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經記者 楊棄非    每經編輯 劉豔美

中國人過年的一大“儀式感”,就是新年添新衣。不過,很多人發現,國產羽絨服正在變成你我“買不起的樣子”。

前段時間,國產羽絨服代表品牌波司登推出新產品系列,一件羽絨服即便折後價也高達上萬元。有人發出“靈魂拷問”:中國羽絨服真的準備好打“翻身仗”了嗎?

從前幾年的加拿大鵝、盟可睞(Moncler),到最近火爆的始祖鳥、北面,在國際羽絨服品牌不斷對中國市場進行高價“洗禮”的另一面,是國產羽絨服一度在中低端市場“打轉”的局面。而隨着國際品牌因面料、填料“翻車”而屢被“祛魅”,國產羽絨服似乎也有了“與之一戰”的底氣。

我國是羽絨服生產和代工大國。坐擁波司登及其旗下多個品牌的蘇州常熟,喊出“全國最大羽絨服產業帶”,重在推動羽絨服產業加速升級。而在同樣自稱“羽絨之鄉”的嘉興平湖,同樣躍躍欲試,希望走出產業“大而不強”困局。“羣星”閃耀下,能否長出一個自己的“加拿大鵝”?

“一枝獨秀”的常熟

“中國羽絨服只有兩種,一種是波司登,一種是其它。”一句坊間傳言,道出中國羽絨服產業的大體格局。

去年“雙11”,波司登以“一騎絕塵”之姿,摘得羽絨服品牌“銷冠”。根據天貓數據,波司登銷售額於“雙11”當天最終定格在服飾時尚第二、女裝第一、男裝第二的位次上。而三個類目的Top10成交榜單中,全然不見其他國產羽絨服品牌身影。

波司登背後,是常熟在全國羽絨服市場的領軍位置地位。根據當地媒體報道,在波司登引領下,常熟擁有全國最大的羽絨服產業帶,全國60%防寒服(羽絨服)產量出自常熟。

波司登對於常熟,頗有“時也命也”之感。

常熟服裝產業勃興於上世紀80年代。當時,上海紡織工業步入發展“黃金時代”,常熟則因地利成爲其代工製造“大後方”。

波司登幾乎是順着常熟的產業發展軌跡走上高位。與其他“蘇南模式”服裝廠類似,波司登是由鄉鎮企業轉制而來,最早爲1976年組建的常熟市白茆鎮山徑村縫紉組。上世紀80年代,山徑村縫紉組完成了向山徑服裝廠的轉制,並在爲上海代工過程中找到“金鑰匙”——羽絨服。常熟服裝企業也紛紛加碼這個利潤高、市場大的品類。

上世紀90年代,常熟服裝品類已形成以羽絨服爲代表的產業優勢,波司登等品牌也在此時誕生,走向全球。常熟羽絨服迎來第一次黃金時期。

常熟服裝產業爲波司登發展孕育了土壤,波司登則逐漸發展成當地“鶴立雞羣”般的存在。

2013年,《中國經濟週刊》在一篇報道中指出,常熟共有3500多家服裝企業,卻僅有波司登一家被人熟知,雪中飛、康博等稍有知名度的品牌,也均隸屬於波司登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當時,常熟服裝協會祕書長歸無忌曾指出,常熟市政府並非沒有注意到當地服裝產業“強整體、弱個體”的現象,並有意推進單個企業品牌建設。但他也提到,此前政府一直以“放水養魚”的態度扶持中小企業,並創造了寬鬆的外部環境,才成就這個當時僅100萬人口的城市中,有30萬紡織服裝從業者的局面。

放眼全國羽絨服產業,波司登至今仍是站在“塔尖”的“獨一份”。從這個意義上說,面對國際品牌的高價攻勢,儘管波司登的漲價策略是否有效尚待進一步驗證,但在當下的國內羽絨服產業中,常熟和波司登,似乎是唯一有底氣走上國際舞臺、與高端品牌同臺PK的代表。

“繁星滿天”的平湖

中國是全球最大的羽絨服生產基地。中國服裝協會預計,2022年,我國羽絨服行業市場規模將達到1622億元。在這個千億市場,不少明星城市先後誕生。

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發佈的《全國重點工業產品質量安全監管目錄(2022年)》,劃定了羽絨製品主產區,包括江蘇省蘇州市常熟市,浙江省(杭州市蕭山區、嘉興市平湖區),江西省九江市共青城市,廣東省(廣州市番禺區、湛江市吳川市),廣西壯族自治區貴港市港南區等均位列其中。

