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平定殷商遺民叛亂後，大概公元前1000年前後，掌握西周朝政大權的周公旦，決定在東方營建洛邑，以加強對殷商故地的控制。

進行占卜後，周公旦命人將傳國重寶九鼎遷到洛邑，對於爲何選址洛邑，周公說：“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貢道里均。”

意思是說，位處今天洛陽境內的洛邑，處於迅速擴張的周國的中央，便於四方來朝。

當時，西周在今天的西安一帶，營建有國都鎬京，稱爲宗周；而東方的洛邑則稱爲成周，成周在當時，有點類似於陪都的概念。

等到公元前770年，當時的西夷犬戎攻破鎬京，殺死周幽王，隨後繼位的周平王爲了躲避犬戎的侵擾，決定將國都東遷到洛邑。

作爲中國歷史上最古老的兩座都城之一，位處今天西安地區的鎬京，和位處今天洛陽地區的洛邑，也反映了中國古代王權選擇國都的重要理念，即尋求在國家範圍的地理中心，建立國都以制衡四方，對此，《呂氏春秋》說：

“古之王者，擇天下之中而立國，擇國之中而立宮，擇宮之中而立廟。”

儘管周朝遷都洛邑，有出於防範侵擾、避免戰爭的考量，但考諸中國歷史上的首都建設，應該說，選擇地理中心立都，是中國先秦時期建都的重要考量因素。

中國歷史上，西安和洛陽是最爲悠久聞名的古都，在此之外，安陽、南京、開封、杭州、北京、大同、成都、鄭州等城市也曾經作爲中央王朝或地方政權的都城。

據統計，中國歷史上由統一王朝和地方政權興建的都城先後有200多個。其中，有的曇花一現，有的則興盛千年。但追究此中原因，我們要追問一個問題，那就是，古代王朝選擇建都這些城市的主要原因是什麼？這些都城的魅力又在哪裏？

西安大雁塔

對此，我們試着選擇西安、洛陽、安陽、南京、開封、杭州、北京、大同、成都、鄭州等十座城市，來闡釋此中的奧妙。

洛邑作爲天下之中，既相對遠離西方的異族，又便於周朝控制東方，這種“擇天下之中而立國”的衡量，實際上，在夏、商時期就已開始出現了。

儘管今人對於鄭州是否稱得上中國十大古都之一仍有爭議，但中華文明探源工程表明，位處今天鄭州登封境內的王城崗古城，正是傳說中的夏朝早期國都“禹都陽城”。另外，傳說大禹之後，夏朝的國都也曾多次遷徙，例如今天洛陽偃師二里頭，也曾經作爲夏朝中晚期的國都。

大概公元前16世紀，商人攻滅夏朝，此後商朝國都也和夏朝一樣，曾經出現多次遷徙，一直到公元前14世紀，商王盤庚主持遷都到殷，也就是今天的河南安陽後，商朝國都纔算穩定下來。

從夏朝“禹都陽城”鄭州，到殷商國都安陽，再到東周洛邑（洛陽），可以注意到的共同點是，夏商周時期的國都變遷，核心始終是在這三個王朝的中央地帶，即黃河中游建都。

對處於不斷拓展中的華夏先民來說，“擇天下之中而立國”，是王朝開拓者均衡四方、開疆拓土的早期需要。

古都變遷的“十字”現象

考察中國曆朝歷代國都的變遷，可以發現有一個很有趣的“十字”現象，這個“十字”走向呈現一個從西向東、從北向南的十字交叉趨勢：

從西向東上，可以看到，從西安-洛陽-開封，可以看到一個很明顯的，沿着黃河流域擺動的走勢；

從北向南上，可以發現，從北魏的大同、遼金元明清的北京-東晉南北朝的南京-南宋的杭州，也有一個很明顯的南北走向。

這種中國古都“十字”式的分佈走向，也意味着在經過夏商周時期“擇天下之中而立國”的早期思想後，中國歷史開始進入了一個劇烈變化時期。

從開封以後，中國的定都走向，從沿着黃河的東西走向，變成了沿着京杭大運河的南北走向

隨着公元前770年周平王東遷洛邑，歷史開始進入春秋戰國時期。

面對諸國攻戰的日益激烈，爲了穩固根本、謀略東方，公元前5世紀，秦國先是將都城從雍城（今陝西鳳翔境內）遷到涇陽（今陝西涇陽境內），隨後又於公元前383年將都城遷到位處今天西安境內的櫟陽，此後，公元前350年，秦國又遷都到今天西安境內的咸陽。

