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地处偏远加上交通不便，中国西南地区一直带有神秘的色彩，对于许多外国人而言，这种“异国风情”有着深深的吸引力。1933年，英国小说家詹姆斯·希尔顿曾写过一本小说《消失的地平线》，书中神秘的“香格里拉”成为后人想象中的乌托邦与人间仙境。云南省中甸县还因此改名为“香格里拉县”，其影响之大可以想见。

在中外条约的开放下，清末许多外籍人士先后来到中国西南，有的是肩负传教使命的宣教师，有的是来此寻宝探奇的冒险家，有的则是具备学术专业的调查者。尽管目的不尽相同，但是他们的经历与记载，却成为了保存19世纪以来中国西南样貌的宝贵记录。

这些人里面，有不少是具备专业知识的调查者，如动、植物学家或地质研究者，一般称他们为“博物学家”。博物学家们采集了许多动、植物或是地质标本，让今日的我们可以对早期西南地区的自然生态有更多认识与了解。另一批则是人类学家或民族学家，在中国西南边疆地区调查许多非汉族群的体质、文化或语言。

鸟居龙藏

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日本人类学家鸟居龙藏进入我国西南各省进行实地民族调查。鸟居龙藏原本是东京帝国大学人类学系的标本管理员，1896年至1900年间，四度被派到台湾从事人类学研究。在结束台湾的调查后，鸟居龙藏转而对中国西南的苗族产生了兴趣。

1902年至1903年，鸟居龙藏对中国西南的苗族与彝族进行了民族调查。所有过程，都记载在《西南中国行纪》（日文书名为《中国の少数民族地帯をゆく》）一书中，而关于苗族的调查成果，也于1907在东京出版了《苗族调查报告》一书。这本书后来产生了极大影响。

1936年，国立编译馆将鸟居龙藏的书译为中文，并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在学术界立刻造成震撼。当时的学者江应梁在《现代史学》期刊上对此中译本写了书评，在书评最后，江应梁如此感叹：“今日国人皆醉心于民族复兴之谈论，但对自己国内民族之认识，却又极端隔膜”，“过去国人对西南民族谬误的传统的恶见解固无论矣，即今日言民族统一民族平等者，能有几人，亲身到西南民族集团中作实地之调查研究？”“现在，外国的学者却愿意花毕生精力，冒最大危险，往我国西南边境中，作实际考察，并且在欧美以至日本学术界中，确有不少专门著述来介绍中国的少数民族。”江应梁认为，“这不仅为国人极大耻辱且为民族前途极大的危机”。

房中的鸟居龙藏

鸟居龙藏的书写道：“当时的中国学界对于苗族的相关研究只有传统的《苗防备览》《黔苗蛮记》这类谈不上专业的作品，由此可见，中国人对于苗族的研究是很不足的。”而这种带有嘲讽语气的说辞，听在一些具有国族主义意识的知识分子耳中，自然很不是滋味，即便尚不致愤怒，却也引发许多愧疚。

除了鸟居龙藏，当时还有许多外国学者来到中国边疆，我们都将在后续的文章中一一介绍。而在这些“老外”的刺激下，国内的学界、政界甚至新闻媒体，也发起了“往边地去”的呼声，一时之间，“边疆”成为了大众瞩目的焦点。

约瑟夫·洛克

英国小说家詹姆斯·希尔顿1933年所写的小说《消失的地平线》，一直以来都被认为是打开西方人对中国西南神秘世界想象的重要著作。而启发詹姆斯写这本小说的，则是另一个在中国西南的“老外”，他的名字叫做约瑟夫·洛克（1884-1962）。

洛克是出生于维也纳的美国人，他是一位学识丰富的探险家，包括植物学、地理学，乃至于语言学都是他的专长。早在1911年服务于美国夏威夷大学时，洛克就醉心于植物学的研究，甚至在那里建了第一所植物标本馆并担任馆长。也因为这个背景，洛克在1922年受美国哈佛大学植物研究所指派，前往中国西南一带进行植物的考察与标本采集。

