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小杜曾经的印象里，杜聿明必应是国民党军中数一数二的实力战将。
解放战争中，他的“出镜率”最高，从东北战场到淮海战场，杜聿明先后和林罗刘、陈粟、刘邓交手。能与这么多共产党名将对阵，杜聿明自然应该是蒋介石手上的一张“王牌”。也曾看过一些文章，把国民党军中的杜聿明系和陈诚系、何应钦系、胡宗南系、汤恩伯系等并列。想想也是，在国民党的“五大主力”中，第五军是杜聿明一手带出来的；新六军的班底也来自第五军，军长廖耀湘是杜聿明的老部下；新一军军长孙立人，在远征军时期也是杜聿明名义上的部下，首任军长郑洞国更是杜聿明的生死之交。但当小杜（公众号：杜衡记）开始准备写这篇文章后，却发现其实并不存在什么真正意义上的“杜聿明系”。若论军事能力，杜聿明在国军中确实能排在前列，但若论综合实力（权、势、背景、资源），杜聿明离“自成一系”还很远。他是蒋介石的黄埔嫡系，但并非心腹，与其说杜聿明是蒋介石的一张“王牌”，不如说是一颗“好棋”。事实上，杜聿明为国民党征战二十载，一直都身处“政斗漩涡”之中，得失不由己，用如履薄冰来形容也不过分。所以，我们先来理一下国民党内部的派系，以及杜聿明所处的位置。国民党内部派系林立，往大了说，有中央系和地方系之分。
而在中央层面，党、政、军三块各有其主：党务方面是陈氏兄弟的CC系和中统；政务方面是以张群、杨永泰为代表的政学系；军务方面是复兴社和从中诞生出来的军统。国民党军务的实际掌控人是蒋介石，这一块他是不会松手的。蒋介石以下，首先就是嫡系和杂牌之分。而嫡系之中，最大的两派便是何应钦和陈诚。
何应钦、陈诚
此二人都是蒋介石的“生死之交”。何应钦曾在棉湖之役中和蒋介石同生死、共患难，那一战，是黄埔学生军的“立军之战”；而陈诚和蒋介石共赴的“难”，则是西安事变。
何应钦的优势是资历老，根基深，他是真正意义上的黄埔元老，国军的主要创始人之一。首先他是浙江人。不要低估了老乡关系在蒋军中的重要程度。国民党军中有个高级将领叫商震，原是土生土长的河北人，后来他遇到一位姓商的绍兴人，攀谈之下发现二人是远亲，于是商震就改了籍贯，宣布自己祖籍绍兴。还有那位一直让杜聿明“头大”的邱清泉，也是蒋介石的浙江“小老乡”。其次，陈诚是蒋介石的“女婿”。郭汝瑰在回忆录中讲述过其中的渊源，大致的“剧情”是：宋美龄在认识蒋介石前，曾被说媒嫁于谭延闿，但谭延闿没有同意，为了避免尴尬，就认宋美龄为干妹妹。蒋宋联姻时，宋美龄提出必须由谭延闿做媒，后来又视谭延闿的女儿谭祥如自己的女儿，亲自为谭祥选定了陈诚这个佳婿。电视剧《大决战》中有个细节，陈诚在东北失意后，就打电话给夫人倒苦水，其实就是指着谭祥出面把他调离东北。
那么，惯于任人唯亲的蒋介石，是不是更偏向陈诚系呢？不能这样简单地下结论。蒋介石是权谋高手，玩的是“帝王之道”里的“制衡之术”，自然不会傻傻地只支持某一方。何应钦和蒋介石这对“生死之交”，其实早就貌合神离了。蒋介石第一次下野那会，何应钦就没支持蒋介石，还和桂系走得很近。西安事变时，何应钦也生出过异心。很多人不理解，蒋介石为什么还会一直重用何应钦？其实，就是为了制衡陈诚，以资历论，何应钦最合适。所以最后形成的局面便是：陈诚系略得势，但规模小；何应钦系规模大，但内部关系松散。何应钦好比“反陈诚联盟”的一面旗帜，胡宗南、汤恩伯这些封疆大吏，从广义上来说也曾属于过何应钦系。而何应钦可以完全掌控的嫡系人马，其实并不多。首先，杜聿明加入了复兴社，但加入的时间有点晚，所以并没有积累到太多资源和人脉。不过，后来杜聿明还是得到了军统的支持，这是后话。其次，杜聿明的“伯乐”徐庭瑶，是何应钦系的核心人物，所以杜聿明自然也就属于何应钦系了。杜聿明真正意义上的发迹地，是广西全州。一方面，杜聿明靠的是“能力加汗水”，另一方面，就是徐庭瑶对他的提携。
