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朱穎

　　[ 重商主義的基本主張體現爲：確立了以財富增長爲優先目標的新價值觀，將國家財富增長與國家實力增強合二爲一，相信對外貿易是實現財富增長的關鍵手段，強調外貿的一個關鍵目標就是獲得順差，培植長遠的工業生產力，注重勞動就業。 ]

拜登談論“拜登經濟學”不包括美國對外貿易政策，但美國這樣的國家能沒有對外貿易政策嗎？僅美國的國內政策必然外溢至其他國家，以《基礎設施投資和就業法案》爲例，該法案一個部分是“建設美國、購買美國法案”。購買美國法案規定，基礎設施項目所承擔的所有聯邦財政援助必須優先採購美國貨。這不就是赤裸裸的貿易保護主義嗎？

4月27日美國國家安全顧問傑克·沙利文全面闡述了拜登政府對外貿易政策框架，他提出了連接美國國內經濟和國際經濟的政策框架。沙利文的國安身份講美國對外貿易政策表明，美國的對外貿易政策已演變爲把國家安全和對外經濟結合起來的概念。這個演講在國際上引起了很大的反響，依據這個演講可預判國際經濟格局的變化。把美國對外貿易政策置入“拜登經濟學”是理所當然的。

傑克·沙利文宣告“華盛頓共識”死亡

第一，“華盛頓共識”和新自由主義的終結。與上世紀90年代轟轟烈烈經濟全球化相伴隨的是新自由主義盛行，在這個背景下醞釀出了“華盛頓共識”。“華盛頓共識”這一術語是由曾擔任世界銀行經濟學家的約翰·威廉姆森發明的。1989年美國國際經濟研究所邀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機構在華盛頓召開了一個研討會。威廉姆森執筆寫了“華盛頓共識”，系統地提出指導拉美經濟改革的10項主張。

按照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斯蒂格利茨的概括，“華盛頓共識”是指這樣一種教條：“主張政府的角色最小化、快速的私有化和自由化”。斯蒂格利茨還認爲：“財政節儉、私有化和市場自由化是貫穿上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華盛頓共識’的三個支柱。”由22個發達國家的經濟學家成員組成的里斯本小組認，全球化有三大推動力，即自由化、私有化、放棄經濟管制。這是“華盛頓共識”的另一種表述方式。

隨着拉美左翼政治勢力的抬頭及反對“華盛頓共識”，華盛頓共識隨即失去作用，拉美逐漸推行較自主性的經濟政策。但倡導經濟全球化的新自由主義沒有隨“華盛頓共識”的死亡而消失。相反，2000年在華盛頓比爾·克林頓發表敦促國會接納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的演講，企圖把中國納入新自由主義軌道。4月27日沙利文的演講標誌着“新華盛頓共識”誕生，也宣告美國已不再接受單純追求經濟效率的全球化。從這點上看，新自由主義失敗了。

第二，沙利文兜售“新華盛頓共識”。4月27日沙利文闡述了美國面臨的四個挑戰，第一，美國的工業基礎已經被掏空。在追逐市場效率下，美國戰略物資的供應鏈轉移到海外，工作崗位喪失。第二，適應地緣政治和安全競爭所定義的新環境。全球化一味追求經濟相互依賴已經變得非常危險，經濟相互依賴的國家間並不保證和平。第三，氣候危機加速，迫切需要清潔能源轉型。第四，不平等對民主的危害。

沙利文所言的四個挑戰等於代表美國政府宣告全球化給美國帶來了危害。近幾年，揚言全球化給美國工人帶來損失的呼聲一直很高。具有代表性的觀點是2017年美國經濟政策研究所的報告。報告認爲，2001年至2015年，美國對華貿易逆差的增長導致340萬人失業。2016年特朗普意外當選總統，從一個側面說明了美國社會忽視了全球化累積的負面影響。

面對四個挑戰，沙利文提出了四步發展戰略：第一步是用現代美國工業戰略在國內奠定新的基礎。第二步是與合作伙伴合作的戰略。建設供應鏈的彈性和安全性。第三步要超越傳統貿易協議，建立新的國際經濟夥伴關係。美國需要一種新的方法。貿易政策需要的不僅僅是關稅削減，貿易政策還需要完全融入美國在國內外的經濟戰略。第四步是動員數萬億美元的投資進入新興經濟體。沙利文把美國對外經濟戰略的願景描繪爲，建立新的國際經濟秩序，並稱之爲“新華盛頓共識”。

美國貿易辦公室闡述對外貿易政策

在《2023貿易政策議程和2022年度報告》中指出，拜登政府承諾“自下而上、自中而外”地建設經濟。美國的貿易議程將繼續側重於爲美國工人和家庭創造新的機會，同時支持和加強中產階級，並在整個美國經濟中創造高薪就業機會。6月15日，美國貿易代表戴琪在一個闡述拜登政府貿易政策的講話中說，以往追求效率和低成本的貿易自由化政策導致了供應鏈的脆弱和高風險以及不可持續的全球化。

戴琪說：“我們的貿易政策將工人置於其中心，以反映這樣一個現實，即享受廉價進口商品的消費者也是工人。”傳統的自由貿易協定導致搭便車，加大美國的脆弱性。美國現在需要解決的問題在一定程度上就是由傳統的貿易協定導致的。戴琪今年1月份在達沃斯論壇上表示，世界需要轉向一個旨在促進包容性、彈性和可持續性的新貿易體系，並聲稱美國在建立“新世界經濟秩序”。

