護時常被淹沒在病患的浪潮中。

其實在急診室，很多東西都缺，但最缺的是人手。

感染潮來臨後，病人越來越多，秦宇紅和他手下的兵，卻一個接一個地倒下了。

“我們防護等級是最早降下來的，沒辦法，你要工作，所以急診科最先全部感染。”秦宇紅告訴記者，去年11月份，急診科還設有“紅區”，核酸陽性的病人在紅區就診，醫護人員進入紅區要穿防護服，但到12月份，“全變樣了”，紅區的病人多到溢了出來，搶救牀不夠用，醫護人員開始忙不過來，穿着防護服工作受限，他們乾脆脫下防護服，全力搶救病人。

2022年12月6日，秦宇紅也感染了，起初只是低燒，症狀也輕，他沒選擇休息，帶病繼續幹了10天。與此同時幾乎每天都有同事因感染而倒下。那時，其他科室的支援還沒到，急診科還靠自己的人手撐着。

“只要不發燒，或者你覺得身體行，就回來上班。”秦宇紅說，到12月中旬，一線的醫護人員幾乎要倒光了，而前來就診的病人只增不減。

2022年12月16日，秦宇紅不得不連續值了四個班，白班，夜班，白班，夜班，“40多個小時沒睡覺”。17日，他開始出現呼吸困難、渾身水腫、咳血等症狀，嗓子也發不出聲音。這個51歲的男人終於倒下了，但只休息了一天，又匆忙回到急診室。

這位曾帶隊支援過湖北的醫生原以爲，三年前的那段日子是他最艱難的時候，但沒想到三年之後的現在，“比那時累三倍”。最近，秦宇紅很累，心情也有些差，夜裏也常常失眠。

爲了救治更多的病人，急診實行兩班倒，白班從早上8點到下午4點，夜班從下午4點到第二天早上8點。往日裏，一名醫生可以管3個病人，但如今要管10個。一些前來支援的年輕醫生累得夠嗆，其他科室的科主任也親自來值班支援，“兩個班下來就受不了了，說‘這也太累了’。”

在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佑安醫院的急診科，近來就診量翻了一倍，急診科的搶救牀位從6張增加到15張，由於缺人，45歲的急診科醫生耿楠常常連續值班24小時，但還是有很多病人要排隊等待。

“很多大夫（感染後）真的主動請戰，說‘只要我能站着，我就能回來’。”耿楠告訴記者，“哪怕我帶病工作，也能夠給這個科室分擔一部分，能夠讓病人儘快地看上病。”

在河北，一家二級醫院同樣面臨着醫護人員疲憊不堪，但仍拼命救人的情況。

“加班肯定是避免不了的，而且有一部分醫生身體也不舒服。”該醫院相關負責人馮曉梅告訴記者，“但是沒辦法，這麼多病人，醫生肯定得給他治啊！”

很多感染後迅速返崗的醫護人員，都覺察到身體狀態趕不上感染前，有的一邊咳嗽一邊上班，有的忍受病痛給患者輸液。在北京大學國際醫院急診室，一位39歲的醫生有高血壓、糖尿病，原本早就打了辭職報告，“一看疫情了，他就不走了”，感染後硬撐着上了兩天班，又開始發燒，最後頂不住了。

這是秦宇紅近來很擔心的一個問題，在如此高強度、高壓力的工作狀態下，醫護人員倒下怎麼辦？“這樣不可能長久，我也真是頂不住，我熱愛這個工作，但我的身體有極限。”只是面對眼前的疫情形勢，他還不敢想太多，只是拼命幹。

他在感染之後，身體狀態也明顯不如往日，甚至在帶病工作多日後出現呼吸困難、咳血，他一直沒去拍CT。“沒敢，你要真成了新冠肺炎，肯定得休息了，撐着吧。”秦宇紅說。

2022年12月27日，北京豐臺，一名北京佑安醫院急診科醫生正在查看患者CT。中青報·中青網記者李強/攝

衝擊超出預期，醫院全力以赴

放開之後，第一波大規模疫情的衝擊超出許多人的預期。

比北京更早經歷感染潮的河北某地，感染高峯已經過去20余天，但老年重症病人收治壓力仍不見緩解。

“目前還看不到下降的苗頭。”2022年12月28日，上述二級醫院相關負責人馮曉梅告訴記者，她原本估計，結束這場戰鬥需要一個月，但現在的情況讓她出乎意料，醫院持續處於超負荷運轉的狀態，她不確定要戰鬥到何時。

