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地時間11月29日，美國著名外交家、戰略家亨利·基辛格在位於康涅狄格州的家中去世，享年100歲。

傳奇隕落，其在美國外交史上的地位，毋庸置疑；而外界對其外交功過的評說，卻褒貶不一，乃至陷入兩極——他是“中國人民的老朋友”，也是拉美等地民衆口中的“戰爭罪犯”。

如何看待基辛格的一生？晚年時期，其對美國政壇影響式微，這是否說明其現實主義外交思想已“不合時宜”？觀察者網圍繞相關問題，採訪了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金燦榮。

[採訪/觀察者網，受訪者/金燦榮]

觀察者網：您見過基辛格很多次，能否分享一下您對他的印象？有沒有什麼故事讓您印象深刻？

金燦榮：我見過基辛格老先生接近30次。比較集中的場合有兩個：一個是由他自己創辦的美國外交政策全國委員會（NCAFP），這委員會每年都會組織中美對話，老先生大部分時候都會出面，我參加過很多次；另一個見得比較多的場合是，有一段時間中國人民外交協會每年會請老先生過來，他來了之後，除了見領導人，還會搞一個座談，我參加過幾次。

這是2015年1月29日基辛格在美國華盛頓出席國會參議院軍事委員會聽證會時的資料照片。（圖/新華社）

此外，我還在一些比較大的活動上見過他。比如波音公司慶祝進入中國30週年之際邀他出席，老先生做了主題發言，裏頭有個段子讓我印象深刻。老先生說他見到江澤民主席時曾問江主席，“毛主席講了，臺灣問題可以等100年。你還能等100年嗎？”江主席說：“當然不行了，只能等76年。”他覺得江主席的回答很幽默，反應也很快——爲什麼是76年？因爲江主席講這話時離毛主席講這話差了24年。

另外還有一件印象比較深刻的事。我記得12年前美國外交政策全國委員會開會，那天恰逢老先生88歲生日，中國駐紐約總領館就給他搞了一個米壽慶祝。他們家自己都不注意，我們慶祝他米壽生日，他特別感動，說中國文化太好了，還有“米壽”的說法。

他那天挺興奮的，所以那一次待得特別長——以前他每次來都很短暫，握個手、打個招呼，半小時左右就走了，那次大概待了兩個多小時。那次他讓我們中美各方每個人都提個問題，我現在忘了自己提的問題，但記得他反應特靈敏，88歲了，結果基本上我們每個人提的問題還沒說完，他就知道你要說什麼，然後就開始回答。

觀察者網：您也多次提到基辛格是您很佩服的一位外交家、戰略家。您佩服的點主要有哪些？

金燦榮：他屬於20世紀外交界的一個傳奇人物，而他的一生也是成功、精彩、傳奇的一生。可以說他各方面都做得很成功。從個人經歷來看，他從一個移民混成了美國首號外交官；學術上，拿到了哈佛大學的終身教職；從政履歷，擔任過美國外交官、國務卿；商業版圖也極其成功，賺了很多錢。另外，他活了100歲，在中國絕對算“喜喪”了。

具體說來，個人成長方面，他在中學時期從德國移民美國紐約，入讀華盛頓高地高中——我在紐約時還去過那個學校，算是當地的一個重點中學。他那時的理想就是高中畢業後上個社區大學，之後當個會計。二戰改變了他。美國參加二戰，他爲了讓美國人信任他，參軍打自己原來的祖國德國去了。二戰美國勝利以後，他留在德國一年，在一個小城當市長，那時他才26歲，管得還挺好，展現出一定的行政能力。1944年美國通過了《二戰退伍軍人權利法案》（The G.I。 Bill of Rights），其中有規定，參加過二戰戰爭的士兵可以讀大學，錢由國家出，上哪個大學自己申請。他利用這個法案成功地進入哈佛大學，之後還留校任教。而他的過往經歷，也讓他跟一般的象牙塔裏出來的學者不太一樣。