在戰國七雄之中，與當時的東方六國相比，位處西方的秦國選擇遷都位處關中平原的咸陽（西安），本質是着眼於戰爭和軍事地理需要。

作爲西周、秦朝、西漢、隋朝、唐朝等王朝國都，西安坐落於號稱“八百里秦川”的關中平原之上，它北面是黃土高原、南邊是秦嶺、西有隴山、東有黃河，可謂山河環繞、易守難攻，而從關中平原向東越過崤山，就可以指向關東、揮兵中原，這種冷兵器時代無可比擬的軍事地理優勢，使得秦國從戰國時代開始，就擁有了其他諸國難以比擬的天然軍事地理優勢。

另外，西安所處的關中平原由渭河沖積而成，沃野千里，加上渭河、涇河等河流灌溉便利，這使得在農業時代，秦國更是佔據了農業生產的天然優勢，軍事地理疊加農業優勢，這使得秦人最終依據西安所處的關中平原“形勝之區、四塞之國”的地理和農業優勢，最終逐漸攻滅東方六國，在公元前221年一統天下，建立了中國史上第一個大一統王朝。

秦滅六國路線圖

但西安的政治早熟，也造成了它的生態早衰。

在經濟地理學中，有一個名詞，叫做“消聚性衰退”，說的是一個地區發展到一定程度，由於環境和資源的破壞，就會開始衰落，而長安，正是這種消聚性衰退的典型案例。

在隋唐以前，西安所處的關中平原，原本是沃野千里、森林密佈的生態環境優美之地，但是從秦漢時期開始，長安所在的關中地區，從城市營建到居民日常生活，以及大規模的農業開墾，已經使得關中平原周邊的原始森林，遭到了毀滅性破壞。

隨着森林資源的日趨枯竭，失去了森林的涵養，曾經“八水繞長安”的西安城內外，渭、涇、灃、澇、潏、滈、滻、灞等八條河流的水流量越來越小，到唐代末年，涇水、渭水、灞水等河流水流量日益減少，龍首渠、清明渠等人工渠道也相繼乾涸；北宋時，“八水”中的潏水，水流量更是小到了可以淌水過河的地步。

據統計，從唐宋開始，關中地區有關水清、涸竭、斷流的記載共22次。其中，清代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至雍正六年（1728年）的45年間，作爲滋潤長安最重要的河流——渭河及其支流，有記載的斷流，更是達六次之多。

西安渭河朝霞

隨着森林的砍伐，關中地區的水土流失也越發嚴重，這就使得關中地區的自然災害頻率增大：有雨則洪水氾濫，無雨則乾旱成災。

據統計，自唐朝武德七年（624年）至開元二十九年（741年）的100多年裏，長安周邊的京畿地區，共發生了20起大型自然災害：其中有10次旱災，7次水災，以及3次蝗災。

陝西省氣象局根據史料記載進行統計發現，從公元前2世紀的秦朝開始，關中地區的水災和旱災，隨着時間的推移越來越多，其中唐朝中期的公元八世紀，竟然發生了37次旱災，平均每2.7年就發生一次。

一方面是森林和水資源日趨銳減，另一方面，隋唐時期的長安城，人口卻越來越龐大。

歷史數據顯示，西漢時，長安城的人口只有25萬人左右，然而到了盛唐時期，長安城在巔峯時期，人口高達百萬之巨。

與人口日益膨脹相對，關中地區的可耕地卻越來越少。

當時，由於森林砍伐、水土流失嚴重、土地鹽鹼化、肥力減退等原因，關中地區的灌溉農田，從西漢時期的4.45萬頃，銳減到了唐朝唐代宗大曆年間（766年-779年）的0.62萬頃。

也就是說，相比西漢，人口膨脹高達400%的唐代長安城，周邊的土地灌溉面積，卻同比減少了3.83萬頃，衰減率高達86.1%。

由於生態環境日趨惡化、地少人多，這就使得早在隋唐時期，長安城就經常性地出現缺糧的窘境，到唐朝的最高峯時期，長安城糧食缺口達400萬石（約合1.68億公斤），後來雖然有所回落，但唐朝時長安城每年的糧食缺口，仍然高達100萬石（約合4200萬公斤）。

