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王珍

中银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管涛周一表示，当前要抓住低物价的有利时机，用好正常的财政货币政策空间扩大内需，特别是运用财政政策改善经营主体的偿付能力。

“物价低迷反映的问题是国内需求不足，这是挑战，但另一方面这又意味着经济复苏中通胀不是掣肘。”他在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主办的中国宏观金融分析2023年第三季度报告发布暨研讨会上说。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9月，中国消费者价格指数（CPI）同比由上个月的上涨0.1%转为持平，不及预期。其中，食品价格下降3.2%，降幅比上月扩大1.5个百分点；非食品中，服务价格上涨1.3%，涨幅与上月持平。

管涛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10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里也建议中国财政政策进一步发力，实际上就是帮助经营主体改善资产负债表，改善偿付能力。

他指出，三年疫情对于经营主体带来了两方面的冲击，一个是流动性问题，另一个是偿付能力问题。流动性问题可以通过货币政策帮助解决，但是偿付能力、资产负债表受损、现金流受损这些问题只能依赖财政政策转移支付等其他措施来帮助缓解。

管涛还表示，过去三年，中国无论是财政政策或是货币政策都保持着相对克制，但杠杆率升幅高于大多数的西方经济体。2021年和2022年两年里，中国宏观杠杆率上升了3.1个百分点，美国下降了38.4个百分点，日本下降了6.3个百分点，英国下降了69.5个百分点，欧元区下降了38.3百分点。

他认为，宏观杠杆率上升既有分子（债务）增加的原因，但更主要是分母——名义GDP——增速放缓。“由于需求低迷，债务越还越多的情况也是有风险的。如果不及时采取措施遏制这种势头，真正掉入了流动性陷阱，将来治理起来就更困难。”   

“当然也可以不做，让经营主体慢慢修复，但过程比较漫长，意味着经济有可能会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处于比较低的均衡水平。”管涛说。

在当天的会上，管涛还谈到了民间投资的问题。他指出，今年前8个月，房地产开发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比2015-2019年同期的平均水平高了4.8个百分点，但是民间投资占比却下降了8.9个百分点。

他表示，除了监管政策调整、行业发展出现波动以外，民间投资低迷的一个很重要原因在于缺乏最终的消费需求，因此企业缺乏扩大生产和投资的积极性，这是问题的关键。

对此，管涛建议在扩投资的同时要更加重视促消费，通过最终消费需求带动有效供给，进而带动民间投资。“所有问题的解决都要通过发展的方式来进行，不发展是最大的风险，应该采取措施巩固前期经济回升向好的势头，同时要进一步夯实经济恢复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