醫院的停車場車已經停不下了，電梯的運力也很緊張，她從醫院食堂的打飯人數也看得出來，病人還在增多。

當更多人親身經歷這場感染潮後，不少醫生都向記者表示，實際情況有些超出預期。

“放開以後，很快發熱門診就頂不住了，大量（有症狀的）患者湧過來。”秦宇紅也覺得，“這有點兒超乎我們的想象。”後來，急診很快調整就診流程，接診更多發熱病人，緩解對發熱門診的衝擊。

北京大學國際醫院發熱門診主任榮義輝開始覺得不大對勁是醫院出現醫護人員感染時。他開始評估醫院醫護人員的感染者情況，發現“跟我們原來看到的情況不是特別一致”。

“那個階段，醫院還在嚴防嚴控，我們每個人都在做抗原篩查，篩出來就隔離觀察。只要篩出來的，都是有症狀的。”榮義輝說，“後期放開了，果然是這樣，事實上症狀會比我們想的重。”榮義輝也在迎接發熱門診就診高峯的第5天被奧密克戎撂倒了，“整個人骨頭跟拆了一樣”。

“這次北京市的疫情確確實實給我們敲響了一個警鐘，我們對病毒的認識還沒有那麼充分。”榮義輝說，2022年12月19日，他在自己的科普直播中開始提醒觀衆，“這個東西需要警惕”。

而榮義輝出現症狀的第一天，還在值夜班，第二天又開始做新病房規劃。“那陣兒我覺得，無所謂，小車不倒只管推唄。”榮義輝說，“到了中午，直接就被幹翻在牀上，兩個小時嗓子就完全失聲了，上吐下瀉。”但他只休息了兩天，就回來了。

那段時間，科室裏15個人被撂倒了14個，“就堵槍眼的似的，上來一個幹倒，再上來一個。”醫院也迅速抽調其他科室的人前來補充支援。

“初期，大概70%以上的人其實都是開藥的，恐慌性就診的。”榮義輝說，大概不到一個禮拜，很多醫院連退燒藥都沒有了。“新十條”發佈後，考慮到退燒藥用量會激增，他所在的醫院儲備了正常情況下兩個月的量，但很快就被搶光了，藥房開始四處尋藥。“我們也低估了老百姓囤藥的能力。”

2022年12月中下旬，發熱門診就診量從200餘位回落到100餘位，“最近70%以上是老年患者，反覆發燒拖了很久的，病情相對較重。”榮義輝告訴記者，也有部分年輕人看網絡上渲染的“白肺現象”或心肌炎，前來就診，“我們篩查的過程中，沒有發現年輕人出現白肺，也沒有發現嚴重的心肌損傷，心肌受影響的有很少的一點點。”

2022年12月21日，北京朝陽，在北京朝陽醫院發熱門診候診區的老人。中青報·中青網記者李強/攝

“隨着疫情的發展，救治的壓力開始從發熱門診向急診和重症救治的科室傳導。”國家衛生健康委醫政司司長焦雅輝在接受央視記者採訪時說，“急診的壓力顯現，馬上就是一系列連鎖（反應），最近大家看到的120需求大增，重症的牀位、住院的牀位，比如大家說一牀難求。”

“我們想到了（放開後）會病人會增加，但大家沒有想到會這麼嚴重，尤其是對老年人的影響會這麼嚴重。”馮曉梅對記者表示，“沒有能足以應對現在這個局面的預案。”

這讓醫院多少有些措手不及。面對大量的老年病人，包括老年重症病人湧入醫院，醫院起初表現得有些慌張，沒有牀位，好多重病人收不進來，感染後剛剛返崗的醫護身體還喫不消。醫院一直想方設法抽調人手，混編隊伍，協調科室，增加牀位。

放開之前，馮曉梅所在的這家二級醫院，囤了1至2個月的Paxlovid（奈瑪特韋/利托那韋片，新冠口服藥）用量，當時已經用完，藥房有新的採購計劃，但目前該藥的供應量有限。醫院還增添了不少有創呼吸機、無創呼吸機、指脈氧儀等等的購置，但“不太好買到，缺貨，各醫院都在要”。