由于中国西南特殊的地形气候，加上这里不像沿海地区开发得那么早，许多植物多半保持着原始的生态样貌，也因此是植物学者非常有兴趣研究的区域。然而，西南地区毕竟人烟稀少，交通不便，若非充满冒险精神，很难有动力来到这里，而洛克就是少数几个具有这样特质的人。

洛克来到中国以后，就以云南的丽江为研究区域，而这里正好是纳西族（以前叫么些族）居住的地方。纳西族最有名的就是东巴文与《东巴经》。东巴是纳西族人的祭司，他们用一种被称为东巴文的象形文字记录自己的仪式，而这些被记录下来的经典就称为《东巴经》。

由于受纳西文化深深吸引，除了在这里搜集植物标本之外，洛克也拍摄了大量的照片，研究纳西文化，成为日后研究20世纪早期纳西文化的重要史料。而国人自组调查团在丽江一带进行的民族调查，得等到十多年后中研院指派陶云逵先生进行“云南人种调查”时，才算正式展开。

洛克在丽江一待就是27年，他不但为美国的《国家地理杂志》撰写了与纳西族相关的论文，还自己编纂了纳西语和英语对应的百科辞典。他最受人瞩目的一本著作是《中国西南古纳西王国》，由这本书的英文书名我们可以看到，当我们还以“么些”称呼纳西人时，洛克已经采用纳西族人的自称“纳西”了，也就是纳西语中“人”的意思，来称呼这群少数民族。

这本书，记载了纳西族的历史以及当地的地理风情，甚至涵盖许多早期中国的古代文献，以及欧洲对相关区域的出版品。无论是自然生态的记录、民族文化的描写、历史典籍的整理、宗教祭仪的描写，甚至是纳西家谱与东巴经书的搜集，都可以在书中看到这些一手史料，特别是洛克所拍摄的那些黑白照片，使得这个中国西南的少数民族终于被世界所认识。可说是一本非常成功的关于纳西族的民族志书写，也是今日纳西族研究不可或缺的宝贵资料。

当然，洛克没有忘记他的老本行，在将近30年的岁月里，他搜集的植物标本与种子，后来大部分都被保留在哈佛大学的“树木园”里。所谓“哲人日已远，典型在夙昔”，洛克所搜集的西南植物，以及他对纳西文化研究的热忱，就像树木园里生生不息的树种，依然活在我们的心中。

上文中，我们介绍了人类学家出身的鸟居龙藏，以及原本是植物学家后来醉心于纳西文化的洛克。下面要介绍的，则是一位身兼基督教宣教师与学者身份的葛维汉（1884-1961）。

陶兰斯与葛维汉

一般来说，到中国西南地区进行宣教工作的西方宣教师，大概都有一个类似的共同性，就是他们希望从少数民族的文化与历史中，找寻跟基督教相关联的部分。譬如，当他们看到瑶族、苗族有大洪水的神话，就会将这个故事联结到《圣经》里的“诺亚方舟”；当他们听闻兄妹通婚成为族群祖先的故事，就将这对兄妹联想成“亚当”跟“夏娃”。

约瑟夫·洛克与探险队成员

曾有一位在羌族进行传教工作的内地会宣教师陶兰斯（1871-1959），他发现羌人与犹太民族在宗教仪式上有着许多的相似性，加上一直流传着犹太民族原有的12支派有许多散落在世界各地，因此在陶兰斯于1937年出版的《中国最早的传教士：古老的以色列人》一书中，认定羌族就是这些失落的支派之一。

有别于陶兰斯的论证，同样是在羌族地区进行宣教与研究的葛维汉则持相反的看法。葛维汉从体质、习俗与宗教仪式等方面探讨羌族，反驳陶兰斯的论证，认为羌族不应是“西来”的族群，而是土生土长的“东方人”，在基督教的传教史上算是比较特例的一位宣教师。

