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地處偏遠加上交通不便，中國西南地區一直帶有神祕的色彩，對於許多外國人而言，這種“異國風情”有着深深的吸引力。1933年，英國小說家詹姆斯·希爾頓曾寫過一本小說《消失的地平線》，書中神祕的“香格里拉”成爲後人想象中的烏托邦與人間仙境。雲南省中甸縣還因此改名爲“香格里拉縣”，其影響之大可以想見。

在中外條約的開放下，清末許多外籍人士先後來到中國西南，有的是肩負傳教使命的宣教師，有的是來此尋寶探奇的冒險家，有的則是具備學術專業的調查者。儘管目的不盡相同，但是他們的經歷與記載，卻成爲了保存19世紀以來中國西南樣貌的寶貴記錄。

這些人裏面，有不少是具備專業知識的調查者，如動、植物學家或地質研究者，一般稱他們爲“博物學家”。博物學家們採集了許多動、植物或是地質標本，讓今日的我們可以對早期西南地區的自然生態有更多認識與瞭解。另一批則是人類學家或民族學家，在中國西南邊疆地區調查許多非漢族羣的體質、文化或語言。

鳥居龍藏

清光緒二十八年（1902），日本人類學家鳥居龍藏進入我國西南各省進行實地民族調查。鳥居龍藏原本是東京帝國大學人類學系的標本管理員，1896年至1900年間，四度被派到臺灣從事人類學研究。在結束臺灣的調查後，鳥居龍藏轉而對中國西南的苗族產生了興趣。

1902年至1903年，鳥居龍藏對中國西南的苗族與彝族進行了民族調查。所有過程，都記載在《西南中國行紀》（日文書名爲《中國の少數民族地帯をゆく》）一書中，而關於苗族的調查成果，也於1907在東京出版了《苗族調查報告》一書。這本書後來產生了極大影響。

1936年，國立編譯館將鳥居龍藏的書譯爲中文，並由商務印書館出版，在學術界立刻造成震撼。當時的學者江應樑在《現代史學》期刊上對此中譯本寫了書評，在書評最後，江應樑如此感嘆：“今日國人皆醉心於民族復興之談論，但對自己國內民族之認識，卻又極端隔膜”，“過去國人對西南民族謬誤的傳統的惡見解固無論矣，即今日言民族統一民族平等者，能有幾人，親身到西南民族集團中作實地之調查研究？”“現在，外國的學者卻願意花畢生精力，冒最大危險，往我國西南邊境中，作實際考察，並且在歐美以至日本學術界中，確有不少專門著述來介紹中國的少數民族。”江應樑認爲，“這不僅爲國人極大恥辱且爲民族前途極大的危機”。

房中的鳥居龍藏

鳥居龍藏的書寫道：“當時的中國學界對於苗族的相關研究只有傳統的《苗防備覽》《黔苗蠻記》這類談不上專業的作品，由此可見，中國人對於苗族的研究是很不足的。”而這種帶有嘲諷語氣的說辭，聽在一些具有國族主義意識的知識分子耳中，自然很不是滋味，即便尚不致憤怒，卻也引發許多愧疚。

除了鳥居龍藏，當時還有許多外國學者來到中國邊疆，我們都將在後續的文章中一一介紹。而在這些“老外”的刺激下，國內的學界、政界甚至新聞媒體，也發起了“往邊地去”的呼聲，一時之間，“邊疆”成爲了大衆矚目的焦點。

約瑟夫·洛克

英國小說家詹姆斯·希爾頓1933年所寫的小說《消失的地平線》，一直以來都被認爲是打開西方人對中國西南神祕世界想象的重要著作。而啓發詹姆斯寫這本小說的，則是另一個在中國西南的“老外”，他的名字叫做約瑟夫·洛克（1884-1962）。

洛克是出生於維也納的美國人，他是一位學識豐富的探險家，包括植物學、地理學，乃至於語言學都是他的專長。早在1911年服務於美國夏威夷大學時，洛克就醉心於植物學的研究，甚至在那裏建了第一所植物標本館並擔任館長。也因爲這個背景，洛克在1922年受美國哈佛大學植物研究所指派，前往中國西南一帶進行植物的考察與標本採集。

