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催收業掀起風波。5月25日深夜，湖南永雄資產管理集團（以下簡稱“永雄”）在公衆號發佈《告全體員工書》稱：集團決定從今日（5月25日）起停業，集團相關部門即日起將商討善後事宜。

永雄的主營業務是催收逾期貸款，2022年營收8億元，集團旗下員工最多超萬名，號稱“中國最大的拖欠信用卡應收賬款催收服務提供商”。

上述告員工書稱，自今年4月以來，該集團先後有179名員工被安徽警方跨省抓捕，其中3人因尋釁滋事罪被批捕。

催收巨頭倒臺，不少同行譁然。“現在是人人自危”，一位催收公司高層對界面新聞說。

公開信息顯示，近年來，各地催收人員因使用非法獲取公民個人信息、冒充公檢法、舉報投訴等違規違法催收手段，多次被司法機關打擊。而此次“巨頭被端”，在不少業內人士看來是“釋放一種信號”。

永雄總部大樓坐落在長沙嶽麓區芯誠科技園的西北角，這棟灰色辦公樓在園區衆多大樓中並不起眼，只在臨街的兩面牆體上高懸公司招牌。在園區裏工作的人們，對它的瞭解也僅限於“員工很年輕”“給人催債”的公司。

業界巨頭永雄，創立者譚曼一手成就了它。在成立永雄之前，譚曼已經在律所跟貸款催收相關工作打了12年交道。

公開資料顯示，2002年，取得湘潭大學法學博士學位的譚曼，進入廣東天倫律師事務所，從事訴訟催收工作。“他那時每天騎個自行車到處去要賬。”一位接近譚曼的永雄前高管說。

兩年後，譚曼加入廣東信孚律師事務所，以律所金融業務部負責人的身份爲客戶處理資金信譽管理、財產安全保護等法律問題。

在當時，這是一個新興市場，體量龐大，自帶鮮明的時代光環。自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爆發以來，銀行等金融機構的不良債權和不良資產數量迅速積累。1999年，國內相繼設立華融、長城、東方和信達四大資產管理公司，分別接收來自工、農、中、建4大國有商業銀行的不良貸款。

進入21世紀後，我國信用卡市場迅猛增長。應對小額不良欠款的民間信貸催收企業也開始湧現，並被准許列入商事登記，催收行業應運而生。

譚曼正是趕上國內催收行業發展的第一波浪潮。

2005年2月，譚曼成立佛山市天曼投資諮詢有限公司，主要從事車貸清收法律服務。上述永雄前高管說，譚曼發現，催收服務工作不一定要由專業律師來幹，訴訟催收手續繁瑣、流程長，並沒有專業催收公司的效率高。於是，譚曼在2006年回到長沙創辦裕邦律師事務所，試水“法律服務公司化”。憑藉着譚曼在催收行業的積累，裕邦律所在兩年之內佔據了湖南個貸催收行業80％的市場份額。

2013年，互聯網金融興起並快速發展，隨之而來的是市場上更多不良資產需要處置，引發了催收行業發展的第二波浪潮。

譚曼於次年註冊成立湖南永雄資產管理集團，正式從律所的訴訟催收業務轉軌到催收公司可承接的非訴催收業務，並在行業發展下，短短几年帶領永雄成爲國內催收行業巨頭。

上述永雄前高層說，巔峯時期，永雄在全國開設有40多家分公司——甚至遠在西藏，員工接近17000人，每個月承接的逾期催收金額達600億，僅長沙就有4個作業中心。

一位永雄前員工描述作業中心的場景：“一層樓密密麻麻坐着上千催收員，打電話怒吼的，罵孃的，各種聲音都有。”

永雄在頭部催收公司裏的獨特性，在於其專注於長賬齡資產（長期無能力還款或無意願還款的逾期資產），俗稱催收中的“癌症業務”。面向的催收對象是久拖不還的“老賴”。這部分業務催收難度高，回報也高。一位業內人士說，永雄催收員的提成在10%左右，在催收行業裏屬於頭部水平。