秦宇紅同樣表示，他所在的醫院也曾做過相關預案，但目前Paxlovid、阿茲夫定等藥物仍然緊張，而藥房在積極協調。“原來我們說，來個5米高的大浪就算了，結果來了個50米，甚至是500米的！一下又把我們蒙裏頭了，完全出乎意料。”

而榮義輝覺得，雖然重症與肺炎的發生率不高，但由於感染基數太大，會造成絕對數量的增加。復旦大學附屬華山醫院感染科主任張文宏在接受媒體採訪時也表示，“儘管奧密克戎變異株致病力下降，但感染者基數龐大，重症絕對人數也不容忽視。”

在不少醫院，都出現了感染高峯過後，大量老人湧向醫院的現象，他們多數是在感染新冠後，引起基礎疾病加重，或出現肺炎，不少都需要住院治療。

“冬天是一個住院高峯期，是呼吸系統疾病、心血管疾病等內科疾病暴發的時間。”一家三甲醫院的呼吸科副主任劉可敬告訴記者，“本來冬天就一牀難求，現在這個因素，會加倍這個（醫療）需求。”在他看來，要把困難想得更大一點，要重視它。

“打個比方，這就好像打仗一樣，我做好了人、武器裝備，甚至糧草都準備好了，但是真到了戰場上，你會發現面對的敵人比我想象的要多得多，這個時候這個仗怎麼打？”近期，央視記者在採訪國家衛生健康委醫政司司長焦雅輝時提問道。

焦雅輝說，“我們就要求醫院，要把所有的牀位資源統籌起來，設備全院統籌、牀位全院統籌、醫務人員全院統籌。像發熱門診病人量多的時候，全院支援發熱門診；現在急診量大的時候，就要全院支援急診。”

“在與新冠病毒的決戰中，醫院各部門被摁下了快進鍵，開始超速運轉。”焦雅輝表示。

2022年12月27日，北京豐臺，一位感染新冠一週後基礎病加重的老人臨時躺在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佑安醫院急診科的座椅上，一邊輸液、吸氧，一邊等待病牀，她的丈夫與兒子陪在身旁。中青報·中青網記者李強/攝

“趕快給人騰牀，讓後面的人能夠住進來”

在河北的那家二級醫院，感染高峯過後，醫院住院病人的數量從低谷時的300餘位，增長到700餘位，而醫院原本只有600張標準牀位，但目前已經收治接近1300位病人。

“我工作20多年了，這麼快速的上漲還是第一次。”馮曉梅說，“呼吸科的病人佔80%。”但呼吸科已經沒有能力將這些病人全部收入呼吸科，醫院裏所有的成人內科系統，都在收呼吸科的病人。

起初是呼吸科，接着是心內科、腫瘤科、神經內科、腎內科、內分泌科、老年病科、中西醫結合科，都開始接收。“只要有病人就得收，因爲我們也不讓推，其實政府也有下文件，要求醫院要收治多少個病人。”馮曉梅說。

“我們現在就不考慮（牀位）應該擴充到多少，而是到底哪間屋子裏邊能放張牀，有氧氣。”馮曉梅告訴記者，“有地方，有人員，有氧氣，有基本的輸液能力，那就收病人。”一些科室病牀擺滿後，再擴充的病牀只能加在樓道里。

劉可敬告訴記者，最近有很多人打來電話向他求一張病牀，甚至有外省的病人要飛到他所在的上海，但多被他勸退了。“沒牀位，現在基本是等着，你解決不了。”

“因爲基礎病比較多，佔牀時間比較長，病牀週轉率其實相當低。”馮曉梅告訴記者，現在每天有100多個出院的，150多個的住院的，出院佔住院的三分之二。在秦宇紅看來，“重症來得慢，去得也慢。”

進入2022年12月，不少地區的醫院發出“新冠肺炎重症病房擴容急需醫療設備緊急採購項目”，採購設備包括：病牀、呼吸機、牀旁監護儀、高流量氧療儀、除顫儀、ECMO（體外膜肺氧合）等等，採購預算從數百萬到數千萬不等。

在北京朝陽醫院，院方組建了15個綜合救治病區，開放538張牀位數，其中危重症監護牀位69張，收治急危重症患者，疏解急診壓力。在四川省人民醫院，ICU牀位從200餘張擴張到500餘張。在廣州，市財政投入8.95億元，採購醫療設備2.2萬臺，打算將ICU重症救治牀位從455張，增加至1385張。