徐庭瑶这个名字，让人略感陌生。这也从侧面反映出一个事实：杜聿明的发迹是缓慢而艰难的。他既不像汤恩伯，有浙江老乡的身份，又有陈仪这个浙江籍政要做靠山；也不像王耀武，很早就立下战功，被蒋介石“御笔钦点”。杜聿明在中原大战时任上校团长，所属的第四师师长，便是徐庭瑶。徐庭瑶赏识杜聿明，更多是出于公心，因为杜聿明治军有方，所部官兵军纪井然。杜聿明在这方面的能力是相当突出的，若论“用兵”，他不是国军中最强的，但若论“练兵”之道，那绝对是数一数二的水平。1934年5月，徐庭瑶出访欧美，考察的主题是军事交通。次年10月，蒋介石成立了南京陆军交辎学校。这其实是所陆军机械化学校，国军的第一支机械化部队即诞生于此。蒋介石是学校名义上的校长，但具体运作都由教育长徐庭瑶负责。那个时候，杜聿明在南京中央军校开办的高等教育班第一期进修，并加入了复兴社。1936年春杜聿明毕业，按理应该回到原部队：第25师。这个师的师长关鳞征是杜聿明的陕西老乡，又是黄埔一期同学，但却和杜聿明的关系一直不睦。于是杜聿明就接受了老上级徐庭瑶的邀请，到交辎学校担任了学员队队长，并很快升任少将。1937年，交辎学校成立了国民党军的第一个装甲兵团，杜聿明为首任团长。这个装甲兵团后来扩编为第200师，杜聿明任中将师长，不久又扩编为新编第11军，杜聿明任副军长。1938年，新编第11军移驻广西全州，最终改番号为第五军。显而易见，这支国军王牌部队的诞生，是杜聿明一手参与“孵化”的。杜聿明本质上是个儒将，是那种醉心于钻到坦克底下拧螺丝的技术型人才。沈醉在回忆功德林战犯生涯时讲过一件事，当时他们去长春参观汽车制造厂，杜聿明对国产汽车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并提出试驾，没想到厂方竟然同意了。杜聿明因此而过了一把瘾，同时对新中国的新气象也有了更深的理解。这才是杜聿明的“底色”，也注定了他在国民党的“官场政治”中难有大成。这事看起来似乎理所应当，但杜聿明升任军长却颇费了一番周折。因为，当第五军这个“果子”成熟后，想来“摘”的人就多了。徐庭瑶为了防止“果实”旁落，一直兼任着军长一职。1939年春，杜聿明率领第五军在全军演习大评比中名列前茅，时任军政部部长的何应钦不失时机地提出，升任杜聿明为第五军军长。随后，蒋介石签字同意，交由军令部发出。俞济时，浙江奉化人，蒋介石的表外甥。而改动那份任命的，便是军政部次长陈诚，同样，得到了蒋介石的签字。蒋介石之所以同意用俞济时换掉杜聿明，除了任人唯亲外，还有另外两个原因。一是正在广西的白崇禧也认可杜聿明，这几乎就是在“帮倒忙”。杜聿明有个同族的侄子名叫杜斌丞（年纪比杜聿明大）。西安事变时，杜斌丞是杨虎城部的总参议，主张“跟共产党走”，是当时国民党内著名的亲共分子。第五军移驻全州后，杜斌丞曾顺道来探访过杜聿明。这事，被陈诚知道了，于是向蒋介石打了小报告。1938年3月，国民党在武汉召开了临时全国代表大会。蒋介石在会上成立了三青团，又在会后把各种其他组织给解散了，包括复兴社。曾经的复兴社四大台柱之一的贺衷寒，担任了三青团的中央常务干事。