由於中國西南特殊的地形氣候，加上這裏不像沿海地區開發得那麼早，許多植物多半保持着原始的生態樣貌，也因此是植物學者非常有興趣研究的區域。然而，西南地區畢竟人煙稀少，交通不便，若非充滿冒險精神，很難有動力來到這裏，而洛克就是少數幾個具有這樣特質的人。

洛克來到中國以後，就以雲南的麗江爲研究區域，而這裏正好是納西族（以前叫麼些族）居住的地方。納西族最有名的就是東巴文與《東巴經》。東巴是納西族人的祭司，他們用一種被稱爲東巴文的象形文字記錄自己的儀式，而這些被記錄下來的經典就稱爲《東巴經》。

由於受納西文化深深吸引，除了在這裏蒐集植物標本之外，洛克也拍攝了大量的照片，研究納西文化，成爲日後研究20世紀早期納西文化的重要史料。而國人自組調查團在麗江一帶進行的民族調查，得等到十多年後中研院指派陶雲逵先生進行“雲南人種調查”時，纔算正式展開。

洛克在麗江一待就是27年，他不但爲美國的《國家地理雜誌》撰寫了與納西族相關的論文，還自己編纂了納西語和英語對應的百科辭典。他最受人矚目的一本著作是《中國西南古納西王國》，由這本書的英文書名我們可以看到，當我們還以“麼些”稱呼納西人時，洛克已經採用納西族人的自稱“納西”了，也就是納西語中“人”的意思，來稱呼這羣少數民族。

這本書，記載了納西族的歷史以及當地的地理風情，甚至涵蓋許多早期中國的古代文獻，以及歐洲對相關區域的出版品。無論是自然生態的記錄、民族文化的描寫、歷史典籍的整理、宗教祭儀的描寫，甚至是納西家譜與東巴經書的蒐集，都可以在書中看到這些一手史料，特別是洛克所拍攝的那些黑白照片，使得這個中國西南的少數民族終於被世界所認識。可說是一本非常成功的關於納西族的民族誌書寫，也是今日納西族研究不可或缺的寶貴資料。

當然，洛克沒有忘記他的老本行，在將近30年的歲月裏，他蒐集的植物標本與種子，後來大部分都被保留在哈佛大學的“樹木園”裏。所謂“哲人日已遠，典型在夙昔”，洛克所蒐集的西南植物，以及他對納西文化研究的熱忱，就像樹木園裏生生不息的樹種，依然活在我們的心中。

上文中，我們介紹了人類學家出身的鳥居龍藏，以及原本是植物學家後來醉心於納西文化的洛克。下面要介紹的，則是一位身兼基督教宣教師與學者身份的葛維漢（1884-1961）。

陶蘭斯與葛維漢

一般來說，到中國西南地區進行宣教工作的西方宣教師，大概都有一個類似的共同性，就是他們希望從少數民族的文化與歷史中，找尋跟基督教相關聯的部分。譬如，當他們看到瑤族、苗族有大洪水的神話，就會將這個故事聯結到《聖經》裏的“諾亞方舟”；當他們聽聞兄妹通婚成爲族羣祖先的故事，就將這對兄妹聯想成“亞當”跟“夏娃”。

約瑟夫·洛克與探險隊成員

曾有一位在羌族進行傳教工作的內地會宣教師陶蘭斯（1871-1959），他發現羌人與猶太民族在宗教儀式上有着許多的相似性，加上一直流傳着猶太民族原有的12支派有許多散落在世界各地，因此在陶蘭斯於1937年出版的《中國最早的傳教士：古老的以色列人》一書中，認定羌族就是這些失落的支派之一。

有別於陶蘭斯的論證，同樣是在羌族地區進行宣教與研究的葛維漢則持相反的看法。葛維漢從體質、習俗與宗教儀式等方面探討羌族，反駁陶蘭斯的論證，認爲羌族不應是“西來”的族羣，而是土生土長的“東方人”，在基督教的傳教史上算是比較特例的一位宣教師。