根據國家衛健委2022年12月27日公佈的最新數據，截至12月25日，全國重症醫學牀位總數是18.1萬張，即12.8張/10萬人。“目前來看，全國總體牀位資源和設備資源，能夠滿足重症患者救治需求。”焦雅輝當天表示，“目前正在經歷重症救治高峯的省份，重症牀位的資源已經接近臨界值，需要進一步來擴充重症牀位的資源，或者是加快重症牀位的週轉。”

而在一個月前，2022年11月22日，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新聞發佈會上，國家衛健委醫療應急司司長郭燕紅提到，當時，我國每10萬人口的重症醫療牀位不到4張，“要補齊重症醫療服務的短板”。過去短短一個月的時間裏，我國重症牀位增加了兩倍多。

放開之前，馮曉梅所在的醫院曾收到過河北省衛健委下發過文件，要求擴充重症牀位。“要求達到全院牀位的10%。比如說我們有600張，（重症牀位）要達到60張牀位。”馮曉梅說，“擴充之後，達到60張沒問題，但是還是不夠。”

“現在連針插不進去，水都潑不進去，那牀位都到極限了。只能等着，一個轉走，一個再進。”秦宇紅說，有的病情平穩後，就先轉到其他病房，還有一些病情穩定的，原則上尚未達到出院標準的，但爲了讓更危重的病人及時住進來，現在可以先回家。

2022年12月27日，北京豐臺，一名病人被救護車送至北京佑安醫院急診科搶救室，醫護合力將他抬到搶救室內的病牀上。中青報·中青網記者李強/攝

在北京佑安醫院，急診科醫生耿楠2022年12月21日碰到一位75歲左右的老人，“吸氧時（血氧飽和度）有90%，不吸氧的時候可能也就70%”。這位病人被收進急診後，又被轉入新冠病房住院治療，10天后纔出院。

出院那天，恰好是2023年新年第一天，病人家屬把病情好轉的消息告訴了耿楠。“我很高興。”她說，“老人跟我講‘我看牀位比較緊張，我基本上要恢復了，趕快給人騰牀，讓後面的人能夠住進來。’”

“我們每天收到C樓（新冠病房）的住院病人也很多，但是確實牀位相對不足。”耿楠告訴記者，由於需要住院的病人很多，醫院一直在積極協調疏通牀位，只要有牀位空出來，馬上就把病人送進去。

北京佑安醫院還對急診留觀區實施精準分區，分爲B5和F樓兩個留觀區域，分別以基礎疾病爲主和新冠爲主，避免交叉感染。同時，醫院調派全院各科室的醫師支援急診，增強醫護人員力量，對於危重症和疑難症患者，及時啓動院內會診，短時高效提升救治水平。

在河北某地，重症高峯到來20余天後，儘管醫療資源已持續超載，病人收治壓力仍不見緩解，但醫院收治病人的流程正慢慢理順，趨於穩定。由於各級醫院都在擴充病牀，轉診情況也比半個月前有所好轉。

“過了那個慌張期了。”馮曉梅說，“大家就專心治病。”

在馮曉梅所在的醫院，來院病人白天可以到各個專科門診或呼吸科就診，夜裏專科門診停診，病人則先到急診，急診對病人病情進行評估分級，再分診到其他科室。

“現在最主要的並不是看哪個科，而是哪科有牀。”馮曉梅說，“醫院在努力把有醫療需求的這些人都收治進來，目前來看還沒有引起（當地）社會上的一些恐慌或不良事件發生。”

2022年12月27日，北京豐臺，北京佑安醫院急診科輸液大廳內，一名護士正在爲患者換液。中青報·中青網記者李強/攝

看似缺牀，實際缺人，全員皆兵

馮曉梅所在的這家醫院，過去的一個月裏調集了綜合ICU與呼吸科、心內科、神經內科的ICU力量，用於收治新冠病毒感染後的重症病人。

“綜合ICU主要收治年齡非常大，並且需要機械通氣的病人，專科ICU可以做一些生命體徵的監測和基本的呼吸支持。”馮曉梅說，“但是（人力）資源不夠，我們從其他科室抽調醫生，擴充到ICU。”