在此情況下，即使是在“年穀豐登”的豐收年份，唐代長安城也仍然糧食緊缺“人食尚寡”，一旦發生水旱蝗等自然災害，就不得不東遷到洛陽就食。

以唐高宗爲例，他在位共34年（649年-683年），其中就有11年5個月是住在洛陽，其中史書有三次明確提到是因爲長安缺糧遷到洛陽“就食”；在丈夫唐高宗李治去世後，隨後掌權的武則天在683年-705年的22年間，更是有19年住在洛陽，其主要也是因爲洛陽更加靠近江淮地區等糧食主產地，沒有漕運之苦。

在中華帝國早期，從秦朝到五代十國時期，中國的核心首都，長期在長安-洛陽之間搖擺，例如西漢定都長安（西安），東漢定都洛陽，隨後西晉和北魏也定都洛陽，而完成大一統的隋代和唐朝，則將首都回遷到了長安。

作爲中華帝國定都的兩大雙子星，長安與洛陽互爲兄弟，但歷史在這種搖擺之中，已經出現了從西向東遷徙的趨勢。

洛陽應天門夜景

前面說過，西安所處的關中平原作爲中華民族最早開墾的農耕區域，到了唐朝時，已經出現了很明顯的生態惡化趨勢，在此情況下，西安逐漸失去了立都的環境優勢。安史之亂（755年-763年）以後，長安（西安）先後被吐蕃、亂兵、黃巢農民軍輪番攻佔、破壞嚴重，到了唐昭宗天祐元年（904年），軍閥朱溫強迫唐昭宗遷都洛陽，並拆毀長安城內宮殿和民舍，取其木材營建洛陽，“長安自此遂丘墟矣”。

長安隕落後，洛陽迎來了最後的短暫輝煌，此後，唐朝的最後三年，以及五代十國時期的後梁、後唐、後晉，都曾經建都洛陽，與距離黃河相對較遠、且有黃河三門峽天險阻隔、物資運輸艱難的西安相比，洛陽相對靠近黃河，並且在隋煬帝興建大運河後，易於接受來自南方的糧食和稅賦，因此，洛陽在隋唐時期以及五代十國初期，一直是帝國的重要國都。

軍事安全與經濟補給

對於一個王朝而言，選擇定都何處，軍事安全與經濟補給是兩個核心因素，從唐代開始，長安由於生態環境惡化等因素，在經濟補給上日益艱難，因此最終被放棄隕落。得益於大運河和黃河的便利，當時洛陽仍然保有建都的優勢，但是這種優勢，很快就隨着另一座城市——開封的崛起，而轉變。

唐朝安史之亂以後，中國的經濟重心逐漸南遷，轉向長江、淮河一帶，當時，來自江淮地區的財賦，普遍需要依賴從隋朝開始鑿通的大運河進行運輸，因此，位處大運河與黃河交接處，連接江淮要地的汴州（開封）開始迅猛發展。

到了晚唐時期，開封已經成爲“當天下之要，總舟車之繁，控河朔之咽喉，通淮湖之運漕”的中心城市。

爲了獲取經濟補給，五代十國的後晉、後漢、後周，都先後以開封爲國都，這使得開封更加飛速發展。

但是，經濟中心與政治中心難以彼此重疊，在擁有經濟補給便利同時，開封卻有着一個致命缺陷，那就是明顯缺乏軍事屏障，無法滿足作爲政治中心所應有的軍事安全因素。

北宋時期，大運河是開封的生命線之所在

公元960年，趙匡胤在陳橋兵變奪取北周政權、建立北宋後，作爲軍將出身的他，一直對開封的軍事缺陷憂心忡忡。

開封儘管擁有經濟和交通便利，但除了北臨黃河外，其他三面地處平原，根本無險可守，這導致北宋需要長期在首都開封周邊佈置數十萬兵力，造成冗兵，嚴重消耗了國力。

由於開封地理缺陷明顯，就在公元947年，契丹軍隊甚至曾經攻破開封、滅了後晉，有鑑於此，趙匡胤從建立北宋伊始，就希望能遷都洛陽，從而利用洛陽周邊有山河環繞的地理優勢，來減輕其軍事隱患。

開封繁華盛景

北宋開寶九年（976年），宋太祖趙匡胤再次巡幸洛陽，並提出計劃將首都從開封遷到洛陽，但羣臣已經在開封經營多年，考慮到各自的利益算盤，以趙匡胤的弟弟晉王趙光義爲首的文武百官普遍反對遷都，這使得趙匡胤不由仰天長嘆：