三青团的团长是蒋介石本人，而陈诚当上了书记长。这是一个壮大自己派系的大好平台，陈诚自然是苦心经营，贺衷寒也从此和陈诚越走越近。长期经营情报系统的贺衷寒，掌握着国民党各级官员的动态，杜斌丞探访杜聿明这事，便是贺衷寒报告给了陈诚。正在杜聿明失落彷徨之际，何应钦出手了，他也不是吃素的，马上就抓到了陈诚的“小辫子”。陈诚在三青团这个平台上大展拳脚，不仅安插了很多自己人，还为了拉拢胡宗南，把他任命为三青团组织处长。但这一招显然“用力过猛”，因为胡宗南那时已经拥兵十万，陈诚拉拢胡宗南，在蒋介石那里就是件很敏感的事情。而且，被胡宗南替换掉的组织处长是康泽，蒋介石的绝对心腹。蒋介石正在不满，陈诚却变本加厉，继续委派自己的心腹郭忏出任三青团武汉支团主任。这下蒋介石就发作了，直接把郭忏召回，派了康泽去。何应钦“嗅觉灵敏”，马上提出要将陈诚撤职查办。蒋介石当然不会自毁“平衡”，何应钦也没真做这个指望，但这么一折腾，蒋介石对杜聿明出任军长一事就松口了。再加上，徐庭瑶亲赴重庆，坚决反对俞济时这个“非机械化人才”主持第五军，杜聿明也适时地向蒋介石解释了杜斌丞的到访，表了忠心，最终，杜聿明得以达成心愿，当上了第五军军长。表面上看，杜聿明赢在“打铁自身硬”，但其实，背后的政斗简直乱成了一锅粥：何应钦系、陈诚系、特务系、桂系、胡宗南系、浙江系…全部搅在其中。很难把杜聿明的荣升形容为“春风得意”，反而，多少有一点“如履薄冰”的感觉。杜聿明在抗战全面爆发前，曾作为17军关鳞征师的副师长，参加了著名的古北口战役。他和郑洞国的友情，也从这一战开始。
真正让杜聿明一举成名的，是1939年底发生在广西的昆仑关战役，这是杜聿明在升任第五军军长后的“首秀”。本文就不讲昆仑关战役的具体过程了，只分享一点：国军在昆仑关取得胜利，除了第五军装备精良，将士们同仇敌忾，老百姓自发支前等原因外，杜聿明的必胜决心也是因素之一。而这个必胜决心，除了因为杜聿明的民族自尊心外，也因为他的这个第五军军长来之不易。换言之，如果首战失利，这顶官帽说丢就丢了。杜聿明是殊途同归，他因为在派系斗争中的“如履薄冰”，也必须谨慎且客观地对待每一场战斗。杜聿明在国民党军中的后台，仅够他在“有功”的时候勉强保住“有赏”，一旦“有过”，就全凭运气了。昆仑关战役，是杜聿明戎马生涯中收获赞誉最多的时刻，但马上，“政斗漩涡”又汹汹而来。首先，第五军的上级，第38集团军总司令徐庭瑶被撤了职。表面上看，徐庭瑶是背了桂南会战总体上失败的“锅”，但实际上，这又是蒋介石的制衡之术。因为杜聿明崛起了，就等于在何应钦系这边加了一颗“砝码”。蒋介石要维持这架“何、陈天平”，要么在陈诚这边加“砝码”，要么在何应钦这边减“砝码”。徐庭瑶，就是被减掉的那颗“砝码”。徐庭瑶是何应钦的死党，而杜聿明说到底是黄埔生。这两个“砝码”一换，何应钦和陈诚都没话说，唯一获益的就是蒋介石。杜聿明这颗“砝码”很重，因为第五军作战有功，得以扩编三万新建了第八军，实力大增。首任第八军军长的是郑洞国，而他的第五军副军长一职，由原第22师师长邱清泉接任，同时，廖耀湘升任第22师师长。这三个名字，分别是后来新一军、第五军、新六军的三位军长。三人都升职了，按理说应该皆大欢喜。但是，邱清泉却很不高兴。因为，就在第五军扩编的时候，陈诚撺掇着蒋介石，颁布了一项新规定：副军长不得兼任师长。郑洞国任副军长时，兼着模范一师师长，而轮到邱清泉当副军长了，却不得不交出第22师。这对于“有多少兵就有多大权”的国民党军官来说，是致命的。