但馮曉梅心裏清楚，短時間內整合一支專業的重症隊伍很難。“還有呼吸機、輸液泵等設備也不可能一下子就到位，需要提前做準備。”馮曉梅告訴記者，“巧婦難爲無米之炊，更何況重症救治這個，巧婦並不是人人都能幹的。”

“當時武漢不就是這麼弄的嘛。”北京大學國際醫院重症醫學科主任李剛也有同樣的感覺，“把別的病房都收重症肺炎，也可以，這個環境有，但是重症的人力資源沒有。”

早在2022年12月9日，醫政司司長焦雅輝在新聞發佈會上就指出，要對各專科ICU，按綜合ICU的標準進行擴容改造與建設；對專科ICU的醫務人員，進行綜合ICU知識技能方面的訓練和培訓，確保在需要的時候，能夠快速補充到重症醫學專業隊伍當中。

在北大國際醫院的重症醫學科ICU，放開之前收着八九個重症病人，如今重症病人數量已經增加到18人，其中超過50%是感染新冠後重症入院的。而科室尚有6張空閒的ICU牀位，但護理人員並不夠用。

“現在三班倒，我們27名護士，只能收到18個病人，就撐死了。”李剛告訴記者，“ICU的醫療安全、護理安全，跟人力資源是密切相關的。人力資源的缺乏，跟ICU的病死率是密切相關的。”

在李剛看來，醫療資源的擠兌，對於重症醫學科而言，最主要的是人力資源的擠兌。

李剛告訴記者，重症醫學科標準的牀護比是1：3，即1張牀配3名護士，但現在1名護士要看2張病牀。儘管如此，ICU還在保障着非新冠感染者的重症救治工作，比如收治危重孕產婦、腦出血、心梗等病人。

ICU醫護人員也因感染難以避免地出現減員的情況。“最多的時候只有一半人在這兒守着。”李剛說，“那還都是輕傷不下火線，帶病堅持工作。”在他看來，不少醫護人員都冒着被感染的風險，犧牲了個人和家庭的利益，一心撲在臨牀上救治每一位危重症病人。

後來，醫院從其他科室抽調來3名護士支援，但由於ICU救治經歷不足，他們只能與其他護士搭班做一些輔助性的工作。“呼吸機、吸痰、循環監測，她們都還不熟悉。”李剛覺得，ICU護理並不是誰都能幹，除非呼吸科ICU的醫護前來支援，但由於急診重症病人接診壓力大，呼吸科ICU的醫護人員在急診支援。

“我們（急診）的工作量已經比ICU大多了。”急診科主任秦宇紅說，“將近40個危重患者，上的呼吸機十七八臺。我們自己的醫生已經分身乏術。”

急診告急後，醫院陸續調來大內科的18名醫生、60名護士支援，包括RICU（呼吸重症病房）、CCU（心內科重症病房）的醫護人員，但急診科主任秦宇紅還是感覺到人手不足。

他帶着急診科的醫生和從RICU、CCU調來的醫生，管着近40位重症病人。“現在是超負荷。即使如此，還有好多老年人等着，進不去，很重。”秦宇紅告訴記者，“現在，我們最難過的就是我們無能爲力，不能把所有該接的病人都接下來。這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秦宇紅估計，如今每天前來就診的患者中，仍有5%是重症病人。

2022年12月21日，北京朝陽，一名老人躺在北京朝陽醫院急診科候診區吸氧。中青報·中青網記者李強/攝

而在河北那家二級醫院，呼吸科之外的內科、外科的醫護人員與病牀也被調用了一部分。

“比如樓層相鄰的，內科可以佔用外科的牀位，內科大夫去外科查房，平時外科幫着照看一下這些病人，護士幫忙換一下液，做些治療。”馮曉梅說，單純依靠呼吸科肯定不夠，醫院採取科室共管的模式，保證入院病人得到救治。

“與專業的呼吸科治療，質量上可能有一定的區別。”馮曉梅告訴記者，“這種緊急情況下，也不需要考慮太多問題，總歸我們是醫生，經過一些培訓，能完成一些基礎性的治療，總比他（病人）在大街上等着要好吧，或者比村裏要好吧。”

這段時間，這家醫院常邀請ICU主任、呼吸科主任，抽晚上的時間，根據診療指南和醫院實際情況，對全院內科、外科醫生開展線上培訓。馮曉梅告訴記者，近期省裏也組織了重症肺炎救治的線上培訓，而一些被抽調至呼吸科的醫護，私下裏還要自學相關知識。