“患不在今日，自此去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殫矣”。

趙匡胤發出這一感慨的當年，公元976年，趙匡胤在斧聲燭影之中離奇暴斃，趙光義登基爲帝，此後，北宋的遷都計劃徹底擱淺，一直到151年後（1127年），女真人南下輕鬆攻破開封，滅亡了北宋。

遊牧與農業民族交鋒地帶

前面說到，中國歷史上的國都遷徙，在北宋滅亡以前，儘管也有南北對峙時刻，但大勢仍然沿着西安-洛陽-開封的從西向東擺動走勢，但以北宋的滅亡和開封的淪陷爲標誌，中國國都的長期遷徙趨勢，轉向了從北向南的擺動。

在先秦時代以前，夏商周時代的都城營建，主要着眼於華夏族在黃河流域的拓展，所以纔會選擇當時的鄭州、安陽、洛陽，這些位處當時的天下之中的城市作爲國都。即使在兩漢和隋唐時期，都城在長安（西安）和洛陽之間的長期搖擺，也仍然着眼於黃河流域的開發經營。

但這並未脫離農業民族視角的經營視野，在從西向東的都城選址擺盪之中，來自北方的遊牧民族，即將開始劇烈地衝擊南方農業民族的建都視野。

公元398年，北魏開國皇帝拓跋珪從盛樂（今內蒙古和林格爾縣境內）遷都平城（山西大同），此後，北魏以平城（大同）爲基地，先後吞併了後燕、夏、北燕、北涼，逐步統一了北方。

到了公元493年，北魏孝文帝從平城（大同）遷都洛陽，以便進一步控制中原、爭奪南方。

大同雲岡石窟

大同與北京僅有三百多公里之遙，如果攤開中國地圖，會看到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那就是北魏時期的平城（大同），以及後來的遼、金、元時期的遊牧民族所選擇的北京，都剛好在中國400毫米年降雨量等值線邊緣，這恰好也是一個遊牧民族與農業民族、遊牧區與農業區的分界線。

也就是說，在中國十大古都的選擇過程中，平城（大同）與北京的崛起，從遊牧民族的視野和定位來看，也是遊牧民族南下參與爭奪中原的橋頭堡。

作爲遊牧民族，在鮮卑人看來，平城（大同）是他們進入農業區後，所深入營建的大城市，這也是鮮卑人在選擇遷都位處中原腹地的洛陽之前，用來經略南方的前沿陣地。

大同懸空寺

而對於後來的契丹（遼國）、女真（金國）和蒙古人（元朝）來說，他們選擇在大同附近的北京營建王城和國都，核心原因之一也是因爲這裏剛好處於遊牧區與農業區的交界。

對於他們來說，北京是他們南下中原所奪取的第一座大城市，並且是華北平原重鎮，這就有利於他們以此爲跳板南下進攻華北平原、進而逐鹿中原、攻佔全國。

另外，北京還有個好處，就是相對於長安（西安）、洛陽、開封等中原腹地城市更加涼爽宜人，即使在最熱的月份，北京平均溫度也要比前述城市低2-5攝氏度，例如公元496年，當時北魏已經從平城（大同）南下遷都洛陽三年，結果皇太子拓跋恂竟然因爲厭惡南方的天氣炎熱和生活習俗等原因，試圖逃回平城（大同）發動叛亂，這惹得孝文帝大怒，最終將太子拓跋恂賜死。

到了公元946年，契丹軍隊攻破開封、滅亡後晉，但幾個月後就匆匆撤回北方，主要原因之一也是因爲契丹人不習慣開封夏季溼熱的天氣，所以才無奈北返。

五代十國時期，燕雲十六州分佈圖

再從心理原因分析，無論是鮮卑、契丹、女真、蒙古還是滿族，當時其人口往往只有百萬甚至數十萬人，當這些人口稀少的遊牧民族、漁獵民族試圖南下君臨南方的農業帝國時，面對南方數千萬，明清時期甚至上億的“異族”人口時，這些少數民族難免存在一種潛在的心理恐懼，因此他們立都平城（大同）和北京，也有一個考慮就是，一旦在南方失敗，起碼平城（大同）和北京距離他們的老巢還比較近，可以隨時撤退。

公元1368年，明朝大將徐達率軍進攻元大都（北京），倉皇之下，元順帝決定撤離北京逃回北方草原，逃亡前他悻悻地說，“我豈能再學宋徽宗、宋欽宗（被俘虜）！”

