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转自：太原日报 贺绍俊

不记得是在什么时候，我看到一位作家谈到他做编辑时读一篇小说的感受。他说，这样的小说一读就感觉作者读的书太少。他的这一感受引起我极大的兴趣。因为我发现这一感受的背后，其实传达出当下文学写作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变化。过去我们读小说，小说写得好不好，会从作者的生活阅历上去找答案。写得不好，会认为这是作者的生活阅历不够，缺少切身体验，等等。但现在读小说，会从作者读的书多不多来作判断。这种变化说明，在当下，知识性写作占有越来越大的分量。可以说，我们现在是一个知识性写作兴起并日益强势的文学时代。

知识性写作是相对于经验性写作而言的。二者有着不一样的文学观作为基石。经验性写作是把文学看成对生活的反映，知识性写作是将文学视为一个连绵不断的知识系统。前者建构起现实主义文学传统，后者则建构起现代主义文学传统。不要低估了知识性写作对当代文学的影响。且以《百年孤独》的开头为例，一个开头就大大改变了中国作家的思维方式和叙述方式。我们在不少中国作家所写的小说中看到了这种开头。我认为这并不是一件坏事，从知识性写作的角度看，这正是通过知识的学习拓展写作空间的表现，有不少都是非常成功的作品，因为作家在知识的学习过程中释放出自己的创造力，他们并非在复制知识，而是在知识的基础上进行创造。

一个人的文学创作起步首先与他的文学环境和文学教育有密切关系。文学教育是建立在文学经典的基础之上的，我们这一代人的文学教育是以古典文学经典和红色文学经典为基础的，其中包括俄苏文学经典。但古典经典在今天的文学教育以及文学流行时尚里，逐渐减少了分量，更多的则是代表了西方现代主义思潮的新经典。徐则臣曾经这样描述他的写作感受：“为什么许多作家说自己是喝‘狼奶’长大的？我写作时也面临这样的问题，一方面很想续上自己的传统，一方面又觉得用别人的东西顺手。”徐则臣的这一番话概括了中国的文学教育和文学时尚演变的路径。

当然，抛开理论和主义，单纯从文学写作的角度看，一个作家的写作既包含着知识性写作，也包含着经验性写作，只是有一个谁占主流以及谁处在思维的领导位置的问题。成功的作品一定是能将知识性写作与经验性写作结合得十分完美的结果。在第十届茅盾文学奖上，徐则臣的《北上》和李洱的《应物兄》就是两部非常成功的知识性写作，只不过二者表现形态不一样。徐则臣是一种闷声发财的知识性写作，李洱则是一种大喊大叫的知识性写作。

今天的时代在文学教育上比过去更为完善和健全，年轻一代的作家明显都有着良好的文学教育背景，他们在审美选择上、文学思维上更偏向于现代主义文学，因此多半也是采取知识性写作，而且一出手就不凡。但年轻作家的共同弱点被知识性写作所掩盖了，他们的弱点是缺乏生活的积累和对生活的体验，以及对生活的认识。或者说，有的作家对于生活的体验和认识是比较狭窄的，局限于自我的生活圈子以及主观的认知。这也就是年轻一代作家的小说都爱采用第一人称叙述的原因。知识性写作让年轻作家有了一个强大的文学知识体系作为后盾，他们精通现代小说的范式和路径，但他们对生活本身并不太感兴趣，或者说他们只对与现代小说发生关系的生活感兴趣，他们写出的小说显得很娴熟，但当我们读多了发表在文学刊物上的小说时，就会发现他们的小说同质化现象非常明显。简单地说，经验性写作是建立在生活基础之上的，知识性写作是建立在主观基础之上的。两者的基础不同，也就决定了作家写作方式的不同。古典的现实主义作家依赖于对生活的独特发现，尽管他们的故事模式可能是一样的，母题是一样的，但各人的生活不一样，因此他们会写出不一样的小说。在他们的创作中，同质化的问题并不突出，顶多是题材、主题雷同的问题。比方说，20世纪五六十年代，革命战争题材和革命历史题材小说是最红火的，《林海雪原》《红日》《铁道游击队》《保卫延安》《苦菜花》等，它们在主题上几乎没有什么差别，但因为作者都是从各自不同的生活经历出发来写的，每一部都有不同的面孔。今天的年轻作家更依赖于主观性，问题是这种主观性并不见得是他对世界有着独特发现的主观性，也许是一种书面学习的结果，是对现代小说的领悟和认同。这也是当下知识性写作所暴露出的最突出的问题。

我这样说可能会显得简单化和极端化了，我要说的是，现代主义文学更偏向于知识性写作，现实主义文学更偏向于经验性写作；现代主义文学偏重于人的精神和内心，现实主义文学偏重于社会和人生。

这就说明一个问题，知识性写作固然能够提高作品的艺术品位，但完全依赖知识性写作，放弃了对生活体验的积累，就有可能使自己的写作变得空洞化和干瘪化，也难以真正形成属于自己的独特性。因此，我们应该加强现实主义文学与现代主义文学之间的对话，使知识性写作与经验性写作在作家创作中相得益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