此外，由于葛维汉对于中文古典文献的涉猎很深，因此，他往往会透过许多中文的文献来论证他在宣教场域中看到的现象，并借此理解这地方的人民与文化。在他的论述中，将中国西南地区的少数民族划归于受汉民族影响极深的一群人，可以说是很早就用一个“大中华民族”的概念，来看待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的西方人。

更为难能可贵的是，早期的宗教学研究，都会将基督教与其他宗教分开看待；但是即便身为宣教师，葛维汉仍从“比较宗教”的角度来看待他所接触到的中国宗教世界，而不全然以“迷信”来解释。他的两本作品《中国四川省的宗教》《中国西南的民间宗教》，至今仍是研究中国西南地区宗教重要的参考书籍。

葛维汉后来受聘于成都的华西协和大学并担任该大学博物馆的馆长，在人类学、民族学、博物馆，甚至是考古学等领域中，都有他的身影。三星堆遗址的发掘工作，葛维汉也是主其事者。

若从“宣教”的角度来看，葛维汉的所作所为似乎有那么一点点“不务正业”。但是，他对于整个中国西南民族、文化与考古研究工作的开展，确实有其功不可没且影响深远的一面呢！

史禄国

来到中国西南做调查的外籍学者当中，有许多人为我国的人类学、民族学，甚至是考古学的研究开创了先河，也训练出不少本国籍的研究学者，成为未来学术发展史上重要且具影响力的前辈。不过，这当中也曾发生过一些不大愉快的过程，俄籍学者史禄国（史禄国是他取的中文名字）就是一个例子。

史禄国在1922年移居中国，后来在广州的中山大学担任民族学教授。1928年，位于广州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筹备处，在傅斯年的领导下开始准备进行对西南地区的民族调查。由于史语所当时的专业人才不足，因此便与中山大学合作，派史禄国前往云南进行彝族调查。为了训练史语所的民族调查人才，傅斯年特别派出了助理员杨成志一同前往见习，同时也委请特约编辑员容肇祖结伴，顺便搜集民族文物与文书。

史禄国

不过，这一趟号称是我国最早由国人一同参与的民族学调查工作，最后却落得不欢而散的结果，但也因此造就了杨成志这位民族学的未来之星。

史禄国一行在1928年7月从广州出发，取道越南，在7月底到达昆明。在拜会了云南省主席龙云之后，得知他们原本计划前往的东川地区并不安全，沿路也多有土匪。听闻此事后，带着妻子一同前来的史禄国当下就表示不愿前往，想改去比较安全且在昆明附近的路南州。然而因路南州的彝族并不多，云南省政府认为，史禄国变更的行程与原定的调查目标差距太大，因此拒绝派兵保护史禄国的安危。

既然云南省政府不愿派兵保护，史禄国干脆连路南州也不去了，就跟妻子待在昆明的洋酒店中避暑，找了几所昆明城内学校的学生做了一些体质调查，就这样交差了事。根据苏同炳的研究，史禄国对前来学习调查方法的杨成志说：“我有太太，你没有太太。”要杨成志自己前往东川。史禄国的这般行为，在中山大学后来下令调查的报告中也是多有批评。

不过，杨成志却没有辜负傅斯年对他的期望。他只身一人进入到彝族地区将近两年之久，不但深入了解了彝族的生活习惯，也学会了初步的彝族语言，返程时，还带回了许多宝贵的文物、经典与文书。也因为这个宝贵的经历，杨成志后来在中山大学的资助下到欧洲留学，成为一位学历与经历兼备的人类学家。

虽然这次的民族调查，确实像苏同炳在所著之《手植桢楠已成荫：傅斯年与中研院史语所》中的评论所言：这次的“调查工作确实有其学术价值，傅斯年先生作此计划的眼光十分正确，只因所托非人，终于落得一个虎头蛇尾的结局”。但是，也因为史禄国的虎头蛇尾，反而造就了杨成志这位人类学家，或许也可以说是我国人类学界的“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吧！

（吕传彬，文史学者，自由撰稿人。本文刊于《文史天地》202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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