由此可見，北方遊牧民族選擇平城（大同）和北京立都，在心理層面是將其作爲毗鄰故鄉的後路打算的。

金陵王氣爲何難以持久？

隨着遊牧民族的不斷衝擊南下，在南方，南京開始在亂世之中崛起。

歷史進入漢末三國時代後，公元229年，孫權正式稱帝，並於當年遷都建業（南京），此後，建都洛陽的西晉於280年攻滅孫吳，建都51年的建業（南京）一度衰落，但隨着西晉的迅速滅亡，公元317年，司馬睿在建康（南京）稱帝建立東晉。此後，南京又先後作爲劉宋、蕭齊、蕭梁和陳朝的國都，一直到公元589年被隋朝攻滅。

至此，算上三國孫吳時期，加上東晉南朝，南京在這一中國的分裂時期，一度建都300多年。

但這僅僅是南京立都的開始。

南京秦淮河

以經濟角度看，南京的建都，也代表着長江流域經濟的崛起。在漢末以前，中華帝國的經濟重心在黃河流域，這就決定了南京爲什麼在漢末以前一直默默無名。

隨着漢末三國以後政治動盪，北方人口掀起了一波波的人口遷徙浪潮。從西晉永嘉之亂、到唐朝時期的安史之亂、到北宋靖康之變，這三次重大歷史事件，導致了中國人口的三次大規模南遷，而西晉永嘉之亂以後的第一次大規模人口南遷，其結果就是加速了淮河和長江流域的經濟開發，從而使得南京作爲南朝的國都，得以堅持近300年。

不得不說，南京的崛起與建都，是以江淮流域的人口遷入和經濟發展爲基礎的。

魏晉衣冠南渡路線，這次人口遷移也標誌着中國經濟重心首次向南移

唐朝安史之亂（755-763年）以後，隨着江淮流域的加速開發，中國的經濟重心不斷南移，當時，黃河中游地區的長安（西安）之所以能在安史之亂以後，仍然維持唐朝的國都地位，其根本原因在於利用隋煬帝打通的大運河，抽調江淮流域的糧食和稅賦，因此才得以延續了100多年的國都地位。

因此，從江淮流域發展的視角，就可以理解爲什麼在1127年靖康之變以後，南宋會選擇在杭州建都。

從區域的角度來說，南京和杭州作爲江淮流域的重要城市，其具有經濟基礎進行建都；但從軍事角度而言，無論是南京還是杭州，他們雖然適合作爲南方政權或地方割據政權（例如五代十國的南唐）的國都，但由於地處東南邊緣，不利於北上爭奪作爲中國政治核心的華北平原。

這就導致了南京和杭州在中國歷史上，始終只是作爲南北分裂時期，或是地方割據政權的國都，而無法升格成爲統一王朝的長久國都，這雖然有明朝建都南京北伐成功的案例，但很快明朝就由於朱棣兵變，改而遷都北京，從另一層面而言，這也說明了南京和杭州雖然作爲經濟要地，卻難以建立持久的軍事優勢和政治優勢。

杭州西泠橋雪景，遠處爲保俶塔

對此有評論說，南京絕大部分時候，都只是分裂時期的國都，一旦中華帝國一統，南京就容易出現“金陵王氣黯然收”的政治局面。

從這個意義而言，曾經作爲三國蜀漢國都的成都，儘管也曾在魏晉南北朝時期建立偏居一隅的成漢政權，五代十國時期建立過前蜀和後蜀政權，但本質上，它也和南京、杭州一樣，只是作爲中華帝國分裂時期的地方政權首都而已，由於地處邊緣，人口、經濟、軍事等各個因素限制，而難以成爲中華帝國的核心國都。

二元帝國的恢弘原點

儘管開國皇帝朱元璋以南京立都起家，但明朝（1368年-1644年）建立僅僅31年後，隨着老父親朱元璋的去世，鎮守北平（北京）的燕王朱棣就發動叛變，最終歷經四年，於1402年攻佔應天（南京）篡奪帝位。

朱棣奪位後，出於迴歸自己起家的“龍興之地”考慮，於是開始謀劃遷都北京。朱棣篡位後19年，公元1421年，朱棣宣佈正式遷都北京，此後，北京作爲中國國都的地位，除了在民國時期（1912年-1949年）有所反覆外，其他時間基本均系中國首都。