作爲學者，除了獲得哈佛的終身教職，他的著作在學界也都獲得了很不錯的評價。他的博士論文《重建的世界》研究19世紀初奧地利帝國的首相剋萊門斯·馮·梅特涅。基辛格很佩服他，因爲他認爲奧地利帝國當時正走下坡路，是梅特涅挽救了一個衰亡的帝國，其主導的維也納體系讓帝國延續了100年，使得帝國一直到一戰結束才正式解體；在他看來，要是梅特涅處理得不好，奧地利帝國可能19世紀初就崩潰了。基辛格特別佩服梅特涅，也深受梅特涅影響——確立了自己的基本外交信條就是現實主義，和梅特涅一樣，特喜歡玩“勢力均衡”（balance of power）。

克萊門斯·馮·梅特涅（資料圖）

而他的成名作是《核武器與對外政策》。他最早指出，核武器雖然是殺人武器，但是它反倒有助於維持大國關係穩定。這觀點在當時的學界還是挺新穎的，他也由此得到洛克菲勒家族的重視，洛克菲勒培養他，把他送到白宮，他之後也不負所望，頻頻得到高層的重視。

從政方面，他先是當了尼克松的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後來又擔任國務卿，之後成爲歷屆總統的高級顧問。他的外交事業中，最成功的一筆當屬中美的“破冰之旅”。他在一個訪談裏講過，他認爲他人生的巔峯就是首次祕密訪華。而中美和解也是美國贏得冷戰的關鍵所在。

1971年7月，美國總統特使基辛格祕密訪華，與周恩來總理會談。（圖/共產黨員網）

由尼克松提出的“五大力量中心說”，實際上基辛格在其中作了不小的貢獻，而這提法使得美國冷戰時的外交戰略實現成功調整。在這之前，西方學術界都認爲全球國際事務就是由兩個超級大國——美國、蘇聯主導決定。這種定位對美國而言有個問題，就是美國得1vs 1面對蘇聯。而“五大力量中心說”把西歐、日本、中國納入，領導層一下子從兩個擴大到五個，其中有兩個是美國的鐵哥們，再把中國拉過來，這遊戲就從1 vs 1變成4 vs 1了。這是後來美國獲得冷戰勝利的一個關鍵。

也就是說，美國外交戰略調整，基辛格有一定的貢獻；具體落實中美和解，他也有功績。

除此之外，他跟越南外長在巴黎完成結束越南戰爭的談判，讓美軍撤出越南，幫美國擺脫了一個戰略負擔，他也因此獲得諾貝爾和平獎；而他主張美國應跟蘇聯搞“緩和”政策，這也讓美國能喘口氣。

觀察者網：他是“中國人民的老朋友”，但若看國際輿論，基辛格的外交表現又飽受爭議。比如，在批評者眼中，他是“戰爭罪犯”，因爲他的政策導致了對柬埔寨和老撾的大規模轟炸等等。您如何看待他的這一“黑暗面”？

金燦榮：我們中國人對他的評價很高，當然我也注意到美國國內對他有不同的看法，而第三世界很多國家是批評他的，比如拉美，因爲他在拉美支持過很多暗殺行動。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智利的阿連德政府，這一左派政府是合法選舉上去的，然而剛上臺不久，基辛格就讓中情局去搞政變，扶植一個右翼政權；而這右翼政權統治殘暴，殺了幾萬人，手段殘忍，比如直接到人家家裏綁架，麻袋一裝，用直升機扔到太平洋喂鯊魚。所以拉美左翼對基辛格恨之入骨。

總的說來，從中美關係來看，他貢獻不菲，我們很肯定他；對美國來講，他的一系列外交操作幫助美國獲得冷戰勝利；但是他在那個位置上確實也做了很多對第三世界國家不友好的事情，所以他在國際上的評價難免褒貶皆有。可以說這人物有點複雜，而他所有決策的本質都是爲了美國的國家利益，他是絕對愛美國的。