多位永雄前員工稱，公司爲總監級別以上的員工配車，爲副總裁配別墅。公司裏很多二十多歲、業績突出的女員工，一年下來能賺二三十萬，在長沙早早買車買房。

自信、強硬，多變，多位跟譚曼共事過的永雄前高層如此評價他。另一位永雄前高管說，公司管理層員工90%以上是中專、大專畢業。在譚曼的管理下，永雄從組織構架到企業文化都接近軍事化。“（譚曼）喜歡到處調人，不管業績好壞，管理層在一個地方做兩個月就被調去另外一個區，當天晚上開會，第二天就要去到現場。”公司內部有一句“永雄人隨時準備出發”的口號。

而公司組織構架接近步兵的“三三制”班組構架，3個組爲1個部，3個部爲1個業務集團，1個作業中心最多有40-50個業務集團。每個作業中心除了有1名業務總經理外，還配有1名政治總經理，專門爲員工做思想輔導工作，上述高管說：“天天打電話，有的員工也會有心理問題，老是罵人或是情緒不穩，（政治總經理）就找他談談心，疏導疏導。”

2015年，永雄籌備登陸新三板。但他沒抱太大的希望，“因爲國內輿論環境一說到催收，就聯想到黑社會討高利貸、賭債等，行業形象很不好。”上述前高管回憶。

2019年，永雄轉而在美國謀求上市。上述永雄前高層回憶，籌備上市期間，集團在多地擴張籌建分公司，同時關閉多家拿不到工商執照、業務不合規的分公司。

“當一批員工興奮地抵達美國，準備上市敲鐘的頭一天晚上，譚曼卻臨時決定撤回上市。”他說，主要原因是沒有達到所期望的1億美元募集資金目標。公司在香港和美國兩地路演，獲得的機構投資者並不多，“在法律上有灰色系帶，機構都不敢做這種冒險的事。”

永雄無緣“國內催收第一股”後，譚曼以個人利潤分紅的形式賠償了戰略投資者約3億元人民幣。

這是發生在2019年後的事。但在2018年，危機早已出現。在那一場聲勢浩大的掃黑除惡行動中，永雄主動撤除了15家分公司，“有些地方工商執照沒辦下來”，上述高管說：“一些地方公安比較嚴格，比如那時候北京、深圳都撤了。”

事實上，監管層面對"軟暴力催收"等違法犯罪行爲的整治也日漸趨緊。

2022年9月，公安部聯合銀保監會等9個部委發佈通知，在全國開展對軟暴力催收、黑惡勢力組織等進行打擊和整治。

2023年2月16日，在全國公安機關打擊懲治涉網黑惡犯罪專項行動電視電話推進會上，軟暴力催收被作爲重點打擊對象之一。

2023年5月27日，界面新聞記者來到永雄長沙總部，多位安保人員在前後門把守，一樓大廳裏陳列的幾十塊榮譽牌匾，展示着這家催收巨頭的昔日輝煌。永雄宣佈停業後，前臺一位安保人員告訴界面新聞記者：“內部對員工的說法是放假到6月30日。”

多位接近永雄的人士表示，譚曼對集團風控、業務合規管理得十分嚴格，永雄旗下有一家律師事務所專門處理集團的法律風險，“這是一家催收公司的命脈。”

一位在永雄工作了5年的行政員工說，永雄在員工入職簽訂的勞動合同中印有“九大禁令”“合規制度”，明令禁止催收員在工作中使用冒充公檢法、黑社會性質的暴力軟催收、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等9條違規違法操作，“厚厚一沓，二三十頁”。

合規合法催收是入職培訓的重點。此外，公司每週、每月都開展制度學習和合規培訓，告訴員工哪些催收話術不能用，哪些引發了欠款人投訴，處罰措施是什麼，全國分公司通過廣播線上參會。

從現有相關案件判決來看，催收行業通常會觸碰兩條法律紅線：

一是買賣公民個人信息，一名催收行業人員告訴界面新聞記者，爲了掌握欠款人更多的有效信息，催收人員會從特殊渠道購買其親屬朋友電話、工作單位等信息，“快遞公司、電信運營商、電商平臺等都可能是這種特殊渠道”。

二是軟暴力催收，爲了催收回款，催收員有時會採用辱罵、威脅、恐嚇等軟暴力催收方式，給債務人造成心理壓力。

在永雄總部，一個由七八十人組成的監察部，會對集團所有催收員的錄音做品質抽檢，還會定期檢查催收員手機，一旦發現催收員使用不合規的催收方式，對方輕則會被通報罰款，重則被開除或扭送警方。