剖析拜登經濟學框架內的對外貿易政策

第一，“拜登經濟學”的實質是重商主義。“新華盛頓共識”和“以工人爲中心”的對外貿易政策都是“拜登經濟學”的產物。拜登追求美國經濟實力表現爲沙利文所言的四個挑戰，四個挑戰的實質是對美國經濟實力削弱的警告。“拜登經濟學”倡導“自下而上、自中而外”的原則落實爲“以工人爲中心”的對外貿易政策。在沙利文和戴琪闡述美國對外經濟政策時始終圍繞美國的國家安全，把安全置於經濟利益之上。

“拜登經濟學”倡導的對外貿易政策是對美國幾十年倡導自由貿易的一次顛覆，其實質是迴歸重商主義。重商主義不是簡單的貿易保護主義。拉斯·馬格努斯所著《重商主義政治經濟學》指出，重商主義是一種內容寬泛且自成一格的經濟理論和政策實踐。重商主義的思路大體一貫且清晰：關於國民財富的增長和國家實力的增強；關於貿易順差的實現和金銀錢財的積累；關於本國工業的扶植和國內就業。

重商主義曾廣見於歐美國家，盛行於16~18世紀，而不同時期的理念闡發與政策實踐有着不同的側重。重商主義的基本主張體現爲：確立了以財富增長爲優先目標的新價值觀，將國家財富增長與國家實力增強合二爲一，相信對外貿易是實現財富增長的關鍵手段，強調外貿的一個關鍵目標就是獲得順差，培植長遠的工業生產力，注重勞動就業。重商主義把國家的繁榮與生產力等密切聯繫起來思考政策取向，貿易保護主義只是諸多政策工具中的一個。

對照昔日的重商主義，拜登經濟學是21世紀重商主義的升級版。對內實施一套國會授權的產業政策，對美國關鍵的產業和基礎設施提供稅收在內的廣泛支持。拜登經濟學將國家實力與安全、軍事、工業和技術聯繫起來，對外使用貿易政策作爲一個工具。拜登經濟學的新重商主義主題表明，產業政策很重要，吸引私人投資到美國會得到美國的鉅額補貼，國家安全必須優先於市場力量。

第二，美國政府迴歸重商主義的國內外背景。2008年的金融危機削弱了美國對自由放任經濟的信心。美國國內民衆對全球化的負面影響佔據了相當大的比重，從而成爲特朗普上臺執政的社會基礎。

從國際背景看，美國領導的冷戰後自由主義國際秩序已經終結。美國知名的國際關係學者米爾斯·海默認爲，尋求最大限度地減少全球貿易和投資壁壘的高度全球化導致整個發達國家失去就業、工資下降和收入不平等加劇。這些麻煩隨後演變成政治問題，進一步削弱了西方世界內部對自由主義秩序的支持。另一方面，高度全球化幫助其他國家變得強大，導致單極格局不復存在，終結自由主義秩序。以羅伯特·基歐漢和約瑟夫·奈爲代表主張的新自由主義相互依賴理論已經被現實的國家關係擊碎了。

三個歷史事件粉碎了華盛頓對新自由主義的許多幻想。第一個是2008年金融危機。金融危機促使人們清楚地看到，美國貧富差距在拉大。法國經濟學家托馬斯·皮凱蒂表示，美國現在正面臨着發達國家中最嚴重的收入不平等。第二個是特朗普對中國開打貿易摩擦，使美國兩黨認識到：中美兩國的經濟體制不兼容，而美國無法改變中國選擇的道路。第三個是新冠疫情全球大流行，揭示了全球化供應鏈脆弱性。

2016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發表的論文也指責“新自由主義”導致不平等和市場不穩定。該論文對新自由主義理論的批評之處主要集中在兩點：一是財政緊縮政策，二是不同國家之間的資本自由流動。特朗普政府首先告別了新自由主義，曾任貿易代表的萊特希澤深知多邊貿易體系的弱點，拒絕任命WTO上訴法院法官，導致WTO上訴機構的癱瘓，這是美國告別全球化的一個重大信號。

拜登經濟學對中國的影響

拜登經濟學很大程度上與中國崛起密切相關，沒有中國崛起，即使有拜登經濟學也不會是現在的拜登經濟學。美國信息技術與創新基金會一直說中國政府實施重商主義政策，多年前中國也有一些學者發表論文探討重商主義的得失。1988年《求是學刊》刊登了題爲“論中國經濟改革的重商主義羈絆”文章。中國商務部主辦的《國際貿易》雜誌2003年第3期刊登題爲“擺脫重商主義——反思中國的對外開放政策”。

這些說法都可以商榷，但拜登經濟學下的政府幹預經濟方式是否抄襲中國的作業有待於拜登政府的證實。拜登經濟學的出籠對中國有重大影響。在觀察這些影響之前，首先要弄明白拜登經濟學下的對華貿易政策是什麼。

沙利文4月27日的演講把拜登經濟學主導下的美國對華貿易政策講清楚了。第一，接受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所言的“去風險”和“多樣化”，而不是脫鉤。事實上，美國繼續與中國保持着非常密切的貿易和投資關係。第二，在涉及安全和軍事敏感問題上，美國對華實施出口限制措施。對向中國出口的最先進的半導體技術實施了精心定製的限制。這些限制是以直接的國家安全問題爲前提的。

依據沙利文講的兩點原則去觀察美國財長耶倫中國之行，成敗得失一目瞭然。依據沙利文講的兩點原則去觀察中國與歐盟的經貿關係，基本上也是按照這個思路在演進。以此類推，中日經貿關係、中韓經貿關係、中澳經貿關係和中加經貿關係基本上都在朝這個方向演變。

（作者繫上海師範大學天華學院商學院經濟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