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新鍍金時代的“離經叛道”

中國讀者通過《從0到1》認識了彼得·蒂爾這位硅谷教父級人物，也通過他和埃隆·馬斯克的交往瞭解到當年“PayPal黑幫”在硅谷的影響力。相對於馬斯克成功地持續創業，蒂爾則轉身成爲投資人和導師，收穫了一批年輕的門徒，包括今年大紅大紫的OpenAI首席執行官山姆·阿爾特曼、大數據分析公司帕蘭提爾的首席執行官喬·朗斯代爾，以及在線支付公司Stripe的創始人帕特里克·克里森等。

《彭博商業週刊》專欄記者查夫金的這本《逆勢者：彼得·蒂爾傳》，可以豐富我們對硅谷、對創新、對商業成功帶來的影響力，對美國政商互動的認知。蒂爾是多重身份、多重光譜的合集：白手起家的億萬富翁、離經叛道的創業者、洞若觀火的戰略投資家（準確地預測了2008年金融危機的爆發，卻沒有像《大空頭》裏描述的那些人那樣通過做空賺錢）、繼喬布斯之後的硅谷教父（包括臉書創始人扎克伯格在內的不少創業者的引路人）、《從0到1》的佈道者（強調創業的目標是找到壟斷的市場並構建維護壟斷的護城河）、富可敵國的風投家、特朗普在硅谷的知音、新時代數字軍工複合體的塑造者（創建了帕蘭提爾）、用金錢碾壓媒體的大亨（爲了報復媒體爆料他爲同性戀）、擔心世界毀滅的偏執狂（在新西蘭修建地堡）、追求長生不老的顯貴、鼓吹解構政府在海上構建沒有監管的“伊甸園”的自由意志主義者、極少數出櫃的共和黨人（保守派歧視同性戀，反對同性婚姻）……

蒂爾身上所具備的這種少有的多樣性，被查夫金稱爲“逆向思考者”，或者矛盾綜合體。他和一個世紀前美國鍍金時代的強盜大亨有類似之處，都鼓吹壟斷帶來的超額利潤，運用超級財富施加政治影響，成爲密室政治的幕後金主以確保自己的商業利益，精明地投資而變得富者恆富。

但蒂爾身上也有鮮明的時代烙印，他和他的門徒在推動科技變革中收穫了億萬財富，其致富之速歷史罕見，這也讓他有更多時間超越財富，在思想界留下自己的遺產，當然也有更多財富去塑造他理想中的未來，推動社會的改變。

西方商業語境中的“學而優則仕”通常指向哲人王這一終極目標。成功的商人希望自己留給未來的遺產不只是商業傳奇，更有影響後世的思想。蒂爾顯然有類似的抱負。問題是，他有機會成爲新鍍金時代的“哲人王”嗎？通過梳理蒂爾的經歷，我們能對美國科技公司主導的金權世界有更透徹的理解。

首先，蒂爾很早就確立了自己的思想，財富讓他可以更好地推進和傳播自己的思想，無論是參與政治，還是推動“海上家園”，都是其思想的實踐。蒂爾在大學時就成了自由意志主義者，並在斯坦福大學創建了《斯坦福評論》這一保守主義陣地，《斯坦福評論》的歷任主編中很多更是成爲“蒂爾江湖”的成員。

其次，蒂爾是天生的少數派，他背離了大多數精英沿襲的職業生涯。他有機會按部就班上法學院、在大法官身邊做實習生、加入知名律所，一步步向上爬到合夥人的位置，成爲富裕階層的一分子。但他很快就發現自己與那些精英不同，他並不適應“枯燥”的職業生涯，也不具備在名校畢業生中脫穎而出的特點，所以在律所工作7個月後，他選擇離開，到硅谷創業。

他知道要真正出人頭地，需要成爲有行動力的少數派。美國律師從政者如過江之鯽，的確不稀罕多一個、少一個。相比之下，硅谷的成功創業者、投資人加教父的身份在數字經濟時代的影響力要大得多。

再次，蒂爾雖然創建了不少公司——PayPal、帕蘭提爾，但他不是貝索斯或馬斯克那種推動一家公司發展、從成功到卓越的創始人。創業對他而言只是爲了致富，致富之後則另有宏圖。他用出售PayPal的第一桶金轉身成爲對沖基金經理，隨後又成爲成功的硅谷投資人，滾雪球一樣地致富。

蒂爾是那種很快套現的投資人，PayPal上市後不久就被賣給易貝的原因之一就是爲了套現。他成功投資了臉書，如果選擇在臉書上市後持續持有其股票，蒂爾的財富至少可以再多十倍。

從某種意義上講，投資變現獲得的回報可以讓他有更多子彈，投入他看中的創業公司。在蒂爾的財富觀中，擁有塑造未來的子彈，以及投向他看準的年輕人幫助他們成功，比從長期持續的成功中掙錢更重要。

蒂爾成立的創始人基金的投資策略在硅谷獨樹一幟。一般而言，基金總希望對創始人有一定約束，在公司發展出問題的時候也可能推動“宮廷政變”，迫使創始人下臺。兩大著名硅谷獨角獸優步和衆創空間WeWork都上演過類似的戲碼。

蒂爾的基金卻以對創始人異常友善著稱，他的投資哲學認爲創始人不需要培養，更不需要空降成熟的首席執行官幫助實現規模化，真正優秀的公司、能實現指數級增長的公司，其創始人一定是卓越的。創始人基金從沒有在董事會上針對創始人投過反對票。