一位在永雄工作過的催收員說，公司電腦安裝有內網，欠款人的信息不能傳播泄露。電腦上安裝了軟件，監測到催收員在電話裏罵人就會彈窗警告。

界面新聞記者獲取的一份永雄內部文件記錄：永雄明文告知員工會違反監管和法律的催收行爲，並組織員工學習有關“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的法條，員工要簽署“依法合規作業行爲承諾書”，並畫押。

安徽警方此次帶走永雄4家分公司共179名員工，界面新聞記者就其可能涉嫌的罪名諮詢一位永雄前管理層，她並未正面回答，只是說“譚總法學出身，他不可能在合規方面犯錯誤。”

界面新聞記者致電永雄創始人譚曼，電話無人接聽，此後界面新聞致電永雄總裁周雄——他也是譚曼妻弟，對方婉拒接受採訪。

但在催收業務的實際操作中，又是另一番景象。

王靜（化名）是永雄西南某分公司的前催收員，入職永雄前，當地派出所帶她去做了聲音記錄，她說：“警方怕我們在電話中恐嚇或威脅欠款人。”此後兩天的入職培訓中，人事同事反覆強調工作要合規，每位員工要學習“九大禁令”“合規制度”等一系列資料。

永雄“九大禁令”的第一條是，催收員禁止給欠款人打電話時冒充公檢法。但王靜說，一些同事會變個法子跟欠款人說自己是某單位的法務處，“總之會繞幾個彎，很靈活。”

王靜所在分公司的催收員底薪只有2500元，人們都很明白，主要收入是那10%的提成。她觀察到，公司裏業績做得好的員工“說話會不太好聽，聲音比較大”。員工工位捱得很近，大家每天討論的是哪個人欠了多少錢、怎麼和他溝通，"怎麼罵他"，“整個公司負能量比較重。”她說。

在每週一的全公司大會上，領導會對王靜所在的分公司700多名員工講話，提醒催收員不能威脅或恐嚇欠款人。但在私底下，領導又請來業績突出的員工“分享”催款經驗。她記得“有個同事催回了16萬，打破了公司當月單筆還款最高記錄，他跟我們說，就是不停地給欠款人的同事、孩子的學校老師和同學家長打電話騷擾。”

王靜所在分公司承接的，是逾期一兩年以上的長賬齡不良資產項目，欠款人還款意願低，一般早已更換了手機號。據王靜回憶，公司領導便告訴他們去買欠款人的其它信息，比如孩子就讀的學校、父母伴侶的工作單位等，一些欠款人聽到催收員掌握了這些信息，會非常害怕並主動還款。“有一次我同事找到欠款人的工作單位後，給他點了一份外賣，讓外賣員到達現場後打開手機擴音器，欠款人的所有同事當時就知道他欠了錢。”王靜說。

“我們自己沒有途徑買欠款人的額外信息，就通過我們的部長、集團副總去給我們買，每個分公司都有這個特殊渠道，家庭地址、配偶的工作單位、小孩的年齡和就讀學校等，買下一個人的完整信息需要50-80元”，王靜說：“買信息的錢是我們自己單獨轉給部長的，以微信轉賬的形式，這樣就切割了個人行爲和公司行爲。”

而另一邊，公司會定期檢查催收員手機裏有沒有收集欠款人信息的痕跡，如果查到就會罰款，並聲稱情節嚴重的話會開除或報警。“但如果催不回款，公司又會私底下教我們怎樣收集更多欠款人信息，不然我怎麼會知道怎麼做呢？”

跟王靜在同一家分公司的同事謝亞琴（化名）表示，平均接到100條催款單子，“能催回5到6筆欠款就很不錯了。”員工績效是回款的10%，有20%的員工每個月能拿到1萬以上，30%的員工基本只能拿底薪，其他員工的工資一般在5000元左右。

行業數據顯示，逾期達12個月以上的三級逾期款，行業平均催回率爲0.5％左右，而永雄80%以上的業務是三級逾期款。

王靜在永雄的那段日子，基本靠每人500元的內推獎勵，來彌補績效工資的不足。她坦言，“之前我也因爲資金週轉不開欠過信用卡，被打電話催着還錢，永雄領導教我做的一些事情我不太喜歡。”僅工作半年，她便辭了職。

