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媒體報道，正值春招時段，記者在多個招聘平臺上看到，一些企業將30歲作爲招聘年齡上限。這也讓不少求職者感嘆“職場的35歲中年危機提前了”。

30歲居然已經“老了”，這不得不讓一些過了30歲的人恐慌，快到30歲的人緊張。我國《勞動法》明文規定，勞動者就業，不因民族、種族、性別、宗教信仰不同而受歧視。因爲應聘者年齡已過而立之年，就拒絕招錄，甚至直接寫到招聘要求裏去，已涉嫌違法。

其實在現實中，此類操作已經見怪不怪。對於企業來講，與其說是在歧視年齡，不如說是在“歧視”性價比。一般來說，超過30歲的員工，已工作多年，有了一定的職務，薪資也達到一定水平，但他們之於企業的實際經濟價值，未必是呈正向增長的。這也是爲什麼，一些企業裁人首先拿那些資歷深、工資高的“老”員工開刀。

另一方面，30歲以上的工薪族，往往已經成家或者正準備成家，通俗地說就是“上有老，下有小”，是一個家庭的頂樑柱，方方面面需要照顧，這樣就難免會影響其留給工作的時間和精力。相對來說，剛參加工作的二十多歲年輕人，正是懷揣理想和幹勁十足的時候，工資和職級也是“起步價”，因此更具性價比。

盈利是企業的天職，也是其動力和生命力所在。追究最低的成本和最大的經濟效益，雖是一種市場理性，但也足夠殘酷。現實一點講，其實企業完全可以不用在招聘裏寫明年齡的限制，而是在實際操作中按年齡去做一些篩選。或顯或隱，都無法否認年齡歧視存在的事實。因此，如何找到這種歧視背後的癥結，纔是我們真正應該探討和解決的問題。

與其一味地“口頭說教”，不如多采取一些實際行動來改善這種對35歲以上、甚至30歲以上職場人不友好的工作環境。比如，首先要對那些涉嫌違反《勞動法》的企業，採取一定的制止和懲罰措施。其次，加快構建育兒友好型社會，讓更多正當年的工薪族能夠從繁重的育兒事務中解脫出來。現在很多30多歲的工薪族，一方面頂着房貸車貸的壓力，另一方面還要養育孩子，看護孩子、輔導作業、接送上下學，等等。當家庭的這部分壓力輕了，企業也就更願意僱傭這些有經驗有能力的求職者。

此外，30多歲員工之所以容易被淘汰，還和一些行業特性有關。有些行業對員工個人的專業素質要求高，更新週期快，這就導致一些員工到了一定年紀，難免有些“跟不上”了。這也需要政府部門、相關行業組織等，積極嘗試，通過相應的職業培訓讓這些員工及時“上新”技能，拓寬知識和視野，從而提升自己的職場競爭力。

當然，說到底，年齡歧視只是職場大環境的一個反映。“30歲求職嫌老，60歲退休嫌早”看似矛盾，其實也折射出社會資源和財富在分配上尚存在一些不平衡、不公平的地方。如何消除這些弊端，這是一個綜合性、長期性的課題。

成都商報-紅星新聞特約評論員 翟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