最後，致富可以滿足自己富豪的生活方式，但更是爲了實現政治理想。蒂爾是商人蔘與政治的典範，尤其以其右翼政治觀點而“鶴立雞羣”。大多數人眼中的硅谷富豪是科技烏托邦主義者（以谷歌爲代表），或者是極客型（書呆子），認爲科技能解決各種社會問題。

蒂爾則不同，他擁有明確的政治主張，認爲美國政府的各種監管日益膨脹，不易於創新發展，希望推動減少監管。他自己並不投身政治，卻是幕後的大金主和策劃師。在2016年特朗普競選美國總統時，蒂爾是硅谷爲數不多明確表示支持特朗普的企業家。

蒂爾代表了一種另類的“理想主義”嗎？他的門徒顯然是這麼認爲的，他們相信擁有金錢和才智就能夠推動社會進步，而他們在商業領域的成功證明了自己的才智，也擁有了億萬金錢。但蒂爾身上的自相矛盾之處又讓人擔心，這種商而富則學——成爲“哲人王”的衝動本身並不那麼純粹。

積極構建全新的數字軍工複合體是蒂爾的一個自相矛盾之處。一方面，作爲保守派，他不認同大政府，也積極推動去監管的政策；另一方面，他努力幫助硅谷的高科技公司贏得五角大樓的鉅額投資，甚至他支持特朗普也帶有某種政治投機的私心。

蒂爾幫助創建的帕蘭提爾在美國中央情報局抓捕本·拉登的過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蒂爾和公司高管毫不掩飾地推銷其情報分析的背景，希望在軍方數據分析和情報分析中搶佔巨大的市場。

特朗普政府第一任國家安全事務助理邁克爾·弗林在阿富汗擔任美軍情報主管時就對這一軟件的功效大爲讚賞，並且在阿富汗推廣。但是帕蘭提爾的軟件在美國陸軍的推廣卻遭遇重重阻礙。蒂爾下注特朗普，目的之一也是爲了進一步打開軍方市場。

馬斯克的SpaceX其實也是美國軍工複合體的受益者。軍方仍然是美國創新模式背後的主要推動力之一，沒有軍方或者美國航空航天局的鉅額經費支持，SpaceX根本不可能實現大發展。馬斯克曾經爲了入局航天採購而對美國航空航天局提出訴訟（因爲它傾向於使用波音等既有供應商）。這爲蒂爾打開了新思路，他在2016年起訴美國陸軍，就是爲自己的數據庫和情報分析軟件入局做準備。

蒂爾在商業領域推崇的顛覆也不乏自相矛盾之處。雖然他似乎與馬斯克一樣都是商業推動變革的鼓吹者，但仔細分析不難發現，蒂爾推崇的顛覆與喬布斯和馬斯克很不同。喬布斯推崇的顛覆是通過創業讓每個人都能夠挖掘自己的潛力，也可以通過設計思維爲大衆提供真正具有變革性的產品和服務；蒂爾推崇的顛覆則是打破當下的常態，單點突破，在新秩序中作爲先行者而賺大錢。

喬布斯拓展的是那種希望給人類賦能的價值創造的思路，執着於提供更好的產品和服務，執着於改變世界、實現理想、創造價值，執着於藝術與技術的十字路口。從這一意義上而言，馬斯克的確是喬布斯的傳人，他甚至認爲燒投資人的錢是可恥的，他也一而再、再而三地爲自己投資的事業不惜傾家蕩產，包括去年在收購推特上砸下440億美元。

蒂爾佈道的“從0到1”則把顛覆本身作爲創業的目的，而不是因創業而帶來的成果。改變成爲一種宣言——挑戰既有秩序的宣言。扎克伯格和優步的創始人特拉維斯·卡蘭尼克就是蒂爾式顛覆的擁躉，他們找到了現有秩序中的薄弱環節，想方設法用更好的方式來取代，無論是廣告（臉書）還是打車（優步），或是住宿（愛彼迎）和辦公室（WeWork）。當然，在顛覆既有秩序的過程中，他們也會賺得盆滿鉢滿。

馬斯克頗得喬布斯的真傳，無論是電動車致力於應對氣候變暖問題，還是可回收的火箭讓人類有可能成爲跨行星生物，都給人以一種正向突破的激勵。相反，蒂爾的擁躉所創建的公司，無論是社交媒體濫用的“眼球經濟”，還是出行、辦公、住所推崇的“分享經濟”，都呈現出優劣並呈的狀態，離經叛道在所不惜。

換句話說，兩者之間的本質區別是喬布斯和馬斯克擁抱極致的企業家精神，蒂爾則積極投身於找到賺錢的全新風口，贏得財富以實現其他宏大的目標。雖然企業家精神的極致也是利用積累的財富回饋社會，像蓋茨基金會那樣，但其前提和出發點是做出極致的企業。然而，蒂爾所呈現的則是硅谷最近10年快速致富的道路，雖然運用財富帶來改變的理想主義不乏真誠之處，但快速致富的過程可能譭譽參半。

蒂爾的自相矛盾之處也恰恰是硅谷的自相矛盾之處：一邊是自負的科技萬能主義者，另一邊是尋求快速致富的“淘金者”。財富具有巨大的吸引力，成功則有自信的光環加持，與鍍金時代相比，硅谷的年輕優勢也讓他們可以更早地運用財富推動實現自己的理想。只是這種理想仍然和蒂爾一樣，有些離經叛道，本質上是“少數派”。

整體而言，查夫金的這本蒂爾的另類傳記可以讓中國讀者更好地理解新一代硅谷創業者超越財富的抱負背後的思想來源。在未來與硅谷的合作中，對中國的投資人和創業者來說，蒂爾無疑是一個值得細細品味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