此外，由於葛維漢對於中文古典文獻的涉獵很深，因此，他往往會透過許多中文的文獻來論證他在宣教場域中看到的現象，並藉此理解這地方的人民與文化。在他的論述中，將中國西南地區的少數民族劃歸於受漢民族影響極深的一羣人，可以說是很早就用一個“大中華民族”的概念，來看待中國西南少數民族的西方人。

更爲難能可貴的是，早期的宗教學研究，都會將基督教與其他宗教分開看待；但是即便身爲宣教師，葛維漢仍從“比較宗教”的角度來看待他所接觸到的中國宗教世界，而不全然以“迷信”來解釋。他的兩本作品《中國四川省的宗教》《中國西南的民間宗教》，至今仍是研究中國西南地區宗教重要的參考書籍。

葛維漢後來受聘於成都的華西協和大學並擔任該大學博物館的館長，在人類學、民族學、博物館，甚至是考古學等領域中，都有他的身影。三星堆遺址的發掘工作，葛維漢也是主其事者。

若從“宣教”的角度來看，葛維漢的所作所爲似乎有那麼一點點“不務正業”。但是，他對於整個中國西南民族、文化與考古研究工作的開展，確實有其功不可沒且影響深遠的一面呢！

史祿國

來到中國西南做調查的外籍學者當中，有許多人爲我國的人類學、民族學，甚至是考古學的研究開創了先河，也訓練出不少本國籍的研究學者，成爲未來學術發展史上重要且具影響力的前輩。不過，這當中也曾發生過一些不大愉快的過程，俄籍學者史祿國（史祿國是他取的中文名字）就是一個例子。

史祿國在1922年移居中國，後來在廣州的中山大學擔任民族學教授。1928年，位於廣州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籌備處，在傅斯年的領導下開始準備進行對西南地區的民族調查。由於史語所當時的專業人才不足，因此便與中山大學合作，派史祿國前往雲南進行彝族調查。爲了訓練史語所的民族調查人才，傅斯年特別派出了助理員楊成志一同前往見習，同時也委請特約編輯員容肇祖結伴，順便蒐集民族文物與文書。

史祿國

不過，這一趟號稱是我國最早由國人一同參與的民族學調查工作，最後卻落得不歡而散的結果，但也因此造就了楊成志這位民族學的未來之星。

史祿國一行在1928年7月從廣州出發，取道越南，在7月底到達昆明。在拜會了雲南省主席龍雲之後，得知他們原本計劃前往的東川地區並不安全，沿路也多有土匪。聽聞此事後，帶着妻子一同前來的史祿國當下就表示不願前往，想改去比較安全且在昆明附近的路南州。然而因路南州的彝族並不多，雲南省政府認爲，史祿國變更的行程與原定的調查目標差距太大，因此拒絕派兵保護史祿國的安危。

既然雲南省政府不願派兵保護，史祿國乾脆連路南州也不去了，就跟妻子待在昆明的洋酒店中避暑，找了幾所昆明城內學校的學生做了一些體質調查，就這樣交差了事。根據蘇同炳的研究，史祿國對前來學習調查方法的楊成志說：“我有太太，你沒有太太。”要楊成志自己前往東川。史祿國的這般行爲，在中山大學後來下令調查的報告中也是多有批評。

不過，楊成志卻沒有辜負傅斯年對他的期望。他隻身一人進入到彝族地區將近兩年之久，不但深入瞭解了彝族的生活習慣，也學會了初步的彝族語言，返程時，還帶回了許多寶貴的文物、經典與文書。也因爲這個寶貴的經歷，楊成志後來在中山大學的資助下到歐洲留學，成爲一位學歷與經歷兼備的人類學家。

雖然這次的民族調查，確實像蘇同炳在所著之《手植楨楠已成蔭：傅斯年與中研院史語所》中的評論所言：這次的“調查工作確實有其學術價值，傅斯年先生作此計劃的眼光十分正確，只因所託非人，終於落得一個虎頭蛇尾的結局”。但是，也因爲史祿國的虎頭蛇尾，反而造就了楊成志這位人類學家，或許也可以說是我國人類學界的“塞翁失馬，焉知非福”吧！

（呂傳彬，文史學者，自由撰稿人。本文刊於《文史天地》202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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