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轉自：太原日報 賀紹俊

不記得是在什麼時候，我看到一位作家談到他做編輯時讀一篇小說的感受。他說，這樣的小說一讀就感覺作者讀的書太少。他的這一感受引起我極大的興趣。因爲我發現這一感受的背後，其實傳達出當下文學寫作的一個極其重要的變化。過去我們讀小說，小說寫得好不好，會從作者的生活閱歷上去找答案。寫得不好，會認爲這是作者的生活閱歷不夠，缺少切身體驗，等等。但現在讀小說，會從作者讀的書多不多來作判斷。這種變化說明，在當下，知識性寫作佔有越來越大的分量。可以說，我們現在是一個知識性寫作興起並日益強勢的文學時代。

知識性寫作是相對於經驗性寫作而言的。二者有着不一樣的文學觀作爲基石。經驗性寫作是把文學看成對生活的反映，知識性寫作是將文學視爲一個連綿不斷的知識系統。前者建構起現實主義文學傳統，後者則建構起現代主義文學傳統。不要低估了知識性寫作對當代文學的影響。且以《百年孤獨》的開頭爲例，一個開頭就大大改變了中國作家的思維方式和敘述方式。我們在不少中國作家所寫的小說中看到了這種開頭。我認爲這並不是一件壞事，從知識性寫作的角度看，這正是通過知識的學習拓展寫作空間的表現，有不少都是非常成功的作品，因爲作家在知識的學習過程中釋放出自己的創造力，他們並非在複製知識，而是在知識的基礎上進行創造。

一個人的文學創作起步首先與他的文學環境和文學教育有密切關係。文學教育是建立在文學經典的基礎之上的，我們這一代人的文學教育是以古典文學經典和紅色文學經典爲基礎的，其中包括俄蘇文學經典。但古典經典在今天的文學教育以及文學流行時尚裏，逐漸減少了分量，更多的則是代表了西方現代主義思潮的新經典。徐則臣曾經這樣描述他的寫作感受：“爲什麼許多作家說自己是喝‘狼奶’長大的？我寫作時也面臨這樣的問題，一方面很想續上自己的傳統，一方面又覺得用別人的東西順手。”徐則臣的這一番話概括了中國的文學教育和文學時尚演變的路徑。

當然，拋開理論和主義，單純從文學寫作的角度看，一個作家的寫作既包含着知識性寫作，也包含着經驗性寫作，只是有一個誰佔主流以及誰處在思維的領導位置的問題。成功的作品一定是能將知識性寫作與經驗性寫作結合得十分完美的結果。在第十屆茅盾文學獎上，徐則臣的《北上》和李洱的《應物兄》就是兩部非常成功的知識性寫作，只不過二者表現形態不一樣。徐則臣是一種悶聲發財的知識性寫作，李洱則是一種大喊大叫的知識性寫作。

今天的時代在文學教育上比過去更爲完善和健全，年輕一代的作家明顯都有着良好的文學教育背景，他們在審美選擇上、文學思維上更偏向於現代主義文學，因此多半也是採取知識性寫作，而且一出手就不凡。但年輕作家的共同弱點被知識性寫作所掩蓋了，他們的弱點是缺乏生活的積累和對生活的體驗，以及對生活的認識。或者說，有的作家對於生活的體驗和認識是比較狹窄的，侷限於自我的生活圈子以及主觀的認知。這也就是年輕一代作家的小說都愛採用第一人稱敘述的原因。知識性寫作讓年輕作家有了一個強大的文學知識體系作爲後盾，他們精通現代小說的範式和路徑，但他們對生活本身並不太感興趣，或者說他們只對與現代小說發生關係的生活感興趣，他們寫出的小說顯得很嫺熟，但當我們讀多了發表在文學刊物上的小說時，就會發現他們的小說同質化現象非常明顯。簡單地說，經驗性寫作是建立在生活基礎之上的，知識性寫作是建立在主觀基礎之上的。兩者的基礎不同，也就決定了作家寫作方式的不同。古典的現實主義作家依賴於對生活的獨特發現，儘管他們的故事模式可能是一樣的，母題是一樣的，但各人的生活不一樣，因此他們會寫出不一樣的小說。在他們的創作中，同質化的問題並不突出，頂多是題材、主題雷同的問題。比方說，20世紀五六十年代，革命戰爭題材和革命歷史題材小說是最紅火的，《林海雪原》《紅日》《鐵道游擊隊》《保衛延安》《苦菜花》等，它們在主題上幾乎沒有什麼差別，但因爲作者都是從各自不同的生活經歷出發來寫的，每一部都有不同的面孔。今天的年輕作家更依賴於主觀性，問題是這種主觀性並不見得是他對世界有着獨特發現的主觀性，也許是一種書面學習的結果，是對現代小說的領悟和認同。這也是當下知識性寫作所暴露出的最突出的問題。

我這樣說可能會顯得簡單化和極端化了，我要說的是，現代主義文學更偏向於知識性寫作，現實主義文學更偏向於經驗性寫作；現代主義文學偏重於人的精神和內心，現實主義文學偏重於社會和人生。

這就說明一個問題，知識性寫作固然能夠提高作品的藝術品位，但完全依賴知識性寫作，放棄了對生活體驗的積累，就有可能使自己的寫作變得空洞化和乾癟化，也難以真正形成屬於自己的獨特性。因此，我們應該加強現實主義文學與現代主義文學之間的對話，使知識性寫作與經驗性寫作在作家創作中相得益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