以當時的大背景來看，朱棣選擇遷都北京，也有出於民族鬥爭的角度考慮，元朝雖然在1368年退出大都（北京），但殘餘的北元仍然勢力雄厚，此後北元一直到1388年才取消國號，其各部落雖然此後陸續分裂，但仍然保持着雄厚的軍事實力。

朱元璋在世時，就曾經多次派兵北伐追擊北元殘餘，朱棣奪位後，也曾經多次從北京出兵北伐蒙古，其本人更是在1424年死於北伐蒙古回師途中。

北京地形示意圖

從經濟地理角度而言，元明清時期的北京之所以能維繫國都地位，主要有賴於京杭大運河等交通運輸要道，通過大運河，來自南方的財糧稅賦得以源源不斷地供應北方，從而支撐了資源相對匱乏的北京的發展。

從軍事地理角度而言，由於位處遊牧民族與農業民族交界地帶，朱棣遷都北京，就使得此後明朝的國都一直處於軍事戰爭的前線，可謂“天子守國門、國都作邊塞”。

不過，北京東邊與南邊都是華北平原，一馬平川無險可守，這就使得明朝時，蒙古人和後來的滿人屢屢突破長城、兵臨北京城下，1449年在土木堡之變中，胡亂北伐的明英宗更是被蒙古人俘虜，成爲後世笑話，而1644年清兵在突破山海關後，幾乎沒花什麼大力氣，就輕易攻佔了北京，成爲滿人此後入主中原的開始。

對於北京作爲首都，在遊牧民族與農業民族對峙時期所內含的嚴重軍事缺陷，史學界也有觀點認爲，中華帝國從秦朝到宋代，一直都是以農業民族的視角去觀察世界，而所謂北京是邊境城市的觀點，其落點就是從傳統的農業民族格局去看待世界的。

今天的世界史學界流行一個觀點，就是很多史學家都認爲，真正的全球化大歷史，其實是從蒙古帝國開始的。

當初，從成吉思汗開始，蒙古人東征西討，建立了一個橫跨歐亞大陸的超級帝國，所以，以元朝爲核心的蒙古帝國，本質上是一個跨越農業民族和遊牧民族視野，真正將歐亞大陸的農業民族和遊牧民族整合在一起的世界級帝國。

這對青年和中年時代都在北京居住的朱棣，無疑有着深刻影響。

北京西山晴雪

因此，作爲就藩元大都北平（北京）的燕王，蒙古人的世界性視野，深刻影響了燕王朱棣。也因此，朱棣之所以選擇從南京遷都北京，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他的視野和規劃，是超越以黃河、長江爲中心的傳統“中國”地區，而放眼於整個歐亞大陸。

在朱棣的心底，他夢想的是做一個像唐太宗那樣的“天可汗”，以及忽必烈式的超級帝王，建立一個真正統治歐亞大陸、超越“華夷”的共同體，一個“四方來朝”的強盛帝國。

可以說，正是因爲朱棣的遷都北京，使得後來的清朝有機會征服了蒙古和新疆以及今天的中亞地區，從而建立起了一個跨越民族和文化的超級帝國共同體。

北京故宮

1644年，清軍入關後，正是依據北京身處遊牧與農業交界地帶的便利，從而建立起了一個橫跨遊牧和農業地區的遼闊帝國，而北京，本質上就是滿清這個二元帝國的核心點，向南，北京是農業帝國的國都，向北與向西，它又是大汗之地。

就這個層面看，以北京爲中心的明朝和清朝，其疆域國土雖然曾經被掠奪削弱，但其建立的二元世界的主體部分仍然遺留至今，從而成爲後來的中華民國和新中國的立國根本。

所以，朱棣遷都北京，也有其宏偉意義。按照英國廣播公司在其2017年製作的紀錄片《紫禁城的祕密》中的說法是，朱棣定都北京，奠定了現在的中國在國際上的大國地位。

北京CBD：528米的北京最高樓“中國尊”（中信大廈）、國貿中心、央視總部大樓等在此匯聚

從這個意義而言，我們觀照中國歷史上的十大古都，探討它們賴以立都的政治地理、軍事考量、生態環境、經濟基礎、交通物流和人口流動、歷史變遷，本質上，也是在追尋一部恢弘的中國史的內生源泉，這也是一種由實到虛、由內到外的發散與思索。

國都既是具象又深含奧義，本質上，它就是一部濃縮的中國史。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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