有一部分情況是秦宇紅擔憂的，他也瞭解到，由於缺人，很多醫院開始調配外科醫生參與感染者的救治。“風險很大。醫生是慢工出細活，個體化（治療）很重要，而且每個人還有好多基礎病，最好有個特別有經驗的專家去查房。”

秦宇紅想起，2020年在湖北支援時，醫院一棟樓裏放了400張病牀，全住着新冠病人，“管牀的，亂七八糟什麼醫生都有，這樣管理起來，不能保證質量”。

但他也明白，“有問題也沒辦法。現在就是超越了醫療界的能力，只能犧牲一下。”而很多地方馬上要面臨着與北京同樣的問題，各地也不可能再像當年湖北一樣，從其他地方調集大量人手支援。

“每個地方都是戰場，你調哪裏的？”一位曾支援過武漢的醫生表示出同樣的擔憂，“到處都是打仗，你調不出來。”

秦宇紅最近反而收到不少缺乏新冠重症病人救治經驗的京外醫生的求助。“他們現在經常打電話問我，這個病人該怎麼治療。”秦宇紅告訴記者，“他們看着紙上的（診療方案），不一定會用。文字變成行動，不是容易的，有些指標，比如炎症風暴（那些醫院）都監測不了。”

但對於這個3年前支援過湖北的醫生來說，很多治療經驗在3年之後又派上了用場。

“上一回去的時候，其實心裏沒底，對這個病的認識也不行。”秦宇紅說，“但這回，我有一定的認識，治療方案也很有把握，按第九版（診療方案），我們甚至做得更細緻，對重症的治療效果也要好得多。”

在有更多疫情應對與救治經驗的上海，感染高峯來臨之前，不少醫院做了提前的佈局。

2022年12月中旬，上海交通大學附屬仁濟醫院醫務處處長龔興榮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醫院已經成立了一支60人左右的，有過支援武漢、守衛上海的經驗的重症專家會診組，並建立了一支由70名醫生，140名護士組成的重症救治後備隊，同時擴容重症牀位，儲備呼吸機、監護儀等設備。

廣州市則通過發佈醫療機構招聘公告，招聘了1412名醫護人員，並動員和返聘960名退休醫務人員，投入到醫療救治一線。在安徽，當地也着手培訓儲備6000餘名重症醫師，併爲2萬名重症專業相關科室護理人員的遠程培訓。

2022年12月21日，北京朝陽，一名老人在北京朝陽醫院發熱門診輸液。中青報·中青網記者李強/攝

總結經驗，給下一個城市

當前，疫情防控工作的重心已從“防感染”，轉向“保健康、防重症”，並將於1月8日，將新型冠狀病毒感染從“乙類甲管”調整爲“乙類乙管”。

負責北京兩家定點醫院的重症、危重症患者救治工作的，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朝陽醫院副院長童朝暉近期在接受媒體採訪時稱，北京定點醫院目前收治的感染者中，重症、危重症佔比爲3%至4%，來就診的患者大部分都是普通型。

“其實病情不會突然變重，”上海一三甲醫院的呼吸科副主任劉可敬告訴記者，“在搶救資源準備充足的前提下，普通肺炎給予有效治療，他就不會轉成重症。”

2022年12月中下旬，他注意到，西安有一位28歲的年輕小夥，感染後在家中捂了多天，病情加重纔去醫院，最終被送進ICU，上了ECMO，但仍未搶救過來。而不少老人，也在感染後出現“沉默性缺氧”的問題。

“讓老百姓自己去判斷這個東西，他不是醫生，咋知道呢？”劉可敬說，“我們培訓外科醫生，總比培訓老百姓容易得多。如果幹預了，他就不會發展到（重症）那一步。”

在他看來，即使病人已經快“白肺”了，1個小時內治療與8個小時、24小時以後再治療，結局完全不一樣。

他建議，對於那些肺炎的病人，應收盡收，“都收到病房裏去治療，哪怕是外科醫生管理，總比他在家裏硬挺着強”。曾在支援過武漢的劉可敬覺得，“武漢當時做得最正確的一件事情就是應收盡收，提前一點，把肺炎病人全送到醫院裏面”。