偌大的產業“蓄水池”中,爲何僅波司登一家突出重圍?不妨看看與常熟發展迥異的平湖。

平湖與常熟服裝產業有着類似的發展路徑。地理位置上看,兩座城市就如上海的“左膀右臂”,共同作爲其服裝產業的延伸,並最終都走向羽絨服行業。論規模,平湖不輸常熟。據當地媒體報道,中國80%的羽絨服產自平湖,平湖·中國服裝城市場入駐經營戶2200餘家,年交易額超300億元。

不過,與常熟相比,平湖的代工之路走得更爲徹底。

早在上世紀90年代末,平湖已經爲包括耐克、銳步、阿瑪尼、華倫天奴等國際服裝品牌代工。在波司登誕生10年後,平湖最大的服裝企業茉織華纔開啓自主品牌探索,但因爲種種原因折戟。當時,有媒體報道,“平湖的服裝企業手裏的出口訂單還很多,效益也不錯,看到連茉織華都失敗了,更覺得沒必要冒險搞自主品牌”。

歷史無法回頭。如今,平湖正以另一種形象“出圈”——它是拼多多上高性價比羽絨服的最大原產地,背後則是一個業內公開的“祕密”,“商場賣兩三千的羽絨服,在平湖,三四百就能拿到貨。”

平湖羽絨服的低價“漩渦”,部分源於當地大量代工廠所構建的市場環境。一方面,隨着電商平臺加速下沉,曾經以“貼牌”加工爲生的代工廠,搖身一變爲“源頭工廠”走上臺前,以“工廠直銷”加入羽絨服價格“戰爭”;另一方面,有當地廠家在受訪時表示,由於缺乏面對C端的經驗,這些代工廠更傾向於“追爆款”,進一步加劇了產品同質化。

缺乏品牌也令平湖發展瓶頸愈加明顯。增長的成本讓工廠利潤攤薄,平湖整個羽絨服產業也難以擺脫“大而不強”的尷尬狀態。

但巨大的產業慣性很難在一夕之間消除。平湖市經信局原局長劉皆安曾提到,在平湖,當年做代工起家的老牌生產企業,被以前的思路束縛了手腳,轉型做自主品牌,幾乎“沒有一家成功的”。

產業小鎮如何“造星”?

比起波司登漲價,平湖轉型之難,似乎更能直接反映中國羽絨服、乃至整個服裝產業的問題。

羽絨服是一個代工體系極爲成熟的產業。有業內人士在接受採訪時曾透露,國內很多中小型羽絨服工廠,基本不是代工,就是買一個品牌授權、貼牌銷售。可以說,除了個別大牌外,所有羽絨服基本都是代工或者貼牌生產的。

即便所謂“大牌”,也難逃代工“基因”影響。以波司登爲例,其2022財年中,OEM貼牌加工業務營銷額同比大漲23.8%,佔比達11.7%。波司登執行總裁助理兼CIO戴建國還曾引以爲豪地提到,全世界100多個品牌都和波司登有合作關係,全球75億人口很多都穿過波司登產品,儘管並不是波司登品牌羽絨服。

2016年,服裝專家魏剛在採訪中曾對波司登的代工“情結”提出疑問。在他看來,上世紀80、90年代發展起來的中國服裝企業都是以生產起家,也基本以代工挖到“第一桶金”,投資生產成了他們難以割捨的情懷。但時代在變,大型服裝企業過於重視生產,並不一定是最佳策略。

這背後,意味着服裝製造業發展理念需要發生根本轉變。

在調研中國“產業鏈轉移”問題是否成立時,外交學院教授施展就曾將目光對準類似於常熟、平湖這樣的“產業小鎮”。他研究認爲,這些“小鎮”的成功,反映的並不是一個或幾個企業的力量,而是中國製造業作爲一個體系的力量。在人力和土地成本優勢減弱之時,這種力量令“小鎮”仍能保有超強的成本控制能力。

然而,秉持傳統制造的“常識”,在服裝產業提檔升級時卻有些“崴腳”。

對於一些老牌代工廠,沿用老辦法“拼技術”“拼效率”,最大程度“以技術換成本”,不但不能從根本上實現“換道超車”,反而陷入“爲人作嫁衣”的代工“死循環”當中。如果說“製造邏輯”曾助推“世界工廠”不斷成型,眼下則更需要跳出傳統,以設計、品牌尋找新的出路。

不少人重溫晉江的品牌發展史。當年,轟動一時的央視“代言戰爭”,令安踏、特步、361°等一衆鞋履品牌迅速進入大衆視野,“同臺競技”成了他們“抱團出圈”的“營銷手段”,連帶讓晉江這個同樣以鞋服代工起家的城市有了轉型升級的可能。

眼下,國產羽絨服面臨的是一個全新的環境——國際品牌已經完成對消費者的再教育,一場面向國際化的品牌競爭在所難免。這些羽絨服制造小鎮能否突圍,將取決於其如何再認識製造、重構產業發展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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