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中國富裕家庭數量增加10萬戶，其中增加最多的是上海、北京、廣東和浙江，佔全國增加總數的六成。富裕家庭最集中的前30名城市，佔全國富裕家庭總數的68%

文|《財經》記者 張穎馨 陳洪傑

編輯|袁滿

中國擁有600萬人民幣資產的“富裕家庭”數量達到518萬戶，擁有千萬人民幣資產的“高淨值家庭”數量達到211萬戶，擁有億元人民幣資產的“超高淨值家庭”數量達到13.8萬戶……

上述數據來源於3月10日胡潤研究院發佈的《2022意才·胡潤財富報告》（下稱《報告》）。《報告》同時顯示，疫情疊加宏觀環境因素影響下，現階段財富人羣更傾向於重視資產的安全性和流動性，在資產配置上注重多元化，與值得信賴的財富管理合作伙伴共同採取行動，積極應對風險挑戰。

可以看到，近年來，儘管面臨多重不確定性因素，中國財富人羣在資產保值增值的需求上仍表現出強大的韌性，這爲財富管理機構提供了廣闊的發展機遇。

但需要注意，在財富管理行業迅速發展的同時，“無照駕駛”亂象仍較爲突出。就此，兩會期間，多名代表委員提出要加快財富管理領域相關立法及監管體系構建，採取“疏堵結合”策略，打開財富管理“正門”。

“富裕家庭”達518萬戶，北京位列第一

根據《報告》，截至2022年1月1日，中國擁有600萬人民幣資產的“富裕家庭”數量已經達到518萬戶，比上年增加10萬戶，增長率爲2.1%。其中，擁有600萬人民幣可投資資產的“富裕家庭”數量達到186萬戶，增長率爲1.9%。

對此，胡潤百富董事長兼首席調研官胡潤表示，2021年中國富裕家庭數量增加10萬戶，其中增加最多的是上海、北京、廣東和浙江，佔全國增加總數的六成。

胡潤進一步指出，一方面是房地產市場的推動，特別是在一線城市。“房住不炒”政策之下，國內房地產市場整體發展步伐放緩，但豪宅市場火熱。單價15萬元以上的豪宅成交量翻了一倍，分佈在上海、蘇州、北京、深圳和廣州。

另一方面，國內股市也帶動了富裕家庭數量的增長。疫情衝擊、美聯儲加息、地緣政治等多方面因素影響下，對於金融投資來說壓力較大，然而上證綜指和深證成指依然上漲了5%和3%，創業板上漲了12%。

“中國富裕家庭最集中的前30名城市，佔全國富裕家庭總數的68%。北京位列全國第一，在前30名城市中，其他北方城市還有天津、大連、青島、徐州和瀋陽。”胡潤說。

中國財富家庭數量和地域分佈

圖源：胡潤研究院

《報告》同時顯示，擁有千萬人民幣資產的“高淨值家庭”數量達到211萬戶，比上年增加5萬戶，增加2.5%。其中，擁有千萬人民幣可投資資產的“高淨值家庭”數量達到111萬戶，增長率爲1.3%。

胡潤透露，目前中國高淨值家庭最集中的城市呈現“3+2+2”格局，前三大是北京、上海和香港，其次是深圳和廣州，再次是杭州和寧波。

另據《報告》，擁有億元人民幣資產的“超高淨值家庭”數量達到13.8萬戶，比上年增加4600戶，增加3.5%。其中，擁有億元人民幣可投資資產的“超高淨值家庭”數量達到8.2萬戶，增長率爲3.7%。

擁有3000萬美元的“國際超高淨值家庭”數量達到9.2萬戶，比上年增加3600戶，增加4.1%。其中，擁有3000萬美元可投資資產的“國際超高淨值家庭”數量達到5.8萬戶，增長率爲3%。

值得注意的是，《報告》亦呈現了中國財富羣體生態圈關注的其他內容，如愈發注重知識整合、興趣投資、身心健康管理等。

從投資心態上看，四成以上財富人羣（43%）表示“更積極”，接近上年比例（47%），他們認爲危中有機，投資好機會、新機會不斷湧現。從資產水平來看，家庭淨資產5000萬以上的財富人羣尋找新投資途徑、新賽道的心情相對“更急切”（20%）。

與此同時，財富人羣對於身心健康狀況、個體生活質量的關注度持續攀升。根據《報告》，居家健康管理諮詢（38%）、專家電話問診（32%）、情緒調節與心理疏導（32%）等身心健康管理類衍生服務需求，超過體檢類（17%）和掛號、會診等就醫安排類服務（25%）。

此外，伴隨“直播熱”蔓延至金融業，在直播內容選題上，“投資答疑”（44%）、“大咖對談”（43%）和“時政解讀”（37%）獲得最高選。同時，“情感心理”（30%）和“養生健康”（28%）具備可觀受衆。

“無照駕駛”現象突出，立法監管待加強

可以看到，近年來，儘管面臨多重不確定性因素，中國財富人羣在資產保值增值的需求上仍表現出強大的韌性，這亦爲財富管理機構提供了廣闊的機遇。

據中金公司測算，2030年，中國居民個人金融資產規模或將達到486萬億元，2021年至2030年複合增速爲9%。參考國際經驗，財富積累是財富管理行業發展的根本動力，中國財富管理行業正迎來前所未有的戰略機遇期。

不過，財富管理迎來發展機遇的背後，仍有不小風險亟待關注。這其中，尤以“無照駕駛”亂象較爲突出。

相關數據顯示，截至2020年底，企業名稱或經營範圍帶有財富管理且不持有相關金融牌照（投資諮詢、基金銷售、私募基金管理人等）的公司有6194家。這些所謂的財富管理公司大部分設立在北京、上海、廣州、深圳、南京、青島等相對發達城市，且呈現出越來越“山寨化”和跨地域展業的特點。

另一面，行業人士指出，近年來，各種打着財富管理名義的產品被爆出“違規宣傳”“風控裸奔”等問題，投資者在購買問題產品後，遭受了不小的財產損失。

就此，兩會期間，多位代表委員建議加強構建財富管理業務立法和監管體系。

2018年以來，隨着資管新規、理財新規等系列規則落地實施，中國金融機構資產管理業務的監管體系趨於完備，而財富管理領域卻存在立法空白。

“在當前各方熱議資產管理領域相關工作的背景下，的確有必要將財富管理領域立法工作加快提上研究日程。”全國人大代表，重慶農商行黨委書記、董事長謝文輝認爲，中國居民財富金融發展還存在很多值得探討、研究的空間。

謝文輝進一步指出，財富管理行業立法體系的研究和完善，一方面有利於保護居民投資者合法權益。通過有效的財富管理立法，明確財富管理業務由持牌金融機構經營，強化客戶利益爲先的行爲監管原則，切實提升投資者的獲得感、幸福感。另一方面，也有利於促進財富管理行業的可持續發展。優化行業發展環境，改善投資者的投資環境，減少非必要的市場波動，促進行業健康發展，維護金融市場穩定。

另有全國政協委員表示，參考國際經驗，財富積累是財富管理行業發展的根本動力，中國財富管理行業正迎來前所未有的戰略機遇期。面對老百姓巨大的財富管理需求，建議採取“疏堵結合”策略，打開財富管理“正門”。 

上述全國政協委員建議，有關部門從頂層設計上做好規劃，加快財富管理領域相關立法及監管體系構建，引導金融機構真正立足“以客戶爲中心”，從目前單純的賣方代銷模式往廣義投顧模式進階。在服務好老百姓的財富管理需求上，應引流資金進入實體經濟，形成財富管理和資產管理的良性循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