2022年12月27日，焦雅輝在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舉行的新聞發佈會上強調，要擴容全國重症醫療資源，醫療機構要擴容急診接診能力、醫院牀位收治能力，最大程度實現重症患者的應收盡收、應治盡治。

焦雅輝還強調，重症患者的救治工作重點還在於，要關口前移，通過基層醫療衛生機構把合併基礎疾病的老年人管理起來，根據他們的健康風險等級來實施分級健康管理。同時，強烈建議或者呼籲老年人能夠加強疫苗接種，預防和降低重症和病亡的發生。

“如果我們只是被動地等，等都成了重症了，到醫院裏面來接，那我們三級醫院的資源總有飽和的一天。”焦雅輝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所以現在我們也提出來，其實這也是我們三年的一個經驗，就是要關口前移，早干預、早治療，能夠防止輕症變重症。”

不少醫生都向記者表示，對於預防重症，及早識別是重要的。許多前來醫院急診就診的老年人，都在家扛了很久，一些老人其實血氧飽和度已經低於正常水平，但並未及時發現。

“我們一方面希望老百姓沒事少去醫院，但另一方面也希望有事的人儘早去醫院看。怎麼去處理這些事其實挺難的。”劉可敬說，“當初放開之前，每個家裏發一個氧飽和度儀，可以避免很多不必要的就醫，還可以避免延誤就診。”

而現在，“亡羊補牢，爲時未晚”，劉可敬覺得，應當儘快每個家庭都發一個血氧儀，以此判斷病情變化，及時就醫，“在科學的儀器面前，可以減少患者的誤判。”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診療方案（試行第九版）》對臨牀分型中“重型”的判斷標準之一是，“靜息狀態下，吸空氣時指氧飽和度≤93%”。

2022年12月27日，北京豐臺，一名老人一邊在醫院急診室吸氧，一邊用指氧儀自測血氧飽和度，指氧儀顯示，他當時的血氧飽和度爲91%。中青報·中青網記者 李強/攝

急診醫生耿楠常常在兜裏揣着一個指夾式血氧儀，巡視時就測一下病人的血氧飽和度狀況，及時關注病人病情變化。“這個病，病情進展特別快。”耿楠告訴記者，她有一次發現一位病人中午還沒事，下午一測血氧已經發現不太好，她便開始協調醫院牀位，半夜十二點轉進了ICU。

1月3日，國家衛健委發文要求，做好新冠重點人羣動態服務和“關口前移”工作。其中包括，各地要積極組織爲65歲以上有新冠病毒感染重症風險且行動不便的重點人羣發放指氧儀，指導居家自測血氧飽和度。

秦宇紅也同樣認爲，防重症很重要，應該早點兒把“特效藥”發給高危羣體，“不能再拖拖拉拉”，同時還應當讓社會減少與老年人的接觸。

“現階段，我們的主要目標是怎樣保護高風險人羣，比如兒童、孕產婦、65歲以上老人、有基礎性疾病的這些脆弱人羣。預防、控制、治療，都要圍繞他們來做。”一位不願具名的傳染病專家告訴記者，在感染高峯到來時，要儘可能避免高風險人羣感染，以讓我們的醫療系統更好地應對。

“現在強調每個人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責任人，其實我們也應該去呼籲，每個人要學會保護高風險人羣，要自覺地去保護他們。”上述傳染病專家對記者表示，要自覺和高風險人羣保持距離，避免接觸，儘量不波及或少波及他們。

如今，正在迎接重症高峯的地區，都面臨着重症病人湧入醫院，而重症牀位資源接近臨界值的局面。

“當醫院能運轉的資源在超負荷運轉時，真正的壓力固然會落在個人、家庭身上，他們會變得焦慮、無助。”那位傳染病專家說，“真正有危險的人、高風險人羣不得不在家拖着，最後得不到救治，會很糟糕。”

面對一種前所未有的疫情形勢，有地方正戰戰兢兢地等待感染高峯的到來，有地方正在全力迎戰感染高峯，而有的地方持續承受着感染高峯過後，重症高峯的壓力。過去三年的一些救治經驗正在生效，而在新形勢新任務下，另一些救治經驗還在探索之中。

“每個城市之間還是有一定的錯峯期，我們把經驗教訓總結一下，給下一個城市。”劉可敬說，“這樣效果會更好，損失就會降到最低。”

（馮曉梅、劉可敬爲化名，中青報·中青網見習記者杜佳冰對本文亦有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