于是邱清泉就闹了起来，但最终没能拗得过“正当红”的杜聿明。“邱疯子”因此而负气辞职，找蒋介石去了。蒋介石也没插手此事，把小老乡留在了身边，担任侍从武官。杜聿明、邱清泉、廖耀湘，其实都是技术性将领，也都毕业于黄埔，邱、廖还分别在德国和法国留过学。但在国民党的派系斗争中，技术性将领都不占优势，更别说结成一系了。邱清泉走了，他因此而错过了第五军军史上的下一件大事：远征缅甸。1941年，第五军调防至云南，驻扎在杨林和曲靖。是年2月，杜聿明随团赴缅甸、印度、马来西亚做军事考察。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次年年初，日军进攻缅甸，中国随即成立了远征军，南下缅甸作战。远征军初由第五军、第六军组成，后又加入了第66军，杜聿明以第五军军长的身份兼任了远征军副司令长官，可谓重任在肩。但是，远赴海外作战的杜聿明，并没有遇到一个比在国内“单纯”一些的环境，相反，那是一个更复杂的“漩涡”。远征军直到出发时，都没有任命司令长官，而杜聿明这个副司令的“顶头上司”变成了三个人。一个是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美国人史迪威，这是蒋介石认可的远征军指挥官。远征军的第二个“指挥官”是蒋介石，因为一旦史迪威的命令有可能损害中国利益，杜聿明就必须先向蒋介石请示。第三个是英缅总司令亚历山大，他单方面宣布自己为中英联军最高指挥官，并有权指挥史迪威。这三个人的需求各不相同。史迪威是为了个人抱负，也就是想在此战中有所斩获，积累政治资本；亚历山大代表的是驻缅英军的利益，指着中国军队在抗击日寇时打头阵；蒋介石既要遵守中英间的防御协定，又要兼顾美国和中国的利益，同时还要在国际上捞取政治资本。作为杜聿明来讲，他无疑成为了“夹心饼干”，只要中、美、英三方各有所求，杜聿明在未来违抗某一方的军令几乎是必然的。结果，远征军入缅后的第一场大仗：同古保卫战，杜聿明就违抗了史迪威的军令。简单来说，同古守不住。打仗无非就是两件事：保全自己和消灭敌人。既然形势对己不利，杜聿明便选择了撤退。但史迪威不高兴了，说杜聿明是逃跑行为。史迪威就是希望中国军队和日军拼一拼，说不定能拼出点什么。按当年彭德怀骂李德的那句话来说，史迪威也属于“崽卖爷田不心疼”。虽然杜聿明最终还是发出了撤退命令，但第五军也向世人证明了一件事情：中国军人不怕牺牲！这个功臣就是第200师的师长戴安澜。第200师在同古歼敌5000余人，重创了日军。而在最后的撤退阶段，戴安澜亲率区区几十人断后，若不是已经撤退的副师长郑庭笈带着一个特务连回来营救，戴安澜极有可能在同古就殉国了。
如前所述，第200师是第五军起家的部队，而戴安澜是老军长徐庭瑶的同乡，两人关系莫逆。我们无法知晓，戴安澜在缅甸的英勇表现，是否和徐庭瑶受到的不公平待遇有关。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戴安澜为第五军，为整个中国军人争了光。同古战役后，戴安澜受到了嘉奖，但史迪威还是不依不饶，要撤杜聿明的职。蒋介石毕竟是权谋高手，他既没有撤了杜聿明，也没有无视史迪威的不满，而是不失时机地任命了远征军的正司令长官：罗卓英，来充当杜聿明和史迪威之间的“润滑剂”。罗卓英的背景，毫无意外，属于陈诚系，而且是核心成员，他和陈诚是保定军校的同学。随罗卓英一起入缅的，还有第66军，孙立人的新编第38军即在其中。