面對一線催收員“上有政策，下有對策”遊走在法律邊緣，上述永雄前行政員工坦言，永雄做的是催回難度最大的長賬齡資產，“（公民）信息肯定要買，因爲它（的欠款人）95%都聯繫不上。”她認爲，還有一部分原因是中層管理者有很大的業績競爭壓力，所以會“縱容”手下一線催收員。

另一位接近譚曼的永雄前高層並不諱言：公司太大了，一線催收員遍佈全國各地，多多少少管不過來，肯定會有人觸犯暴力催收、買賣公民個人信息等法律法規。

界面新聞記者在裁判文書網上檢索發現，近些年，永雄催收員涉及多起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的案件。

2018年10月，湖北十堰中院判決的一起涉及從公安、計生辦、銀行、滴滴客服等人員處買賣公民個人信息的大案中，其中4名被告人或爲永雄公司員工，或曾在永雄工作，涉案人員被判處10個月到3年6個月不等的有期徒刑並處罰金。

2019年6月，廣州荔灣法院判決的一起利用中國聯通內部系統非法查詢公民信息案中，從永雄辭職後在聯通公司當客服的陶某，將公民手機號以5元一條賣給多個債務催收員，因犯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他被判處有期徒刑1年6個月，並處罰金人民幣2萬元。

2020年9月，貴州貞豐縣法院一起涉及2萬條公民信息買賣案中，永雄溫州分公司員工萬某爲催討債務，將21774條含有公民身份證和姓名的公民信息提供給蘭某，以獲取這些身份名下的手機號，他的花費是2.5元/條。蘭某則以每條2元或1.5元的價格從移動公司員工劉某處購買這些公民信息。法院認定，萬某支付2.6萬，利用這些號碼催債獲得提成0.7萬元。

上述接近譚曼的永雄前高層還認爲：“走到今天跟他（指譚曼）性格也有關係，獨斷專行，實際上沒有真正地管起來，有些員工做一些事相當於也睜隻眼閉隻眼，沒有那麼用心地去把風控真正做好，所以導致有些把柄被別人抓住了。”

作爲另外一條法律紅線，軟暴力催收杜而不絕。據裁判文書網記載，2017年6月，貴陽市南明區法院判決過一起永雄員工催收中編造虛假恐怖信息的案件。此案中，爲催回貴陽市駕駛員沈某強歸還欠款，永雄催收員撥打貴陽市報警電話，謊稱沈某強在其駕駛的19路公交車上裝了炸彈，導致貴陽警方啓動緊急措施排爆，結果未發現爆炸裝置，造成較大經濟損失，被告人陳某被判處有期徒刑一年。

催收行業裏觸犯軟暴力催收紅線的不止於永雄一家公司。2020年12月24日，公安部通報利用信息網絡實施黑惡勢力犯罪十大典型案例。其中江蘇泰州“6·17”網絡軟暴力催收案中，催收人員採取電話轟炸、短信轟炸、假裝上門、發照片恐嚇等方式對網貸借款人實施軟暴力催收。“甚至出現連續5天以不間斷電話轟炸等手段騷擾泰州某醫院，導致該醫院急救中心癱瘓，行政和醫務服務無法有序開展。”

6月1日，界面新聞記者來到永雄邵陽分公司，1700多平方米的辦公室場地已是一片廢墟，物業人員正在拆卸桌椅。該場地的房東對界面新聞記者說：“邵陽分公司最多的時候有400多名員工，是這棟寫字樓裏的明星企業。”

該辦公場所位於某商圈一棟寫字樓的18層，樓道里仍擺放着《個人信息保護法》宣傳牌，製作方顯示是永雄集團。

“四年半合作了，（永雄在邵陽）一直沒出過問題。”該房東對界面新聞說。

一位永雄前管理層說，在此之前，永雄分公司被警方抓一處就關一處，前後關了近20家，“關閉一家分公司主要考慮的是業務合規問題，怕當地公安處理，就算了。有的分公司開業不到半年，電腦、桌子都是新的，關了就直接扔掉，浪費幾千萬，再重新找地方開新公司，又花幾千萬。”

據《安徽商報》報道，目前永雄資產案件由安徽阜陽警方負責辦理。對於永雄在其發佈的《告全體員工書》中質疑的安徽警方異地辦案違規情況，安徽阜陽警方相關負責人對《安徽商報》記者表示：“異地辦案肯定是掌握了相關的線索，不存在違規的情況。”界面新聞記者多次致電安徽阜陽警方，無人應答。