其實在退出政壇以後，他也一直積極參與美國外交。除了特朗普、拜登政府不怎麼待見他，前面的歷屆政府基本上都還是很重視他的。

觀察者網：客觀來看，在他晚年的時候，他的現實主義外交思想對美國政壇的影響力確實是在不斷下降。您認爲有哪些因素導致這一局面的出現？很多人現在評價他的外交理念，會用“不合時宜”這詞來形容，您認爲呢？

金燦榮：基辛格畢竟是二戰戰後那批人，而二戰後跟冷戰後是不太一樣的，不論是美國社會還是國際社會都經歷了很大的變化。所以雖然他的政治經驗很豐富，但是他的一部分知識是比較老化的。

我觀察到像現在拜登政府的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沙利文就是不喜歡他的。沙利文1976年生人，在冷戰結束時是個年僅15歲的小少年，畢業後又混得很順，三十出頭就成爲希拉里·克林頓的得力助手之一，可謂少年得志。他們這批人覺得基辛格老先生的思想早過時了，現在他們上臺了，自然不會再聽基辛格的話。從這角度來看，基辛格晚年的困局，有部分原因是代際變化導致的。

2023年10月24日，基辛格出席在紐約舉行的美中關係全國委員會年度頒獎晚宴。（圖/新華社）

觀察者網：就您個人認爲，基辛格的現實主義外交理念是否還適用當下這個時代？

金燦榮：他的整套外交理念在冷戰時很適用，但冷戰後可能就有一些問題。比如美國現在變得很傲慢，要對中國、俄羅斯搞“雙重遏制”戰略。這想法是很荒謬的，因爲中俄再弱也是大國，美國至少得拉一個打一個，結果現在沙利文這幫人過度自信，覺得“老子可以同時收拾兩個”。這想法不符合一般戰略性原則，所以老先生急得不得了，在好幾個場合都對此提出批評，奈何這幫少壯就是不理他。

也就是說，站在中國的角度來講，因爲老先生對中美關係有貢獻，而他的那套思維我們也比較習慣，所以我們肯定他的貢獻和理念；但是若站在美國新生代的角度來看，這老傢伙的外交思想就過時了，也因此他很多時候只好在《紐約時報》發發文、在一些論壇上講講話，對具體決策的影響現在是很邊緣化了。也因此，他的去世對未來中美關係的影響相對不大。

觀察者網：您在視頻裏談道，美國再也不會出現第二個基辛格了。爲什麼會有這一預判？

金燦榮：冷戰時期，美國有一批非常優秀的戰略家，提出對蘇聯遏制政策的喬治·凱南算一個，打開中美和解大門的基辛格算一個，促成卡特總統跟我們正式建交的布熱津斯基也都不錯。他們這些人有個特點，就是都參加過二戰，都有戰友犧牲了，見過生死。另外，蘇聯在1950年代是非常強大的，對美國的戰略壓力很大。而冷戰後的這一批人，他們在和平年代裏成長，沒見過生死，混得非常順利。因此我覺得他們現在這幫人的歷史厚度較差，看上去都是哈佛、耶魯等好學校畢業，但是經歷很簡單。

所以，我認爲美國政界會有一批聰明人，但是可能缺乏有大智慧的人。而在我看來，一個大智慧等於一萬個小聰明。也因此，我認爲基辛格老先生的逝世，也是一個時代的告別。

觀察者網：老先生的戰略思想目前被美國政界邊緣化了，但是他的一些戰術，比如“穿梭外交”，是否可以算是給美國留下仍可沿用的政治遺產？

金燦榮：他是典型的聰明人，情商智商都很高，外交層面很多具體的做法肯定會被載入美國外交史，後人也都會模仿。至於這模仿是不是用得恰當，還不好說，甚至不排除出現東施效顰的可能。

另外值得注意的一點是，猶太人公共事務協會是一個很有影響力的猶太人機構，老先生還是這協會的主席。作爲猶太人，同時也是一個成功的美國人，老先生某種程度上是美國國內猶太資本和盎格魯-薩克遜資本的一個“粘合劑”。隨着他的去世，這兩類資本會不會鬧出問題，值得我們高度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