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數據顯示，中國人口的負增長時代已經來臨。該如何看待人口的負增長？又要怎麼認識“人口存量”“創造性破壞”和“人口撫養比”？

2月26日，在“第五屆全球財富管理論壇——經濟重構中的財富管理態勢”上，第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社科院原副院長、社科院國家高端智庫首席專家、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蔡昉表示，要關注人口負增長，但並不需要過於悲觀，核心是創造條件，讓其他因素也發生變化，用質量替代數量，用生產力替代要素投入。

蔡昉認爲，當前的人口負增長標誌着一個新時代的來臨，它是不可逆的，“從此之後，我國人口就是每年都會減少，或許個別年份會出現一點小波動，但這一趨勢不可改變。”他特別強調，我國已不是走向老齡，而是進入到了老齡化社會，其中有兩個關鍵點：一個是人口負增長，一個是老齡化跨越了關鍵的節點。

伴隨着經濟社會發展，生育率從高到低的變化的過程在全世界普遍發生着，人類發展水平越高，生育率也就越低，這是直接相關的。然而，我國特殊的國情讓人口負增長變得有些複雜和緊迫。蔡昉指出，我國有未富先老的過程，生育率下降、老齡化、人口轉入負增長都來得比人均收入水平階段早一些，同時也比此前預期要早。“未富先老和不期而至兩者疊加帶來了額外的挑戰，需要高度重視。”

蔡昉進一步指出，更深度的老齡化帶來的一個新的衝擊——需求側衝擊，特別是消費需求逐漸成爲經濟增長的常態化制約，不是週期性，國際稱之爲“長期停滯”，其標誌性表現是低利率、低通脹，低增長、高負債率。這些因素或許因疫情、通貨膨脹有所改變，但最終還有可能回到本身發展線，這背後的根本原因是人口老齡化。當然，中國會以自己的方式表現出一定的特徵，而我們的應對策略是從供給側和需求側同時發力。供給側，我們的目標是挖掘生產要素的供給，讓勞動力更充分，資本使用得更有效率，要素的配置效率更高；而需求側，最核心的是促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

在蔡昉看來，人口存量可以提供更多的機遇。9億多的勞動年齡人口等既是勞動力供給的源泉，也是消費市場的基礎，通過改善收入分配，提高了這部分人的消費能力和消費意願，國內大循環也就更具有可持續的動力與可靠性。

談及“創造性破壞”方面，蔡昉認爲，未來的生產力的提高更多地靠創造性破壞。而創造性破壞可以破壞落後產業，可以破壞沒有生產力的企業、過剩的產能，甚至一些不再應該存在的崗位，但是不能破壞人。因此，需要建立一個覆蓋全民、覆蓋全生命週期的社會福利體系，它可以從社會層面保護住所有的人，讓微觀層面不再需要保護落後。

蔡昉表示，人口負增長、老齡化改變了一些東西，如人口撫養比。人口撫養比的含義是，勞動年齡人口能夠支撐多少退休人員。人口撫養比在逐漸地變化，勞動年齡人口越來越少，退休人員越來越多，兩者之間的比例就發生了變化。在人口負增長時代，人口撫養比發生變化更快。這根本地改變了社會保障體系的思路，養老保險、醫療保險都還具有現收現付的性質，在人口撫養比發生變化的情況下，現收現付制度就不可持續了，養老保險必須要有新的認識與新的設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