界面新聞記者就安徽警方異地辦案情況致電邵陽市公安局，對方回覆稱，此次辦案是公安部統一部署到湖南省公安廳的，跟邵陽警方沒有關係。

招股書顯示，永雄的營業收入主要來自於信用卡催收業務，合作客戶主要爲商業銀行及消費金融公司，主要客戶包括中國最大的10家銀行的7家，但這7家銀行的具體身份並未公開。

據報道，招商銀行湖南省分行副行長、紀委書記姚自力曾出席永雄2022年度總結表彰大會併發言。據銀行內部人士向界面新聞記者透露，招商銀行跟永雄曾有較多業務往來，這兩年業務慢慢減少。此次事件發生後，銀保監會通知招商銀行湖南長沙分行等銀行開展催收業務自查。界面新聞致電招商銀行長沙分行辦公室主任電話，對方婉拒採訪。

多位催收行業人士呼籲，國內催收行業需要立法。一位催收公司高管對界面新聞說：“現有法律保護了欠款人的權益，卻沒有保護催款人的權益。”

以催收行業“最大的痛點”——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爲例，他說：“銀行提供給催收公司的欠款人電話號碼有可能是空號，爲了催款，催收員只能走歪路子，找特殊渠道買欠款人其它個人信息，繼而侵犯了公民個人信息，但如果只有一個打不通的手機號，催收員怎麼催？他們也要完成業績喫飯啊。”

而另一方面，現存不良資產規模決定了催收行業將長期在市場上存在。

中國人民銀行數據顯示，截至2022年四季度末，商業銀行不良貸款餘額爲2.98萬億元，不良貸款率爲1.63%。同時，全國信用卡逾期半年未償信貸總額爲865.80億元。

爲破解欠款人信息修復難的瓶頸，部分金融機構、催收機構正在聯合通信運營商推動“三網修復、失聯連通”模式，即移動、聯通、電信三大通信運營商依託自身數據，在確保數據隱私安全的前提下，通過加密身份證號碼發現失聯人當前活躍的手機號，再通過虛擬號外呼的方式爲銀行、催收機構等提供失聯用戶觸達服務。

在永雄宣佈停業次日，5月26日，中國中小企業協會不良資產清收專業委員會發布倡議書：一是倡議各催收企業嚴格遵守《個人信息保護法》，合規作業不踩紅線；二是呼籲執法部門理性、客觀看待催收行業，既要打擊暴力催收、侵害公民信息安全的害羣之馬，也要保護合法合規經營的催收公司；三是呼籲有關部門進行催收行業立法，讓催收企業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2017年5月，譚曼與母校湘潭大學合作，捐資1億元設立湘潭大學信用風險管理學院，並擔任創始院長，旨在培養信用風險管理方面的人才。此外，譚曼以第一作者身份發表《中國債務催收行業立法論綱》等多篇探討催收立法的學術論文。 上述永雄前高層說：“他做這些事不是爲了爭風頭，是想切實推動這個行業的陽光化發展。”

一份關於貸後催收的國家標準正在業內廣泛徵求意見。5月15日，中國互聯網金融協會（下稱協會）在北京召開“催收國家標準研製與催收業務規範健康發展”工作會。《互聯網金融個人網絡消費信貸 貸後催收風控指引》（下稱《催收標準》）或將於今年8月出臺。

協會相關部門負責人此前在接受第一財經採訪時表示，此次標準制定最主要的出發點是根據催收的業務本質制定規範，平等的保護債權人和債務人的合法權益。

“催收行業良莠不齊，確實存在暴力催收、頻繁騷擾債務人等問題，也出現過一些比較惡劣的刑事案件，目前行業有污名化的趨勢。但催收從業務本質上來說，是貸後管理的重要內容，催收本身也是一個很古老的行業。”該負責人表示，當前需要制定標準來指導金融機構和第三方催收機構應該怎麼做，也讓債務人知曉自己有哪些責任和權利，明晰各方邊界。

“催收行業是市場需求，肯定會存在，只是如何去規範的問題。”上述催收公司高管表示，催收行業呼籲立法和監管，希望實現合理的政府引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