史迪威是“中国通”，所以他欢迎罗卓英的到来，因为，“何、陈矛盾”有助于他实现掌控一部分中国军队的目的，为他在盟军中争取指挥权创造条件。曼德勒会战，英美指挥官再一次对中国军队下达了“不许撤退”的命令。英国人，是为了“我先撤你掩护”，美国人史迪威，还是为了“爱拼才会赢”。最终的结果，腊戌失守，中国军队被切断了退路，而且丢失了战略物资基地。史迪威一看，既然撤不回中国了，那正好，第五军来印度吧！杜聿明收到电令后，没有执行，他打算穿越野人山回中国。而且，为了不给蒋介石出难题，杜聿明也没有向重庆请示。（注：这是杜聿明的自述，主流的说法是蒋介石下令远征军回国。）撤退路上，杜聿明遇到了孙立人。孙立人决定按史迪威的命令撤往印度，而杜聿明则兵分五路，一头扎进了野人山。很难说孙立人和杜聿明的选择哪个更正确。一个是按军令行事；一个是为了中国军人的尊严，不想成为流亡海外的部队，更不想被列强控制。但最后的客观结果，孙立人远好于杜聿明。新38师在印度得到了良好的补充和训练，后来参加了第二次入缅作战，并扩编为新一军。而第五军在野人山的恶劣环境中损失惨重。戴安澜在突围时壮烈牺牲，第200师残部由副师长高吉人带领，回到了中国。五路人马中，还有两路也回了国：余韶的第96师和游击司令黄强所部。杜聿明的军部直属队和廖耀湘的新22师，在恢复了和重庆的联络后，最终还是被蒋介石下令去了印度。新22师留在了印度，和新38师组成了新一军，后来又扩编分离出来，成为了新六军。回到昆明后，杜聿明手上的第五军人马，已不足两个团。第一次远征缅甸失利，第五军的损失最严重，但杜聿明却意外地成为了最大的获益人。第六军战损过半，军长甘丽初被免职；第66军除了孙立人师外，另两个师几乎是不战而败，军长张轸被撤职查办，第66军取消番号。而杜聿明，不降反升，成为了新成立的第五集团军总司令，下辖第五军、第二军、第六军、第八军，第53军共五个军。一是第五军虽然损失最大，但确实是入缅三军中打得最有骨气的部队。戴安澜以师长之身殉国，以及全军在野人山的孤注一掷，都让国内舆论站在了第五军一边。蒋介石也要面子，不可能定论三个军都是饭桶。二是蒋介石看到了杜聿明的忠心。不管第五军坚持回国这事，是杜聿明主动为之还是因为听命于蒋介石，总之蒋介石很满意杜聿明的态度。因为，杜聿明回国后，史迪威和罗卓英之间就起了矛盾。史迪威罗列了罗卓英的十大罪状，要赶他下台。其中的目的很明显，史迪威想直接控制廖耀湘的新22师和孙立人的新38师。廖耀湘、孙立人
蒋介石自然不会让史迪威如愿，但又不能撕破脸。而有能力和资格处理好这类事件的人，非何应钦莫属。
何应钦也确实老道，他出了个折中方案，也就是成立新一军，把两个师都装进去，任命一个军长，归史迪威指挥。这样，史迪威的需求得到了部分满足，但掌控力被“稀释”了一层。而何应钦选定的这个军长，便是和杜聿明肝胆相照的郑洞国。同时，蒋纬国刚好从德国留学回来，也被安排进了驻印远征军。郑洞国空出来的第八军军长一职，则由何应钦的过继儿子何绍周担任，划归到杜聿明的第五集团军。但最大的赢家还是蒋介石，因为，杜聿明升职后，第五军军长空缺，蒋介石就把邱清泉安排了回来。杜聿明的第五军军长生涯到此结束，他在“漩涡”中上任，又在“漩涡”中离开。他曾苦心经营，打造了第五军这支王牌，但险些连军长都没当上；他曾浴血昆仑关，让第五军扬名抗战史，但却在远征缅甸时成为“挂名司令”；他在野人谷损兵折将，铩羽而归，反而当上了集团军司令。杜聿明从此过上了太平日子，在昆明当了两年没仗打的集团军司令，直到抗战胜利后，才再次成为了焦点人物。
